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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同一谕中，还特别举出一桩土谢图汗欲其子谋袭呼什克图的作弊案件。他说：喀尔喀蒙古诺颜部之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以后，其商卓特巴那旺达什为寻其师之呼毕勒罕，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庙内行礼，遇见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车登多尔济“欲伊子为呼毕勒罕”，“有意告知那旺达什”其子生时有一点微光，那旺达什便问明此子年庚及父母岁数，又至公额琳沁多尔济家，问明其子年庚及父母岁数，然后入藏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指示。达赖命其找拉穆吹忠，拉穆吹忠“看出那旺达什情形，用言试探”，那旺达什将车登多尔济与额琳沁多尔济二人之子告诉拉穆吹忠，拉穆吹忠即指定土谢图汗之子“是真呼毕勒罕”，达赖喇嘛便照此批准。那旺达什从西藏回来时，已有旨禁止私寻呼毕勒罕，乃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仗恃系达赖喇嘛和拉穆吹忠所指，向理藩院呈报。他发现此事可疑，派大臣审讯，查明此事，以车登多尔济“私认呼毕勒罕”，以图使一子袭己职，以另一子为呼毕勒罕，“可得喇嘛财产”，而革其汗爵和副盟长之职，以商卓特巴那旺达什“有意钻谋汗王子弟为呼毕勒罕”，代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附会妄指，“其罪更重”，将其“剥去黄衣”，发往河南安置。［7］
这样一来，不仅达赖、班禅和西藏的呼什克图，便是青海、蒙古的呼什克图，其择立呼毕勒罕之权，实际上亦已归属于清政府，这对加强、巩固中央对藏蒙地区的管辖，起了重大作用。
乾隆帝还对革除以往噶布伦缺出皆由东科尔家道殷实世家富户充补的旧习，取消噶布伦四缺中之喇嘛一缺，新设“番兵”三千名经费，以及与廓尔喀通商等事，作了具体的指示，并再三责令福康安等大臣“当趁此将藏中积习剪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俾经久无弊，永靖边隅”。［8］
乾隆帝的这些谕旨，为福康安等大臣拟定西藏善后章程，奠定了基础，他们根据皇上制定的方针和重要政策，小心谨慎从事，认真商讨，终于妥善地解决了藏地善后事宜。
二、《钦定西藏善后章程》
大将军、大学士、两广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等在藏文武大臣，根据乾隆皇帝的谕旨，联系藏区实际，反复思考，提出方案，并会同达赖商议，传达帝谕，积极解决西藏善后问题。
福康安先将“善后章程大意，告知达赖喇嘛”，观其反应，达赖坚决拥护帝之旨意。福康安向帝奏称：“察看达赖喇嘛，感戴出于至诚，一切惟命是听，断不敢稍形格碍”。［9］达赖还特向福康安告称：“此次官兵进剿廓尔喀，收复边境，卫藏得以宁辑，实深欢感，即日专差喇嘛赴京，进表谢恩。”班禅亦因感激帝恩，“恳请差人赴京，赍进表贡”，福康安上报朝廷，乾隆帝十分高兴，谕允其请。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议覆福康安奏上的“筹议番兵章程”，条文为：一，唐古特兵丁，一向为五千余兵，系临时在各寨调遣，有名无实，嗣后前藏后藏各设兵一千名，定日、江孜各设兵五百名，共三千名，在该处就近挑补。原设戴绷五人，前后藏各驻二人，以一人分驻定日，现再添设戴瓢一人，分驻江孜，各管兵五百名，督率教演，前藏归游击统辖，后藏及江孜、定日归都司统辖。二，“大小番目”，须分别等级，逐层管束，于额设戴绷六名以下设如绷十二名，甲绷二十四名，定绷一百二十名，递相统辖，分管唐古特兵。遇有缺出，按照等差，由定绷以上，依次递升。其东科尔世家充当兵目，亦一体办理，不准超越。三，“番兵”酌给口粮，每名每年各给青裸二石五斗，调遣征战，每日由商上各给糌粑一斤，并发给执照，免其徭役。戴绷六名，每名按例各给庄田一分，其余人员酌给钱粮，如绷给银三十六两，甲绷二十四两，定绷十四两八钱，俱由前藏商上交取，交驻藏大臣转发。三，兵丁技艺，应令各将备“督同番目训练”，驻藏大臣于每次巡查时，校阅优劣，分别赏罚，驻防将备即以所管兵目优劣，分别等第咨部。此项额兵，定为五分鸟枪，三分弓箭，二分刀矛，军器火药均按名分给。四，更换驻防将备，现在即于随征营员内挑补，嗣后由四川总督派拨，内地官兵不得欺凌藏兵，驻防将弁和戴绷不得私令藏兵服役。军机大臣赞同，帝从其请。［10］清在藏驻兵一千名。