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担，便只好由新君乾隆皇帝来承担了。
二、息兵守边 议和定界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君弘历在北路军主帅定边大将军、一等公庆复报告准噶尔部情况的奏折上，写了下述批示：
“朕仰遵皇考眷爱生灵之意，统计国家钱粮数目，无论准噶尔之和与不和，谨守我疆域，以养民力，彼来时不过折挫锐气，自取败亏，是以深虑远谋，始建息兵之议。……朕思准噶尔……三二年间尚不至起事，惟数年之后，我兵尽撤，伊若潜过阿勒台（尔泰）山梁，扰动喀尔喀等游牧地方，惟时归化城兵不能速到，必至喀尔喀等寒心，此亦应筹画之事。若一味坐守，则数万兵丁远戌鄂尔坤等处，何时休息！汝曾任户部尚书，此数年所费钱粮，汝岂不知！”“准噶尔请和与否在伊，而防守在我，疆域既固，彼若请和，则允其请，倘不请和，伊不得交易货财，数年后自致匮乏，倘此时深入内地，不过自取亏败耳！朕是以令王大臣等将现在守边息兵机务详议，并谕汝知之。”［5］
这段批示十分重要，讲明了乾隆帝对待准噶尔部的基本方针，即“息兵”、“守边”、议和。乾隆帝认为，必须“息兵”，因为从“眷爱生灵”和国家钱粮两方面考虑，都只能息兵而不能兴兵。大战再起，长期僵持，将使西北二路官兵劳累不堪和大量伤亡，使喀尔喀蒙古和陕甘二省以及直接与战事有关地方生灵徐炭，民力大损，国家财政也要受到很大影响。几年来的巨量军费支出和帑银急剧减少，使他在“统计国家钱粮数目”后，深深感到必须息兵，国家的财政条件，无法承担长期大举进剿的重担。当然，他也清醒地看到，息兵虽然必要，可是能否息兵，则取决于许多条件，特别是本身的实力，有恃才能无恐，有备无患，能战能守，才能使准部不敢贸然来攻，才能打退准军的进袭，保持边境安宁。而且早在康熙年间，圣祖就总结出与准部交锋的正确战术是宜守不宜攻，以诱其进犯设伏围歼为上策。他曾密告世宗：“彼地辽远，我往则我师徒劳，彼来则彼师受困”，“惟有严兵诱致邀击为万全策。”清军和通泊之败，与远道进攻师疲遇伏，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乾隆帝坚主守边固疆，敌兵到来则全力痛歼，固守边疆，使准军无法入掠，长此以往，准部“不得交易货财”，不能以马牛羊骆从内地换取必需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则几年以后，他们必将“自致匮乏”。这样一来，准部倒有可能打消进掠的念头，转而愿意议和，清廷就掌握了和战与否的主动权。由此可见，乾隆帝的方针是，从息兵的目的出发，通过固守边疆，促使准部停战议和，使得双方保持正常的和平关系，西北、北方宁谧，军费大量减少，全国得以安宁。事实表明，乾隆帝对待准部问题所采取的这一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对促进西北息兵讲和，起了重大的作用。
准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在与清朝几经商讨后，本来是已经决定划界定和了，这时突然传来雍正帝去世的消息，他便想乘机向清朝施加压力，要求领辖更多的地区。他遣使臣吹纳木喀于乾隆元年正月至京，送呈表文。在谈到定界时，尽管雍正帝所列地界基本上是应他所请而写的，可是这次他根本不提这一方案，却表示“阿尔台（泰）本我游牧之地，杭爱乃喀尔喀游牧之地”，要求喀尔喀内徙，“别留中间阔远之地”，实即欲得整个阿尔泰地区，扩大准部的辖地。［6］
乾隆帝在晓谕来使及赐噶尔丹策零的敕谕中，坚决地拒绝了策零的要求。他详细讲述了双方谈判的基本过程，阐明了雍正帝提出的划界方案是合理的，符合准部与喀尔喀部的实际辖地情况，并且着重指出，这个方案还是策零及其父亲策妄阿拉布坦最先提出，雍正帝只不过是为了促进议和予以赞同而已。他明确宣布，必须按照这个方案来划定双方的界地，不划定边界就不能“通市”，准部“若能遵皇考谕旨定界”，则“朕必格外施恩”，准部将得到更多的利益。
乾隆帝又强调了守边待和有备不惧的态度，告诉准部，清朝“只守内地边疆”，不会兴师远征，即使准部“欲激发朕怒，亦断不勤兵于远”。如果准军“不自揣量，犯我边境”，“起衅殃民”，则“尔准噶尔螳臂之力，劳师涉远，岂能有济”！［7］
