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有多少藏、满、汉族人民会战死疆场，尸横遍野血染高原的悲剧必将出现，停战以后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将加深。要想避免这场大灾难，及早消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叛乱，这又会冒极大的风险，将会被定上违旨欺君的大罪，这可是要处以死刑，抄没家产，甚至株连亲属的。而且，就算舍此不论，平叛以后奏请皇上宽有抗旨之罪吧，又哪有力量来镇压叛乱。仅有的五百名驻兵，被藏王奏请皇上撤走一年多了，傅清、拉布敦手下，不过一百余名属员和兵士，怎能对抗拥兵二万余人的藏王。就算是拉布敦体壮力大，也是寡不敌众，无法取胜。上有皇上严旨压顶，外有叛乱天兵，区区一百余人，怎么办？傅清、拉布敦真是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了。
他们只有一面侦察逆情及时上奏，一面绞尽脑汁，寻觅平乱之法。十五年八月初，傅清、拉布敦上折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到后藏后，将噶布伦（即噶隆）第巴布隆赞等，“诬搆抄没”，逐出其兄之子珠尔默特旺扎勒，其父颇罗鼐所用旧人，“杀害抄没黜革者甚多”，现带兵二千余名在前藏后三百余里达木地方游牧。乾隆帝于九月初七日看到此谕，批示：“此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乖张悖戾，但道路辽远，可暂听之。如果关系者大，再行筹画”。［12］
形势愈益险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计日举事”。九月初，傅清、拉布敦又紧急上疏，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现在调兵防阻，有谋为不轨之意”，应俟其“由打克萨地方回来接见之时，即为擒拿，翦除此孽”。乾隆帝于十月初八日收到此折，立谕军机大臣：傅清、拉布敦“所见，甚属冒险”，轻率举动，“必至酿成大事”，但二人已奏明“不待请旨，即行乘机办理”，现虽降旨阻挡，“令其不可妄动”，路途遥远，也难预定，若其先接此旨，尚可从容办理，若已采取行动，又不能翦灭，“势不得不为用兵之计”，可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预筹征调川兵，以为防剿之计”。［13］他又派兵部侍郎班第迅速前往，会同傅清等人相机办理。
过了十四天，十月二十二日，傅清、拉布敦之紧急奏折又到，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将策凌旺扎勒调去，抄没其妹夫公班第达家产，“其跳梁之状，日益显著”，欲设法诱擒藏王，“照前奏办理”。乾隆帝阅过后，下谕说：“此事看来势不容已，自应擒获，明正其罪，已传谕班第谨密详慎，乘机行事”。即行传谕策楞、岳钟琪“悉心筹办”。［14］策楞遵旨，备兵八千名待命。
乾隆帝到十月二十二日才下定了擒获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决心，可是为时已晚，九天以前西藏就出事了。
傅清、拉布敦并未接到上述三道谕旨，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已断绝塘汛。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下令，“沿途汉士兵民及文书，俱不许往来出入，”军书不得达。傅清、拉布敦见火在眉睫，情急智生，决心孤注一掷，冒死擒贼。二人商议说：“今贼谋日甚，吾侪若不矫诏诛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为其屠害，……弃二藏地也。不若先发制人，虽死犹生，亦可使继之者易为功也。”［15］二人议定，以宣读圣旨为名，于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召珠尔默特那至通司岗衙门，使登楼接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登楼后，傅清手下人员遵令撤去梯子；当藏王跪拜时，傅清突然从后面挥刀斩断其首，斥其“违天子令，且忘尔父，罪不可赦”，并杀其随从四五人，宣布胁从不问。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死党卓呢罗卜藏扎什跳下楼后纠集党羽数千，进攻衙署，围楼数重，“施放枪炮，周围放火”。傅清遣人往传班第达救护，班第达因力薄势孤，不能救护，奔告达赖。达赖遣众僧前往救护，使人拦阻，叛党不听，“放火烧房，”众僧不能进去。傅清身中三伤，立即自尽。拉布敦挟刃跳楼，斩杀叛兵数十人，身中多伤，力竭被害。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自尽，从死者兵士四十九人、商民七十七人，粮务衙门被劫去库银八万五千余两。达赖令班第达“集兵拒逆”。十四日卓呢罗卜藏扎什带兵潜逃，十五日达赖令公爵班第达“暂理藏王事务”、附近喇嘛、番众等俱已归顺，官兵八十余人和百姓一百一二十人逃往布达拉，“达赖喇嘛给银养赡”。十八日达赖传令“各塘照旧应付官兵”，又令“各番不得伤害汉人”，二十三日。班第达已拿获逆首卓呢罗卜藏扎什，捕获逆党过半，劫去饷银亦追出大半，粮务通判常明和兵民俱回原处居住，局面稳定下来。［16］
