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之理！”即使不令黎维祁主持国事，而其子弟内亦未必有胜于黎维祁之人。“朕从来办理庶务，无不顺天而行，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14］
乾隆帝的这些主张和见解，是相当正确颇为高明的。他不仅考虑到水土不合、千里转输等客观条件的恶劣，不做知进不知退之事，大功告成，趁早凯旋，以免将来陷入险境，欲退不能，欲罢不休；而且，他已预见黎氏集团腐朽无能，江山难保，国将再乱，清政府不需要也不应该坚决支持黎维祁到底，一再出兵，浪费巨量人力物力，做这种“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之蠢事。
如果孙士毅严格执行乾隆帝的撤兵之旨，安南的形势必然会有所好转，至少清军不会惨败。然而这位两广总督孙士毅被二十天来的意外大捷弄糊涂了头脑，抑制不住再建特勋、垂名史册、荣获更大恩宠的念头，竟然违抗帝旨，迟迟不撤，一心要生擒或诱获阮惠弟兄。当他坐待阮惠降顺美梦正酣之时，阮惠之军突然冲进了黎城。
原来，阮惠在广南富春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当他得知“孙士毅贪俘阮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土兵义勇，悬军黎城”之情后，于五十三年岁暮“倾巢出袭”，并遣使伪称系来投降。孙士毅信以为真，毫不防备。五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军中置酒张乐”，正在兴高采烈昏昏然之时，夜间突然有人来报“阮兵大至”，孙士毅“始仓皇御敌”。然而阮兵数万，猛烈进攻，又用象载大炮冲阵，清兵“众寡不敌，黑夜自相蹂躏”。孙士毅匆忙撤走，渡过富良江后，即砍断浮桥，以防阮兵追袭。可是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一万余人，尚滞留南岸，因桥断无法渡江，皆被阮兵砍杀或溺于江中，无一幸免。孙士毅拼命逃窜，退回镇南关，“尽焚弃关外粮、械、火药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一半”。黎维祁携其母先逃。云南官兵因有黎臣黄文通导引，始得全师返滇。［15］一场大规模的征讨安南之战，就这样以总督孙士毅贪功轻敌、迁延不撤，遭受惨败而结束。
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4、5。
［2］《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10、11。
［4］《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34、35。
［5］《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38。
［6］《清高宗实录》卷1311，页27、28、29。
［7］《清高宗实录》卷1312，页25、26、35；卷1313；页19。
［8］《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5、6。
［9］《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6。
［10］《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40、41；卷1317，页26。
［11］《清高宗实录》卷1315，页27、28。
［12］《清高宗实录》卷1318，页21、22。
［13］《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6、7、8。
［14］《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11、12、13、14、15、27、28、29、30；卷1320；页14；卷1321，页10。
［15］《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6；卷1322，页18；《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清史稿》卷330；《孙士毅传》卷334；《许世亨传》卷527。
停战议贡 中安和好
第二节 停战议贡 中安和好
一、“天厌黎氏” 不再发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呈报兵败的奏折送到了皇宫。孙奏称：正月初二日，黎维祁来告，其派往防守黎城以南之黎兵被阮军赶逐，“声言欲报仇泄恨”。孙即派兵前往迎战，“讵黎维祁闻阮惠亲至，心胆俱裂，手抱幼孩，随同伊母逃过富良江，众情慌乱，国民纷纷逃窜”。孙与提督许士亨统兵对抗，但阮军众多，“将大兵四面密围”，孙“夺围而出”，“带兵徐徐由浮桥撤至北岸”，总兵李化龙行至桥心，“失足落水”，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尚维屏、参将杨兴龙、王宣、英林及游击明柱等未及过桥，现无信息，自系身殁，入关兵丁已有三千数百名。请求皇上将己革职治罪，“以为调度乖方者戒。”［1］
