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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人计解围，是完全中国传统的产物。汉高祖被匈奴围在白登（山西大同），一筹莫展。高人点化他，教他画了许多当时中国小姐的画像（那时候没有照相机），派人偷运到匈奴营里，给酋长老婆看，威协说：“看看这些美人儿！看这些小脸蛋，多标致啊！这就是我们老板要送给你家老公的礼品目录！她们来了，您老大的地位如何，您老太心里有数。为您老太计还是说动您老公，赶快退兵吧。兵一退，当然礼品我们就留着自己用了！”酋长老婆是何等聪明人，她岂能平白替老公“选美”？于是，一夜之间，局势全变，匈奴退兵了。
这种用美人达到政治目的，远在汉高祖以前，就被高人想出来了。其中西施最有名，西施可说是第一届中国小姐，因为当时是从全国大选中选出来的。西施的本领，比现在的中国小姐高出很多，除了不会英文以外，别的全考第一。她会生私生子，会搞00七，会跳踢踏舞，现在苏州的“响屟廊”，就是当年这位捧心美人大跳特跳的地方，响屟的意思是用跳舞振动地板，振动出乐声满廊，现在的中国小姐，又有谁行？
因为奇计屡售，中国的高人，在对中国小姐品头论足之余，总喜欢一举两得，来点政治目的。响屟廊成绝响后两千五百年，在中国的台北，这种高人又出现了。他们提议－在他们参加的讨论子国家建设”的会议上提议，现在“国难当头”，应该选举中国小姐，因为“大家谈到中共目前的统战伎俩，与会人士大多认为，我们应该争取每一个在国际上自我表现的机会。因此中国小姐选拔虽然是个轻松的活动，却有严肃的意义。”
这就是说，选举中国小姐，是有政治目的的，中国小姐“在国际上自我表现”，可以反击“中共目前统战伎俩”。为什么？为了中共那种社会，出不了中国小姐这种人。“停止选拔中国小姐是一种因噎废食的措施，因为中国小姐选美可以从选拔出来的中国小姐身上，看见我国的进步。
看了这些海内外高人的高论，我忍不住说：你们错了，全错了！
错在哪儿呢？错在提议选举中国小姐吗？不是。提议选举中国小姐并不算错，错的是提议所根据的理由，请听我当头棒喝如下：
先说为什么提议选举中国小姐不算错。选举中国小姐，是一种“选美”活动。选美活动，是人类发明的最早活动之一。照希腊人说法，木马屠城记那段特洛伊之战（TrojanWar），就是选美选出来的大祸。原来女龙王结婚，大开筵席，谁都请了，单单没请挑拨女神伊瑞丝（Eris）。伊瑞丝大怒，丢出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最美的”，这下子搅局成功。高朋满座之中，三个女神闪出，当美不让。她们是天神宙斯（Zeus）的老婆兼妹子、婚姻女神兼注生娘娘席拉（Hera），宙斯的女儿。智慧、技艺和战争女神雅典娜（Aihena），和宙斯的私生女儿、爱与美神爱芙罗代蒂（Aphrodiie），即维纳斯（Venus），她们要求来个选美比赛，请宙斯评判。宙斯是老奸巨滑，那肯干这种得罪人的事，他叫她们去找巴黎斯（Paris），于是三位女神，直奔巴黎斯，跟他幕后交易，最后维纳斯贿赂成功，答应裁判得到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海仑（Helen）。于是，当选者得到金苹果，落选者掀起战争，一打就是十年。
上面这个史例，说明了选美本身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发明，争奇斗艳是孔雀的大性，也是女人的天性。凡是“敢将十指夸针巧”的，就没有“不把双眉牛画长”的，让女人做做困美之斗，四座同笑，上下并欢、且为大上人间，留下绝代佳人的尺码，是一件很美的事。人类自古就有这种发明，殊甚嘉许，至少不必大惊小怪，至少还不致于构成“资本主义堕落生活方式的代表”，或是”‘侮辱女性，’之类。希腊国王长堤选美时，世界上还没有资本主义；而中国小姐能上台，李敖先生不能上台，这反倒是对女性的谄媚，对男性的侮辱。何必用不通的大帽子反对呢？用大帽于反对选美的人，他们有不开心的心病和易倒胃的胃病，老喜欢过度用道德的标准来套一切。他们不知道，美的本身，既非道德的，也非不道德的，而是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一般人口头禅“真”“善”“美”，真是科学哲学的；善是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美是美学艺术的，美本身无须为真和善做美女。何况照拜昂（Bion）说法，美就是善；照济慈说法，美就是真。美本身足可成立，无须也不该加上道德判断。所以，提议选举中国小姐不算错。
