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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总是“响应着当前的时代”
，然而，“过去的时代却在对之加以抵抗”
；“正是从当代潮流和艺术家那种不合时宜的人生观之间的紧张冲突中，产生出一连串小规模的迸发（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而这就是艺术作品。“
这样，艺术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便来自艺术家与人性之终极本质的接触交往，而这种终极本质同时又正是人性的终极目标。
“历史是那些过早出生的人的历史。”至于艺术家则是那种“一次又一次地从人群中觉醒的人”
，“他在人群中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的出现是遵循种种宽广得多的法则。他带来奇怪陌生的习惯和大胆无礼的要求。未来残酷无情地经由他来说话。”
然而作为人的本质和人的未来的代言人，艺术家其实是当前被压抑了的那些要求的代言人，“他们能够飞翔的心灵到处撞击着他们时代的大墙；他们的作品乃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未能解决的问题。”
里尔克把艺术家比喻为一位舞蹈者：“他的动作因狭小空间的限制而中断，那些不能在他的脚步与他挥舞的手臂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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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表现的东西，疲惫地从他的唇间挣扎出来。
如果不是这样，他就必定会用受伤的手指把他身体的线条和轮廓刻画在周围的墙壁上。“
艺术乃是一种忠实于自然本能并因而忠实于童年时代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为了任何特别的目的而进行的自我控制或自我限制，毋宁说是一种来自自身内部的自由宣泄；与其说是小心谨慎，毋宁说是一种富于智慧的盲目；与其说是努力工作以获得默默地、缓慢地增长的财富，毋宁说是持续不断地消耗所有那些终将耗竭的价值。这种存在方式中有着某种朴素天真的本能的东西，它类似那个以欢乐的信心为其特征的未被意识到的（无意识的）最佳时期，即童年时代的那段时期。”儿童没有“失掉什么东西的焦虑”。儿童所感觉到的一切都经过爱的过滤并被爱所照亮，“那一度被爱所照亮的无论什么东西，便作为意象而存留下来；这些意象就是财富，它们不会丢失。这就是儿童为何如此富有的原因。”
〔弗洛伊德论幸福的话可以看作是对里尔克这一思想的补充：“幸福是推迟实现的史前（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愿望。这就是财富为什么很少带来幸福的原因——金钱并不是童年时代的愿望。”
［３５］〕艺术家是那种拒绝经由教育进入现存秩序中生活的人，他始终忠实于他自己的童年时代，并因而成为“一个生活在所有一切时代的精神中的人——一位艺术家”。
因此，艺术家作为一棵树，它与别的树的区别就在于它深深地把自己的根扎进黑暗的无意识：“艺术家更深地深入到所有变化生成的温暖的深处。在他们身上别的汁液也会开花结果。”
也许，里尔克需要由精神分析学来对之加以补充；但另一方面，当把精神分析学的种种表述与里尔克的说法并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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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时，精神分析学的这些表述便成了小巫见大巫。精神分析学家们应像弗洛伊德那样羡慕诗人的才能：“（他们）几乎不需要什么努力，就能从自己情绪的旋涡中捕捞出最深刻的真理；而我们这些人则不得不披荆斩棘，在令人痛苦的种种不确定性中不断地摸索，才能到达这些真理。”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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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语言与爱欲
如果精神分析学推进和发展了一般的人性理论，那么它也就一定能够推进和发展语言理论；反过来说，神经症症状既然如此近似于语言符号，那么精神分析学在表述其神经症理论的时候，就不可能不涉及对卡西尔称之为ａｎｉｍａｌｓｙｍBｂｏｌｉｃｕｍ（拉丁语：符号动物。——译注）的这种东西的总体的理论解释。语言就像艺术一样，也是一个需要通过综合精神分析学和非精神分析学学派的理论才能获得解答的难题。
这种综合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总体的人性理论，而其基础则是毅然决然地把文化幻觉视为神经症。除了我们后面将予以考察的一段不够具体的文字外，弗洛伊德并没有关于语言的总的理论。因而，最有意义的综合尝试，乃是具有精神分析学思想的人类学家韦斯顿。拉巴尔（ＷｅｓｔｏｎＬａＢａｒｅ）
［１］所作的综合尝试。