乾隆帝于十一月十四日收到四川总督策楞的奏折，知悉傅清、拉布敦计诛叛王为国捐躯，十分哀痛，于十一月十六日下谕封授二人爵位说：
“（傅清、拉布敦被害）朕深为悯侧，不觉涕零。因思傅清、拉布教若静候谕旨遵行，或不至是。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诛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茶毒，则傅清、拉布教之先几筹划，歼厥渠魁，实属可嘉，非如霍光之诱致楼兰而斩之也。夫临阵捐躯，虽奋不顾身，然尚迫以势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其心较苦，而其功为尤大，以如此实心为国之大臣，不保其令终，安得不倍加轸惜耶！傅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赠为一等伯，著入贤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傅清并入伊家祠从祀。伊等子孙给与一等子爵，世袭罔替，以示朕褒忠录庸之至意。”［17］
不久，乾隆帝又赐傅清、拉布敦之家各银一万两，赐拉布敦之妻房屋一所，将拉布敦之子交大学士傅恒“照应教训”，并以驻藏大臣之通思岗衙署改为傅清、拉布敦祠堂，赐名双忠祠，又于京师石大人胡同建双忠祠以祀二人。
傅清、拉布敦仅仅依靠微不足道的百余士卒，就诛杀了兴兵作乱势倾藏地的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彻底平叛奠定了基础，避免了满、汉、藏族互相残杀的大灾难，为此而英勇就义，确系有胆有识、大智大勇、建树殊勋的功臣，他俩得到追赠爵位等厚遇，是完全应该的，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乾隆帝之种种殊恩，是否还包含着内疚和补过的因素？看来是有些原因的。姑且不谈乾隆帝多次拒绝傅清、拉布敦奏诛藏王之请，如早从其言，派遣大军入藏，“双忠”可能还在人间。就是当十四年十二月四川总督策楞奏请恢复旧制派兵五百常驻西藏时，若帝从其议，也许傅清二人还不至于血染官署。因为通司岗的驻藏大臣衙门，“系三层楼房，楼高墙固，即偶有意外之事，易于防守”。［18］设若傅清、拉布敦领有新派驻兵五百，连原有一百余名兵士，六百余人倚险坚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已死，余党虽有数千，但系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只要坚持一二天，达赖喇嘛就能调遣僧俗官民前来救援，内外结合，就可消灭叛军，保住两位大臣及其属下官员兵民的性命。可是，乾隆帝担心藏王起疑，犹豫不决，未果断下令多派驻兵，以致傅清等人兵微将寡，为国捐躯。回思几年内对藏事处理的欠妥，乾隆帝很难不有悔恨内疚之意。他曾下谕论述事变之因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凶悖肆恶，本因向来威权太盛，专制一方，致酿此患，乃朕加恩过重，有以纵之，不可不追悔从前之不早为裁抑。”［19］这也许是他厚赠傅清、拉布敦的原因之一吧，藉此以示补过。这样作，是完全应该的，无可非议。
四、乘机整顿藏地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
乾隆帝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知悉傅清、拉布敦诱斩叛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逆党所害以后，十分愤怒，准备大举进剿，立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带兵三千名，速往西藏，命建昌镇总兵董芳领兵二千名随后策应，调兵三千预备派遣应援，命陕甘总督尹继善至川，筹办、经管输送粮饷、调兵接应、奏报军情等事，令云南提督冶大雄查寻所有路径，集兵待旨，以便从滇入藏，又派侍郎那木扎勒、兆惠赶往西藏，会同新任驻藏大臣理事。寻因藏中大局已定，首逆擒获，他便从策楞之请，仅拨兵八百名随其进藏，令岳钟琪回驻打箭炉。
他交与策楞，班第等大臣的使命，是处理好西藏善后事宜，尽量把西藏管好，不要再生事端。
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即知悉变乱后的第三天，他下谕给军机大臣，提出了乘此机会彻底整顿西藏的方针和重要政策。他说：
“西藏经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若办理得当，则可保永远宁谧，如其稍有渗漏，则数十年后又滋事端。朕前传谕班第，以西藏事必当众建而分其势，目今乘此兵威，易于办理，惟在相度机势，计虑久远，方为万全。傅清等虽曾许班第达为藏王，然伊筹办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初，不知班第达曾经与闻否？设先预闻，必先有成约，如伊果能统所属人众，救护策应，则卓呢罗卜藏扎什未必猖撅至此，乃伊不行救护，而先奔至达赖喇嘛处，……其居心狡狯为何如者。伊若一为藏王，即使恭顺如颇罗鼐，而其子孙亦不可保，此其可虑，岂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下哉。策楞等至藏，细加体访，如其人实无他能，听受约束，即量子爵秩，……（若因不封王而怨望）即声其不救护驻藏大臣之罪，相机加之显戮。……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赀产，岁入必极丰厚，应入官为驻藏大臣公用，足供驻兵千人而有余。……噶隆事务，于事权极有关系，必须驻藏大巨管理，呼应方灵。即如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言而塘汛断绝，班第达一言而塘汛复通，信息往来，惟藏王之言是听，而驻藏大臣毫无把握，如此即驻兵万人，何济于事。策楞、岳钟琪到彼，目击情形，务须将此事彻底熟筹，……