错在提议者所根据的理由。亚里士多德说美是上帝的礼物，人类发明选美，不过摆出礼物而已，赏心悦目，快然自足，没有别的，也无须有别的。美本身就有“原始的完整性”（primitive integrity），选美本身就有它自己的意义，不必被也不该被“政治挂帅”。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的学人，应该问问自己：这种动不动就“一切为政治”、“政治领导一切”的毛病，是不知不觉跟谁学的？罗素从苏联回来，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学人们怎么这点分寸还弄不明白？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可曾想到未在枝节上得好处，已先在根本上－“政治挂帅”上开了倒车？你们的书，念到哪儿去了？
结论是：我反对以道德理由禁止选举中国小姐，一如我反对以政治理由开放选举中国小姐，说破了真好玩－道德性禁止和政治性开放，其实两组的理由竟一样！它们同一思路，同一模式，同样不知美之为美，同样混！
写这篇文章，本来是以作战“解围”伏笔的，现在却成了出猎“打围”，我真抱歉。
一九七九、七、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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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再嫁了吗？
《中央日报》五十二年四月十三号朴人先生的“李易安的再嫁”一篇文章，重新给一段错误的历史记载加以传布，这是大可不必的事。
李易安（清照）的没有再嫁，在历史上可以成为定说了，这是稍懂基本考证的人都知道的。李易安有文采、有学问，但是因为是女人，又才气太露（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苏拭，秦观，黄庭坚、贺铸等名家都被她批评过），所以被当时许多人嫉忌，硬给她造谣言，说她在大夫赵明诚死后改嫁张汝舟了；改嫁后又所遇非人，告到官里去，又判决离婚了。
其实这些都是谎话。
最早编造或传布这些谎话的是胡仔、赵彦卫。李心传等人。他们虽然与李易安同是宋朝人，时代接近，但是纪录的手法却大有问题，胡仔的《苔溪渔隐丛话》一书，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一一四八）三月，这时李易安大概已经死了很久了。（李易安的死年不可考，周密《浩然斋雅谈》记她曾在绍兴十三年癸亥（一一四三）端午进“帖子词”，那时她六十一岁，以后再也没下文了。）晚一点的是赵彦卫的《云麓漫钞》，这书成于宁宗开禧二年丙寅（一二0六），已经到第十三世纪了。再晚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书最早的版本是理宗宝祐年间的扬州刊本，在一二五三年以后。上面三书的成书年代都可证明一件事－李易安当时并没看到这类诽谤她的记载，而这类记载的形成，不过是根据一些鄙恶小说的绘影绘形，正如清人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所说的：
“其时无学者，不甚易安讥询，改易安与綦学士启，以张飞卿为张汝舟，以玉壶为玉台，谓官文书使易安嫁汝舟，后结讼，又诏离之，有文案（详赵彦卫云麓漫钞、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方扰离，不纠言妖也。”
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
一、李易安再嫁的传说，是小人们编造的；
二、这种编造，因为南宋的偏安扰离，竟没有澄清。
为了证实这些传说的错误，俞正曼在《癸巳类稿》中又批评这些早期的史料：
“读云麓漫钞所载谢秦崇礼启，文笔劣下，中杂有佳语，定是篡改本。……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采鄙恶小说，比其事为文案，尤恶之。后读齐东野语，论韩忠缕事，云李心传在蜀，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疏衅固宜。又谢材得集亦言，系年要录为辛弃疾造韩侘胄寿词，则所言易安文案谢启事可知。”
这段文字已指出这些史料的不可靠。不可靠的原因依我看来，乃是李易安的词，已“版行于世”，但她的丈，却“少有见者”，这种情形，在《云麓漫钞》中说得很明白。《云麓漫钞》记这种情形时，距李易安的死不过才六十年，文章的流传已如此之少，篡改本或膺品自然是极可能的事。这种史料方面的不可靠，足以成为李易安没再嫁的第一个证据。