噶尔丹策零收到敕谕后，虽然知悉清廷的态度十分坚决，不会满足他统辖整个阿尔泰和侵占喀尔喀地区的要求，但并未就此罢休。他因为两次战败于喀尔喀策凌额驸手下，策凌及其部落已经成为清军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准部南进的巨大障碍，所以，他就把注意力转向策凌，企图争取策凌额驸联合抗清，至少争取策凌中立，这样一来，便可利用雍正九年准部大败清军于和通泊的军事优势，向清朝施加压力，以图得到更多的地区。他对策凌额驸采取了竭力拉拢和施加威胁的双管齐下策略。他于乾隆二年派遣特使致书策凌额驸，尊称策凌为车臣汗，建议定界，要求得到阿尔泰地区。准部使臣哈柳至京时，曾往谒策凌，问道：“额驸游牧部属在喀尔喀，何弗居彼？”这显然带有挑拨性，意为策凌既系独尊于部的车臣汗，为何降为清帝属臣，扣押于京师，何不返回故土，南面称王。对于这样离间策凌与清帝之关系的言论，策凌额驸严辞相告说：“我主居此，予惟随主居，喀尔喀特予游牧耳。”明确地宣布自己愿为清帝之臣，坚决效忠于清帝，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哈柳的离间之词。哈柳见此计不成，又再施一策，询问策凌说：“额驸有子在准噶尔，何不令来京？”这句话带有很大的威胁性。原来雍正十年六月，准军曾袭击策凌游牧地塔密尔，掠取了策凌的两个儿子。哈柳的言下之意是，叫策凌温顺一些，不要得罪准噶尔，不要死心踏地地为清帝效劳，否则，将对其二子下毒手。对此，策凌严正相告：“予蒙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予子，他子无与也。即尔送还，予必请于上诛之。”［8］策凌如此坚决效忠于清帝，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准部的无理要求和威胁，使噶尔丹策零计穷法尽，不得不断了这一念头。
策凌额驸所采取坚忠于清的立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策凌年幼时，因避噶尔丹的侵扰，随母逃到北京，为圣祖收入“内廷教养”，成年之后又娶圣祖之女，授和硕额驸，寻赐贝子品级，携所属归牧故土塔密尔。策凌因喀尔喀部久遭准部欺凌，十分气愤，“锐自磨厉”，收猛士一千人为亲兵，严格训练部下，练成了一支称雄于漠北的劲旅。雍正九年九月与十年八月策凌额驸率部两次大败准军，建立了殊助。雍正帝大喜，晋策凌为亲王、固伦额驸，授喀尔喀大扎萨克，命其任定边副将军，厚赐金银财帛，并为其筑城于塔密尔，易庐帐为宫室，“如京师赐第”。策凌原系土谢图汗属下的赛音诺颜部首领，清帝因其功大遂命分土谢图汗所辖的二十旗给与策凌，增赛音诺颜部，喀尔喀遂由三部变为四部（另三部为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策凌既蒙受清帝特恩，准部又系喀尔喀的世敌，他与清朝有着共同的切身利害关系，因而自然会坚决效忠于清帝，当然会拒绝噶尔丹策零的要求。尽管噶尔丹策零聪明过人，善用计谋，可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清政府之所以断然拒绝准部占据阿尔泰地区的要求，不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是完全出于策凌额驸的建议。正是策凌额驸坚决反对准部管辖整个阿尔泰地区，向清帝上奏，力主此议，清帝才敕谕噶尔丹策零，不准他占据阿尔泰地区。现在噶尔丹策零却想从策凌这里谋取策凌坚决维护的地界，岂不是自讨没趣白碰钉子：乾隆帝严持守边息兵议和的方针，不出兵远征劳民伤财中敌之计，牢牢固守边疆，又继承父皇遗规厚待策凌额驸。他一登基就谕告庄亲王允禄等总理事务王大臣说，额驸策凌“系国家效力出众之人，亦曾蒙皇考格外恩宠”，命“照内地亲王（即宗室王）之例”，赏与缎匹。他并亲写手敕，谕策凌说：“汝受皇祖、皇考重恩，宜竭力效忠国家。皇考曾谕朕：所有军务，惟尔是赖”。这样一来，噶尔丹策零既不能诱使清兵出征而设伏围歼，”又无法越过阿尔泰山向清军突袭，争取策凌额驸之策也不生效，长期僵持，断绝市易，使准部处境相当困难。因此，他下定了议和的决心，放弃了对阿尔泰山以南地区的要求，于乾隆二年闰九月遣使者达什赍“奏大皇帝一书”及与“车臣汗”策凌额驸一书，“请嗣后喀尔喀与厄鲁特各照现在驻牧，无相掣肘”。双方条件其本接近，再就一二枝节问题几度商谈，最后达成了协议，以阿尔泰山梁为界，准部在山北游牧，喀尔喀在山南游牧，噶尔丹策零可遣三百人入藏为已故的班禅“熬茶诵经”，四年之内，在北京、肃州各贸易一次。［9］至此，清朝与准噶尔部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时期，终于结束了，双方开始进入友好往来、频繁贸易、关系正常的新时期。乾隆帝的息兵、守边、议和的正确方针，对促进这一新时期的到来，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干戈化玉帛 满蒙汉皆利