精神分析学对语言所作的研究，其基本矛盾是把语言视为升华了的性欲和把语言视为在里比多从性欲目标向社会目标作总体转向——按照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这种总体转向就是所说的升华，也就是所说的文化——过程中的一种关键性的工具。弗洛伊德在他最接近于对语言理论所作的总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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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试验性地采用过斯佩珀尔（Ｓｐｅｒｂｅｒ）的语言理论——语言来自动物的求偶呼唤，语言是通过在这种求偶呼唤和劳作过程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而建构起来的。
“可以说，原始人乃是通过把劳作当成性行为的等价物或代用品，才使其劳作变成了可以接受的事情。”
［２］
在精神分析学中，升华或许是最难理解的概念，只有在本书的后面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对它的理解。总地说来，升华过程并不仅仅涉及性本能，同时还涉及性本能的对手和敌人。
因此在我们获得对爱欲的对手和敌人的理解之前，我们不可能获得对它的理解。
在弗洛伊德的后期理论中十分特别的是，否定（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语言中的一个基本原则，竟被视为死亡本能的衍生物。
［３］我们此刻还没有一种升华理论，因而自然也就不能提出一种语言理论。尽管如此，对精神分析学的有关观点作一初步的估价和评定，可能仍是有价值的。
如果语言是爱的产物，我们就必须超越“语言起源于人类劳动过程之中”
（恩格斯语）
［４］这一经济理性或操作理性的思想。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看，语言确实与人类劳动不可分离；在弗洛伊德对斯佩珀尔的评论中，语言的功能是使劳作成为可能的事情。但要使劳作成为可能的事情，首先需使它成为可以接受的事情；而它之成为可以接受的事情，乃是通过使它成为受压抑的性欲的代用品。在劳动之外和之上的是爱，劳动是靠受到压抑的爱的能量，才得以维持的。
但如果语言是（升华了的）性欲的产物，那么它几乎不可能像斯佩珀尔理论所设想的那样，是生殖器性欲（动物的求偶呼唤）的产物。这样一种假说与精神分析学强调童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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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殖器的（ｐｒｅｇｅｎｉｔａｌ）性欲是爱欲的巨大储蓄所（升华和文化正是从这一储蓄所引导出来的）的思想不相协调。同样它也与这一事实不相吻合，即儿童言语能力的获得发生在童年性欲早期全盛时期，并成为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不需要什么精神分析的技巧，只需要对人的童年时代作简单的观察，我们便会发现，在每个人过去的生活中，语言总是起源于以母亲为中心的童年生活——即游戏、快乐和爱的生活——之中。在这一原始功能的基础上才建立起其继发性的功能，即将人的能量组织起来用于社会化了的生产性劳作。就每个人在个体发生学意义上的发展而言，爱的语言和建立在快乐原则上的语言先于那后来成为劳作语言和现实原则语言的语言；语言——是建立在爱欲基础上的操作性上层建筑。
弗洛伊德说思想是里比多的投注（ｃａｔｈｅｘｅｓ）
，这也就是说，思想是爱的行使；自觉的注意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觉行为，而且也是一种里比多的过量投注（ｈｙｐｅｒｃａｔｈｅｘｉｓ）
；从而“肯定（ａ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作为结合的代用品，便从属于爱欲“。
［５］这样，精神分析学将不得不使自己与由现代比较语言学权威耶斯佩森（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重新阐述的卢梭和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理论结盟。耶斯佩森说：“人早在能够说出自己的思想之前，便用歌唱来唱出自己的感情。”
［６］追随耶斯佩森的说法，苏珊。朗格（ＳｕｓａｎｅＬａｎｇｅｒ）
也认为语言“其开端并不是天然的顺应调整（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和表达意义的方式；它们最初是无目的的喃喃自语的本能，是原始的审美反应，是梦一般的观念联想”。
［７］如果语言具有童年期爱欲的基础，那么它就基本上是一种游戏活动。对儿童所作的观察表明：学说话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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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说来，本身就是一种游戏，尔后则进一步被用来使其游戏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对语言——不是特殊的语言而是一般的语言——所作的分析也显示出它的这种本质上是游戏的结构。
用卡西尔的话来说，“语言就其要义和本质而言乃是隐喻性质的”
，而每一种隐喻又都是一种语词游戏。
［８］语言中游戏的成分即是爱欲的成分；这种爱欲成分本质上并非生殖器的，而是多形态的性反常（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ｏｕｓｌｙｐｅｒｖｅｒｓｅ）。