这样一来、藏区兵权便归清政府掌握了。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又议覆福康安等续奏的“筹酌善后章程”，共六条。一，驻藏大臣除上山瞻礼外，其督办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等，事无大小，均应禀知办理”。二，大小“番目”，立定等级拣放。噶布伦办理一切事务，戴绷管领番兵，商上孜绷、商卓特巴总司出纳，缺关紧要，不可越次补放，即各缺营官，管理番民，亦应拣选充补。嗣后噶布伦缺出，于戴绷、商上孜绷、商卓特巴内，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拣选正陪奏补。商上孜绷、商卓特巴缺出，以管放口粮的业尔仓、管理刑名的协尔帮、噶厦的大中译及孜仲喇嘛升补。业尔仓、协尔帮缺出，以管理布达拉藏民希约第巴、管拉撤藏民朗仔辖密本、管达赖马厂达本升补。希约第巴、密本、达本缺出，以大缺边缺及噶厦卓尼尔升补。大中译缺出，以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升补。大缺边缺营官，似小缺营官调补及小中译补放。惟小缺营官，始准于东科尔及喇嘛内拣补。前藏商上铸钱，应专派铸钱孜绷、孜仲喇嘛各二名办理，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挑选，发给清字汉字藏字印照。扎什伦布，管事皆系喇嘛，商卓特巴缺出，以绥绷喇嘛、森本喇嘛升补。绥绷缺出，以孜仲喇嘛升补。森本缺出，以传事卓尼尔升补。其余寨落小缺，仍照向例。所有后藏商卓特巴、绥绷、森本各大缺，及管地营官，均照前藏例，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补放。三，“大小番目”及前后藏管事喇嘛，均不得以达赖、班禅族属挑补。四，驻藏大臣二人，同在前藏，应于春秋两季，轮流前往后藏巡查边界，操演兵弁，所有乌拉人夫，自行给价，不得扰害藏民。五，驻藏大臣衙门，原设理藩院司员一员、笔帖式一员，前藏粮务一员，后藏无文职官员，现于前藏添设粮务一员，于同知州县内派往，后藏添县丞佐贰官一员，俱由川督拣派更换。六，驻藏大臣衙门，及文武各官听差兵丁，应酌定数目，大臣衙门各三十名兵丁，游击八名，都司六名，守备每员四名，驻藏司员四名，笔帖式二名，千把总每员一名，前藏粮员看库兵八名。军机大臣议覆，帝允其奏。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又会同大学士、九卿议覆福康安新奏“酌筹藏内善后章程”，共十六条。一，接壤藏地各部差人来藏，令边界营官察明驻藏大臣验放，有禀驻藏大臣者，由驻藏大臣给谕，有呈达赖者，俱禀送驻藏大臣译验，商发谕帖。其寄信与噶布伦者，亦令呈驻藏大臣，与达赖商给谕帖，不准噶布伦与外私通信息，违者革退。二，藏地边界，如济咙、聂拉木、绒辖等处，与廓尔喀相邻，向无界址，现各设鄂博，厘定疆域，不准私越。三，边界地方，因气候恶劣，能干办事营官俱不愿去，俱愿在前藏当差。嗣后派千练的小缺营官及营兵之“甲绷番目”调补，三年调回，记名以戴绷等缺升用，不胜任者革退。四，西藏世家子弟，称为东科尔，“凡大小番目”，过去均由达赖挑补东科尔之通书算而家道殷实者委任，其余藏民无进身之路，且不告诉驻藏大臣。嗣后令驻藏大臣与达赖公选，其非东科尔而技术熟练勤勉出力的兵丁藏民，亦准由定绷相继升至戴绷。其余办事“番目”，仍选东科尔，按等补用，不准袭承祖父之职，以杜冒滥。挑取小中译、噶厦卓尼尔、小缺营官等“番目”，须年满十八岁以上才能委任，不准幼小滥充。五，堪布喇嘛系一寺首领，过去多系营求补充，嗣后各大寺坐床堪布缺出，由达赖会同驻藏大臣拣补，小寺堪布，仍专令达赖拣补。六，藏内各寨“番众”，供应乌拉夫马，过去达赖多滥给免差照票，噶布伦、戴绷及大喇嘛等庄户，亦多求免差税牌票，嗣后请概行撤销，惟实著劳绩者，令达赖告知驻藏大臣给票。七，卫藏各寨地方，虽统于达赖，而户民增减去留，无从稽核。嗣后令达赖将所管大小庙喇嘛造册，并令噶布伦将卫藏所管地方，及呼图克图等所管寨落户口，一体造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处，各存一份备查。八，青海蒙古王公差人赴藏，延请喇嘛诵经，以往并不尽行禀告驻藏大臣，嗣后令西宁办事大臣行文到藏，由驻藏大臣给照，咨明西宁办事大臣，互相稽核。九，喇嘛、“番目”等人，向来多私用乌拉，嗣后惟公事差遣，准禀明驻藏大臣及达赖，给以印票，标定号数，沿途照用。十，卫藏旧制，犯罪罚赎，近来噶布伦任意高下，倍罚肥私，甚室挟嫌捏辞纵恿达赖，“抄没番目人等家产”，嗣后译写罚赎旧例一本，交驻藏大臣酌核拟办。十一，西藏官兵所需火药，工布地方产磺，制造火药，较从内地运往省费，请就近创造，其铅丸火绳，由川省解运。十二，达赖赏给噶布伦、戴绷管官房庄田，向有事故缺出不交后任者，请查明随任交代，不准私占。十三，喇嘛支领钱粮，向来多先期透领，嗣后按期支放，违者究治。十四，各寨征收租赋，向多牵混，嗣后令商卓特巴按年立限严催，清交商上，并查实绝户荒田，随时豁赋。十五，驻藏大臣衙门的译字房通事，不谙廓尔喀文字，请添设识廓尔喀字人役一名、通廓尔喀语通事一名，并另派唐古忒人三四名学习备补。十六，廓尔喀贡使进京，道路遥远，每遇贡期，“令该酋长禀驻藏大臣”，以便驻藏大臣及四川总督派员接替护送。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议覆赞同，帝从其奏。