李易安的丈夫赵明诚，死在高宗建炎三年已西（一一二九），那时候李易安已经四十七岁了；四年以后，在高宗绍兴三年癸丑（一一三三），她写《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并序，其中有“间阎嫠妇”“嫠家父祖”的活，那时她已经五十一岁了，还在守寡；第二年，绍兴四年甲寅（一一三四），她写《金石录后序》，已经五十二岁了。（这序的末尾署“绍兴二年”，是后人转抄抄错的，应该是“绍兴四年”，洪迈曾在王厚之（顺伯）那里看过这序的原稿，遂在《容斋四笔》里记为四年，也就是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所说的“绍兴甲寅”。序中说“至遇莲竣知非之两岁”，莲瑷（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证李易安当时是五十二岁。）在序中李易安历数她从丈夫葬后，“无所之”的苫况，由于想投奔她丈夫的妹婿到投奔她的弟弟李迹迒，受尽了病困苦恼，这样一个可怜的老太婆，那里还改什么嫁？无怪乎吴卫衡照要在《莲子居词话》里说：
“岂有就木这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顾为此不得已之为，如汉文姬故事？意必当时嫉（哲宗）元桔君子者攻之不已，而及其后（人）；而文叔之女（敖按：李易安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多才，尤适供谣诼之喙，致使世家帷薄，百世而下，蒙垢抱诬，可概也已！”
这些文件，可以成为她没有再嫁的第二个证据。
从李易安寡居后的作品中（如“感怀”诗、“晓梦”诗、“武陵春”词等），我们看不到她改嫁的原手史料。再从宋人朱烹、洪迈等的片语或著作品中，也看不到有关她再嫁的微辞或记载。（寡妇再嫁在朱嘉眼中是何等严重的事！可是《词综》记朱嘉提到李易安，却只称赞她是“本朝妇人”中的“能文者”。我怀疑李易安若改嫁了，朱老夫子会不揭她的疮疤！）又从《宋史》李格非的传中，更看不到她的女儿改嫁再适的证据。又如帮过李易安大忙的綦崇礼学士，他的女婿谢伋，在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一一四一）写《四六谈尘》的自序时，李易安已五十九岁，谢伋还称她为“赵令人李”，她若再嫁张汝舟、怎么能有这种称呼呢？所以俞正燮认为：”若（綦）崇礼为处张汝舟婚事，伋（为）其亲婿，不容不知。”俞正燮又提到百年后、理宗淳祐元年，一二四一）张端义《贵耳集》中称“易安居士，赵明诚妻”的话，同样可证“易安为嫠行迹，章章可据”，因为张端义也是宋朝人，《贵耳集》也是不算太晚的史料，至少比《建灸以来系年要录》还早）。这些文证，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三个证据。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说：
“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
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
诏除名，柳州编管（十月己酉行遣）。李氏，格非
女，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细味这段话，怀疑“汝舟妻李氏”可能不是李易安，也许是李易安的本家，也许是一种讹传或牵合。李慈铭又说“讼其妄增举数”一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明发生在绍兴二年癸子（一一三二）的九月朔，但《金石录后序》却明明还记着绍兴二年十月朔“易安室”的字样，“岂有三十日内，忽在赵氏为嫠妇，忽在张氏讼其夫”？其实这是李慈铭自己的错，他不知道《金石录后序》中的绍兴二年该是绍兴四年，所以这种反证，虽然在替李易安辩护，却不能驳倒李心传。驳倒李心传的办法，除了前面俞正燮举出的李心传有作伪行迹外，还可从社会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原来赵明诚死的日子是建炎己酉三年（一一二九）八月十八日，李心传指出的李易安与后夫涉讼则在绍兴二年癸子（一一三二）九月朔，前后不到三年。李易安死了丈夫，必得守“三年之丧”，她若不先守丧三年，改嫁不但要判“徒三年”的罪，而且婚姻是无效的，这种规定，“宋刑统”中著有明文，读书知礼世门望族的李易安绝不敢不守这种礼法，也不可能不守这种礼法。即使三年之丧按照二十六个月来算，则她为亡夫守丧完毕时已在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十一月十八号了。从这天朝下算，直算到李心传所谓的与后夫涉讼公庭为止，前后不到十个月，在这不到十个月的日子里，若照诽谤她的人所描写的，她必须又要脱下丧服，又要疗养重病，又要找到新欢，又要听新欢“如簧之说”“似锦之言”，又要再婚燕尔，又要双双闹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