如果在每一个儿童过去的生活中，语言首先是一种爱欲表达的方式，尔后才屈服于现实原则的统治，那么它便遵循着（或许我们应该说反映出）人类心理所选择的路径，并分担着人类心理的最后命运——神经症。这样，语言就不得不作为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冲突的结果，就像神经症症状那样，被作为妥协形式（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ｆｏｒａｍｔｉｏｎ）
来加以分析。
［９］像这样把人的言语——它是我们优越于动物的无须加以证明的标志——视为一种疾病或至少视为本质上具有疾病性质，这无论对一般人的常识还是对哲学家卡西尔来说，都肯定是一种可怕的假设。
［１０］然而精神分析学既然坚持在文化成就和神经症之间，在社会组织和神经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因此把人定义为神经症动物，它也就很难采取任何其他立场和作出任何其他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并未意识到他本人所开创的这一思想路线的内在含义；他认同于１９世纪的科学，但１９世纪的科学对自己所使用的工具却缺乏批判意识。不过只要把精神分析学推向其逻辑的必然结论即语言具有神经症性质，它就能够与２０世纪的语言分析学派携起手来。
２０世纪的语言分析学派对语言所作的深层分析受到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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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斯坦（Ｗｉ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的启发和鼓舞——这位对语言的心理病理学（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具有真正天才的人这样说道：“哲学是一场战斗，它反抗我们的心智用语言对我们进行的魅惑。”
［１］
某些这样的语言分析者计划通过把语言还原为纯粹操作性的术语来摆脱语言的疾病。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看，纯粹的操作性语言将是一种不具里比多（爱欲）成分的语言。因此精神分析学一定会暗示说：这样一种计划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语言也像人一样具有一种爱欲的基础；此外，这种计划也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无论你怎么劝说，人是不可能仅仅为了操作（劳作）的目的而进行操作的。如果我理解无误的话，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立场与精神分析学的立场要接近得多——他把哲学的任务限制在认识到语言不可避免地具有精神不健全的性质上。
“我的目的在于，”他说，“使你们学会抛开一段经过伪装的无意义的话，而转向那明显的无意义的话。”
“谁真正懂得了我，他最终便认识到这（我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１２］精神分析学的起点正是维特根斯坦的终点：问题不在于语言有病，而在于人就是疾病。
作为疾病的语言和作为游戏的语言，这两种语言在神经症游戏即巫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魁惑）这一概念中汇合在一起。
在《泛灵论、巫术和思想的全能》（Ａｎｉｍｉｓｍ，ＭａｇｉｃａｎｄＯｍｎｉｐｏｔ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
［１３］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超越了弗雷泽（Ｆｒａｚｅｒ）
对原始巫术的理解。
弗雷泽认为原始巫术简直就是一种谬误的思维体系，它由于对事物之间的联系缺乏真实的（“科学的”）理解，而把因果关系置放在肤浅的观念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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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基础上。
弗洛伊德则寻找一种动力学意义上的心理因素，以便用它来解释原始人对巫术的积极热衷。他发现这一心理因素就存在于对思想全能和愿望全能的信仰中。但既然对思想全能的信仰①也能在儿童和文明化了的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找到，弗洛伊德便自然能够对它作出精神分析学的解释：这是存在于童年期性欲发展的自恋阶段上的一种具有典型特征的心态；原始人中的成年人保留着高度的自恋心态，而文明化了的成年神经症患者则倒退到这种心态。
现在，如果我们可以说语言有病就在于它包含有巫术的种种特性，就在于它反映出对思想的现实性和愿望的现实性的信仰，那么我们便能够把语言的这种巫术特性追溯到它与幼儿期性欲发展的自恋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儿童形成了自己纯粹追求快乐的自我——的有机联系。对一个纯粹追求快乐的自我来说，世界是一个梦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从“神经症流行”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中愿望即是真实——其实，对儿童说来这并非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