孙士毅显然隐瞒了自己贪生怕死匆匆溃逃的真实情形。他本来是慌不择路弃众而逃，哪里是“夺围而出”，带兵徐徐过浮桥！总兵李化龙身经攻缅、平金川、剿台湾等多次大战，屡立军功，由都司升至总兵，并非三岁小孩，怎能行至桥心失足落水，分明是被逃兵败将挤压推倒落江而亡。许世亨等之所以“未及过桥”，原因不难查明，这就是他们无桥可过，因为浮桥被惟知保全自己生命的总督大人下令砍断了。孙士毅不愧是进士出身善写奏折之军机章京，把自己贪功违旨、轻敌丧师、畏死溃逃的特大罪状，缩小、修饰为调度乖方的过失，其言可耻，其心应诛。
乾隆帝于正月二十五日读过孙士毅的奏折后，立即下谕给军机大臣，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失利之因。孙士毅若遵撤兵之旨，官兵早已进关，就不会有此波折。此乃孙贪图功勋，“希冀阮惠等悔罪投出，以臻全美”。其二，善全国体。孙士毅为“军营总统之人”，万万不可稍为冒险，许士亨系提督大员，亦关紧要，“总以完师撤回，善全国体为要”，孙与许士亨二人务宜加意慎重，率领官兵，妥速进关。其三，加强边防。阮惠等谅不敢竟至我朝边界，但关隘一带，亦须安顿兵力，孙永清已调兵一千余名，合原有防兵共三千名，如若不敷，即于附近各营抽调。其四，宽慰总督。一向行军之际，不能一往顺利，新疆西师之役，大小金川之战，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此次孙士毅带兵出关，成功太易，故有此波折，所请革职治罪之处，母庸置议。此事乃出自意外，非孙冒昧之罪。其五，征阮与否，尚未决策。此次阮惠等人胆敢“前来截扰”，致有此波折，“安知非阮惠自取夷灭”。待孙士毅带领大兵安全回关，“将来办与不办，操纵在我，自可徐为酌定”。［2］
过了一天，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再下一谕，其基调与上谕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的改变。一为言孙之过，削其封爵。阮惠兴兵逐主，天朝理应字小存亡，故遣孙士毅就近筹办。孙陆续奏述安南臣民愿效前驱情形，自请统兵出关，以其“所见甚正”，降旨允行。孙出关后屡奏捷讯，不及一月，收复黎城，册封黎维祁。因其办理此事，“为天朝字小存亡，体统所关，厥功甚巨”，“且汉大臣中有此全才，能为国家带兵宣力者”，自应特施殊恩，故晋封孙为公爵，赏给红宝石帽顶，并谕孙“作速撤兵”。孙士毅若遵照谕旨，迅即撤回，则早已安全进关，乃其耽延一月有余，致阮军“乘间复发”。盖由孙士毅希冀阮惠投降，或被旁人缚送，“意存贪功”，“因有此意外之变，朕与孙士毅均不能辞咎”。而且，阮惠过去既然撤至富春，复率众前至黎城，决非旦夕所能纠集，孙何不留心侦察，预为布置，待敌兵已至，始行迎堵，“桥座又复中断，致损官兵”，“究系孙士毅成功后，不无自满之心，稍存大意，有此挫折”。孙士毅前封公爵及所赏红宝石帽顶，“俱著撤回”，来京另行委用，两广总督著令福康安担任。
其二，欲征阮惠。阮惠以安南土酋，“逐主乱常”，经大兵征讨，败逃之后，尚敢纠众潜扰，伤害官兵，“实属罪大恶极”。现交春令，该处系瘴疠之区，未便即行深入问罪。著沿边各督抚将各营兵弁及时操演，务使饷足兵精，听候调遣，“以备声罪致讨”。
就在正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继上谕之后，乾隆帝又连下四谕，除重述孙之功过、爵之赏革，以及调补两广文武大员以外，在其第四道谕旨中，他又取消了进攻阮惠的指示。他说：
“阮惠不过安南一土目，方今国家全盛，若厚集兵力，四路会剿，亦无难直捣巢穴。但该国向多瘴疠，与缅甸相同，得其地不足守，得其民不足臣，何必以中国兵马钱粮，糜费于炎荒无用之地，是进剿阮惠一事，此时非不能办，揆之天时地利人事，俱不值办。……福康安抵镇南关后，若阮惠等闻风畏惧，到关服罪乞降，福康安当大加呵斤，不可遽行允准，使其诚心畏罪输服，吁请再三，方可相机办理，以完此局。”［3］
乾隆帝在随后的一些谕旨中，不断强调上谕不征阮惠的基本方针。当他得悉福康安赶往粤西时，又下谕给军机大臣，详述不应再次出兵安南的理由，并指示对策，让其传谕福康安执行。乾隆帝指出：
“安南蕞尔一隅，原无难立就荡平，为扫穴擒渠之举。但朕思准噶尔，回城及两金川，俱逼近边陲，关系紧要，且地非卑湿，满洲索伦劲旅，可以展其所长，是以不惜劳费，先后底定，归入版图。安南则向多瘴疠，水土恶劣，与缅甸相同，又何必以天朝兵马钱粮，徒糜费于炎荒之地。况即集兵会剿，竟收其境土，又须添兵防戍，而安南民情反复，前代群县其地者，不久仍生变故，历有前车之鉴，又安能保一二十年后不复滋生事端。朕再四思维，实不值大办，已有旨谕福康安矣。”［4］