令自我出，方为扼要。将来不但西藏应留兵驻守，即打箭炉为西藏咽喉，亦应添驻重兵。以方今时势言之，国家全盛之力，岂以添兵多费为虞耶？现交议政王大臣会同军机大臣等详悉定议，可并备细传谕策楞、岳钟琪等知之。”［20］
这道谕旨讲了六个问题。其一，确保西藏隶属中央，使藏区永远宁谧。乾隆帝清楚地认识到，过分优待和姑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是使其谋叛和未能及早防止变乱的重要原因。这固然是有损个人威严的不光彩之事，但他并不灰心丧心，没有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惟知后悔、羞惭的狂浪之中，而是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知难而进，变被动为主动，探讨新的方针，决心利用平叛机会，实行大的改革，彻底解决西藏间题。所以他特别强调要充分利用这个“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要“办理得当”，以保“永远宁谧”，不要“稍有渗漏”，使数十年后又滋生事端。
其二，不封班第达为藏王。乾隆帝看准了封授藏王之欠妥，一为藏王，就会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那样“专制一方”，“威权太盛”，从而可能产生谋叛不轨的念头。如果班第达当上藏王，即使本人识时务安分恭顺，也难保其子孙永远忠顺，这将使西藏永远不能安宁，严重危害中央对西藏的管辖。设若班第达因未封王而怀怨恨，就要列数其不救驻藏大臣傅清之罪，加予诛戮。
其三，驻藏大臣管辖噶隆。乾隆帝从这次叛乱的爆发和制止，深刻地认识到噶隆之重要。达赖虽为藏民拥戴和崇拜，但其终日念诵经文，潜心修行，不理俗事琐事，军政财刑诸事主要由噶隆负责，藏民视他们为达赖的代表，听其统辖驱策，因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声令下，不许藏民应付汉土官兵商民和文书传送，塘汛即断，班第达被达赖委以“暂理藏王事务”后，传令各塘照旧工作应付官兵，塘汛即通。有鉴于此，乾隆帝着重指出“噶隆事务，于事权极有关系，必须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才能“令自我出”。
其四，处置首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必不能留之于世，将叛王家产全部抄没，以供驻藏大臣之用，这样就可解决驻兵一千余人之需。
其五，驻兵西藏。这次叛乱，充分表明了乾隆帝撤去驻藏兵士的做法十分谬误，西藏不是驻兵太多，而是驻兵太少，更不应该取消驻兵。乾隆帝吸取了教训，强调必须在西藏驻兵，甚至在为西藏咽喉的打箭炉，也要添驻重兵，“国家全盛之力”，能够供应这笔费用。
其六，管好塘讯。西藏拉萨距京数千里，运送文书，正常时间一般需二十八九日才能到达。塘汛一断，音信不通，下情不能上达，谕旨难到臣手，情况不明，决策难定，且易失误，因此，必须管好塘汛，将此权掌握在驻藏大臣手中。
这道谕旨除了未涉及达赖外，基本上包括了藏务的重要问题。此后，乾隆帝陆续下谕，将这道谕旨所定的方针、政策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第二天，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他给达赖、班第达下达专谕，着重讲了四个间题。其一，安抚、嘉奖达赖。他强调指出，变起之因及平定，皆表明了朝廷保护达赖之至意。“朕向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素不信奉达赖喇嘛，心怀仇隙，是以屡加训饬”，谁料其愈起疑心。驻藏大臣傅清等人因其“残暴性成，狂虐日甚，终恐不利于达赖喇嘛”，故奋不顾身，翦除凶逆，“凡此皆以为达赖喇嘛也”。今达赖肘腋之间，除此隐患，佛地肃清，“朕心深慰”。叛党杀害驻藏大臣，经达赖传谕解散逆党，安抚难民，地方得以宁谧，“朕甚嘉之”，特加恩赏赐物品，以示“朕优眷之怀”。
其二，不封班第达为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本不应袭封郡王，因念其父颇罗鼐一生恭顺效力，故格外施恩，令其袭爵。不料其管理藏事后，奏撤驻藏官兵，茶毒藏民，杀害其兄及侄与众头人，抄占班第达家产，阻绝塘汛，欲尽害官兵。其之如此悖乱而未立被阻止，“亦因朕之加恩过厚，有以纵之。藏地之人虽怨彼，而以朕所封之王，不敢如何，朕实深为追悔”。傅清诛叛王时，虽有令班第达管理藏地之话，“实未奉朕谕旨”，亦不过因藏地不可无人统率，又欲其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