福康安还对达赖所收租赋等事，拟定规则，往上奏报，均被批准执行。达赖“所属前后藏番民，每年租赋，除交各项本色外，约银十二万七千两零”，所有商上用度，交驻藏大臣总核。扎什伦布“番民”租赋，照此一体办理。［11］藏地素不产铜，嗣后由商上铸造银钱，成色纯用纹银，每圆照旧重一钱五分，纹银一两易钱六圆，余银一钱作为鼓铸工本，另铸一钱重银钱和五分重银钱两种，每两纹银分别易换九圆、十八圆。其巴勒布及商上原铸旧钱，成色欠纯，低潮，定为每两易换八圆。藏区历来与巴勒布、克什米尔等部进行贸易，藏民日用，“多仗外番”，现规定仍准与其通市，边界藏民就近与巴勒布（即此时的廓尔喀）人易换盐米，为数不多，不需限定次数，“其贸易番、回，均按名造册”，存驻藏大臣衙门，每年巴勒布准贸易三次，克什米尔准贸易一次。“赴外番营贩时”，商人呈明驻藏大臣给照，令驻扎江孜、定日二汛备弁验放，自“外番”来藏商民，亦令该二汛备弁，查察驻藏大臣，到藏后，按名注册。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落部来藏瞻礼者，均令一体稽查，需索纵容者严究。济咙、聂拉木二处抽收米盐，及货物到藏抽税，仍照向例办理。
另外，乾隆帝创定的金奔巴瓶制，因早经下谕执行，福康安等大臣便未议及。以上这些章程、制度，后来加以归纳组合，合为一册，命名为《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分为二十九条，分贮理藩院及西藏，成为清政府管辖藏区的基本文件。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管辖藏区政治、军事、经济（租赋、银钱）、外交、外贸等各个方面的最高权力，在宗教上也有很大的权限，达赖、班禅及各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需经清政府掣签挑选和批准，各呼图克图违犯国法，将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厉制裁。简而言之，从此以后，西藏进一步直隶中央，这对藏族的前进、西南、西北的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圣武记》有一段概括性的话，盛赞乾隆帝治藏之功，说得不错，现以此作为本节的结束语。其文为：
“（击廓尔喀之后）留土番兵三千，汉、蒙古兵千戍藏。自是驻藏二大臣行事、仪注始与达赖、班禅平等，其四噶布伦及番目缺，均大臣与达赖会同选授，定商上喇嘛银钱出入之额，与春秋巡查鄂博之制，于是事权始归一。自唐以来，未有以郡县治卫藏如今日者。……自元明以来，未有以齐民治番僧如今日者。……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鲁特王各旗、喀尔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边番数十土司皆黄教。使无世世转生之呼毕勒罕以镇服僧俗，则数百万众必互相雄长，狠性野心，且决骤而不可制。南北朝时，西域数十国迎法师，求舍利，动至兵争，为部落安危所系。盖边方好杀，而佛戒杀，且神异能降服其心，此非尧、舜、周、孔之教所能驯也。高宗神圣，百族禀命，诏达赖、班禅两汗僧当世世永生西方，维持教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盖至金奔巴瓶之颁，而大圣人神道设教变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测失。……允失，曼殊师利天可汗哉！允矣，曼殊师利天可汗哉。达赖进表称（清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盖曼殊音同满珠，即满洲转音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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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