清政府与准噶尔部首领的议和定界，对双方均大有裨益。定界以后，边境安宁，彼此皆享太平之福。和议刚成，乾隆帝便对噶尔丹策零及其使者强调了议和对双方的好处。他着重指出：“朕为大君，统一中外”；“惟思与普天之下，共享升平。今噶尔丹策零既遵朕旨定界，嗣后近边居人，各安故土，更无争竞，永远安生矣”。［10］此旨虽不无夸扬帝恩君威之词，但总的说来，双方近边地区，确实比较平静，互相都很谨慎，尽量避免发生摩擦，没有出现严重的争执和大的流血事件。因此，一些紧靠阿尔泰山的喀尔喀蒙古部落，便陆续迁回原来游牧地区。过去由于用兵，“曾令喀尔喀内移”，以翁金的布尔察克、鄂尔坤的乌贵诺尔、色楞额的喀喇托郭为界，现向北移动，以阿勒坦噶达苏等处，“定为外界”。［11］喀尔喀各部蒙古共同尊奉的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先前因准噶尔兴兵时欲图来抢夺，被雍正帝移居多伦库尔，现在他看到噶尔丹策零“奏请求和，边庭无事”，“军事已定”，希望还居故地，乾隆帝同意这一请求，并赐整装银一万两，让其回到库伦。［12］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居民的运输负担和粮食供应数量大为减少，役烦差重民不宁居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大体上可以安居务农经商做工。准噶尔部人民也不用披坚执锐流血沙场，能够在故土自由放牧和垦田种地，农业、畜牧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议和对促进准部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准噶尔使者频繁入京朝贡，按例领取赏品，交易货物，并在肃州、哈密、西藏互市。准部带来大批牲畜，换回巨量银两和各种货物。以西藏而论，乾隆八年准部三百余人入藏“熬茶”，带来马二千三百余匹、驼一千七百余峰、羊二千八百余只及大批毛皮、葡萄等货，从清甘肃巡抚领银七万八千余两。十二年准部三百人又带驼二千余头、马三千余匹、羊三千余只入藏，领官银十六万四千余两。准部商人还在哈密进行贸易，仅乾隆八年四月和八月，二十五名准噶尔人就带来羊七千余只、马三百余匹、牛二百八十头、驼三十三头。贸易规模更大、人数更多的是肃州的互市，乾隆八年额连胡里等一百二十二人携带驼七百二十六头、牛二百六十头、马五百余匹、羊二万六千八百只，在肃州卖银四万余两，在哈密卖银九千余两。还是这个额连胡里，他带领二百一十三人于十三年再次前来，卖出驼、马、牛一千九百余匹（头）及羊七万余只，获银八万六千余两。另一大商人诺落素帕，于十五年领三百零一人来，卖出马、牛、驼五千余匹（头）和羊十五万六千余只，获银十九万四千余两。这对促进准部经济的发展和增强与内地人民．的联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定界议和还使军费大量减少。过去十数万大军远驻塞外，“军需浩繁”，现在基本上撤回内地，守边重任主要由喀尔喀及内扎萨克科尔沁等部蒙古军队承担，清军人数也就相应减少。雍正年间因“西陲用兵”及苗疆、河工等处，全国绿营兵增加了十一万六千余名，超过了旧额五分之一，现“军务告竣”，到乾隆六年五月已裁减二万余名，并陆续裁减，每年可节省大量兵饷。［13］自雍正七年用兵到十三年，六年中用银五六千万两，平均每年八九百万两，现在这笔巨费基本上不用付出了。
以上“政尚宽大”，革除弊政，平定苗疆，议和准部，使政局较前平稳，人心比较安定，军费大量减少，这为乾隆帝进一步发展经济，整顿吏治，文治武功兼备，促成“全盛之时”，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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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页24。
［2］《清世宗实录》卷30，页27，卷31，页12，卷82，页6。
［3］《清世宗实录》。卷73，页21，卷81，页13，卷82，页5。
［4］《清世宗实录》卷111，页23，21，25，卷122，页13，卷123，页3、4、5、6；《圣武记》卷3《雍正两征厄鲁特记》；《清史稿》卷296《策凌传》。
［5］《清高宗实录》卷7，页46，47。
［6］《清高宗实录》卷11，页2。
［7］《清高宗实录》卷11，页2，卷12，页16，25，26。
［8］《清高宗实录》卷41，页21…24，卷56，页11；《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清史稿》卷296《策棱传》。
［9］《清高宗实录》卷41，页21…24，卷61，页6，卷62，页16，卷65，页5，卷37，页8，卷106，页24，卷107，页11、20，卷109，页5，卷110，页9…13。
［10］《清高宗实录》卷107，页11，卷110，页l0。
［11］《清高宗实录》卷24，页5，卷116，页2。
［12］《清高宗实录》卷110，页4。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