从这些谕旨看来，乾隆帝全面分析了安南形势，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冷静思考，克服了有时感情冲动办事任性的毛病，从大局出发，才作出了这样正确的决策。乾隆帝一向自诩为英君明主，文治武功兼有，尤其是在平定准、回之后，武功赫赫，更滋长了好胜骄傲的脾气。虽然攻缅之战军事失利，但其巧妙的外交策略及缅甸局势的变化；缅王积极求贡议和，又使他收到一些成效，而且，二征金川之胜和剿平台湾林爽文，被他后来赞之为“十全武功”的七大武功，皆已告成。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军大败于黎城，提督、总兵阵亡，官兵损失近半，可算是“天朝”的一大耻辱，号称威严无比、慑服四夷的“天朝大皇帝，弘历，怎能吃下这粒苦丸，自认失败，有损龙颜？因此，他在正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第一道谕旨中，指责阮惠逐主乱常，袭扰官兵，“实属罪大恶极”，要发兵声罪征讨。但是，乾隆帝毕竟已经执政五十三年，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他又特爱反思，总结用兵得失，所以，稍一冷静，便细思全局，回顾以住。安南水土恶劣，与缅甸相同，千里远征，难操胜算；天厌黎氏，其运已尽，去掉一个阮惠，又会有第二第三个阮惠；耗费巨大，不值一办；“民情反复”，不能久辖其地，前车可鉴，等等因素，使他终于明白，不能再次出兵，因此决定停征待和。乾隆帝的这一决策，符合中越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促进今后中越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加强越南人民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斗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阮惠求贡 乾隆帝二封安南王
（一）阮氏恳切请封 皇上真心许贡
乾隆帝作出不再出兵攻打阮惠的决定时，其心情谅必不太平静。一则堂堂天朝大兵，竟然败于一位“安南土目”手下，提督、总兵大员阵亡，总督狼狈逃窜，不能说不是一大耻辱，有损国威，有损龙颜。再则有仇不报，有耻不雪，龟缩关内，听任阮惠进据黎城，南面称尊，阮家士兵耀武扬威于关门之下，这可以说是更大的耻辱，威严无比主宰四海的天朝大皇帝弘历，竟成了忍气吞声、畏敌惧战、不敢言武的“懦弱之君”，更是令人气愤难平，此事怎样向列祖列宗交代？怎样让史臣将此耻辱载入史册？可见，乾隆帝之不再征阮，确系来之不易，他可能经过了十分痛苦的反复思考，最后权衡利弊轻重，从大局出发，才克服了死要面子的毛病，果断地作出了这一明智的正确的决定。
本来乾隆帝已作了应付最坏形势的思想准备，责令沿边将弁把守关隘，防阮入侵，并不想出关击敌，听凭阮氏兄弟称雄关外，但是，看来乾隆帝还是有福之人，皇天又一次特沛殊恩，给与了他变败为胜雪耻洗辱的大好机会，阮惠主动遣使来叩关降顺求贡了。
早在两广总督孙士毅刚刚出关时，阮惠就送回被风吹至安南的清朝把总许昌义，托其呈禀，“诡称黎维谨系已故国王黎维□之子，以次当立，黎维祁不知下落，请接伊母眷回国，求天朝罢兵”。［5］遭到乾隆帝的拒绝，谕孙士毅予以严厉斥责。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三日阮惠统军打败清兵进据黎城后，又差人赍表叩关，“情愿投诚纳贡”，孙士毅以其不先将你俘官兵送回，退还表文，不予理睬。二月初九日，阮惠又遣武辉璞二位官员，赴镇南关，赍表求贡。
阮惠这样忙于与清议和求贡请封，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三百年来，安南国王向为黎姓，虽实权不大，总系一国之主，又先后受明、清帝君册封，而且长期是辅政郑楝祖先独专国政，广南王阮氏只割据一方，未能主管全安南。阮惠又系广南王之臣僚，乾隆中年始灭其主，代为广南王，史称为新阮，以原广南王阮氏为旧阮。不到二十年，一个昔日旧阮王之土目阮惠，一跃而为统治全安南之王，很难得到臣民的拥戴。东京黎王的遗臣，辅政郑氏的遗臣遗兵，旧阮王之宗族、故臣，皆未彻底归顺新主，国内人心惶惶，难以安宁。阮惠于乾隆五十一年一进黎城，消灭辅政郑宗一家，五十三年再进黎城，诛其将阮任，均因知悉“民心不附”，而不敢久留，迅速退回富春。兼之，此时他又与暹逻交战，恐其乘后进击。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取得清朝的谅解和承认，受其册封，名正言顺地成为安南国王，对提高阮惠的威望，迫使、诱使安南官民臣服于己，具有极大的作用。因此，阮惠不断遣使求贡，竭力谋求大皇帝宽恕其过，允其纳贡通商，册封其为安南国王。
阮惠此举，正合乾隆帝之意。当他因兵败又不能再战而感到十分为难之时，新阮政府的求贡，给他搭好了一条体面下台的阶梯，给他提供了转败为胜、变失利为成功的大好机会，所以也积极采取行动。双方皆有和好的愿望，故谈判十分顺利。
开始阶段，乾隆帝还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