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边境外，参加战斗的三万一千名兵士，只剩下一万三千余名，损失过半，领队大臣亦多患病，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总兵吴士胜、副都御史傅显、副都统瑚尔起、阿第木保等相继病故。顿兵坚城之下，历来为兵家所忌，何况此系在缅甸内地作战，如不及时决策（或退或进），缅兵不断增援，定将陷入重围，明瑞之亡的悲剧又将重演。
因此乾隆帝立即于该折上批示：“以此观之，撤兵为是。”并谕军机大臣：昨傅恒等人以攻击老官屯情形具奉，“已节次降旨令其筹画万全，倘势难前进，即乘时撤兵”。今阅本日奏折，现届冬令，瘴气未消，叶相德等染病身亡，“缅地气候恶劣，徒伤人众，断难深入，令傅恒等即遵前旨，退驻野牛坝，以现在暂退明年再行进兵之旨宣示于众。［29］
又过了八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乾隆帝读到阿桂呈报“傅恒身染瘴疠，现患腹泄，颇形赢弱”的奏折后，立谕军机大臣，重申不得已用兵之因，再言官兵不耐瘴疠损伤甚多之情，谕令此旨到时”，“傅恒即驰驿来京，留阿桂在彼筹画撤兵”。［30］
此旨尚未到达，军营已决定与缅军议和。缅军统帅诺尔塔遣使致书，“恳乞解围”，经略傅恒，病势虽重，“总欲攻克贼寨，尽力追剿，不肯允其所请。”副将军阿桂以气候恶劣，“人多疾病，势难再进”，建议与缅议和，“给与回书”。傅恒始终不以为然。于是阿桂遂“集诸将，议进止。”诸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皆惮水土瘴疠”，“争劝受降撤兵”。阿桂便带领各领队大臣、提督、总兵来见傅恒，齐称“现在光景，实以就势撤兵为是，并各出具甘结”。傅恒“心中甚愤，即欲将众人参奏”，但因病无力，只好听从诸人意见，决定“受降撤兵”。［31］
此时，诺尔塔又遣“小头目”节缀呈上懵驳之书，“吁请停兵，词颇恭顺”，诺尔塔复会见阿桂差往议和之云南提督哈国兴，要求回信。傅恒等遂缮书晓谕，“令其具表求降，送出内地被留之人，其投诚土司，嗣后不得侵扰，若能悉遵约束，即当奏请撤兵。”十一月十七日，缅方使者与清都统明亮、提督哈国兴、侍卫海兰察等人相会，决定了议和停军。傅恒将上述情形呈报，并引咎自责。他奏称：自抵腾越以来，领兵前进，惟期迅奏肤功，但自戛鸠渡江以后，官兵多苦于瘴疠，到老官屯后自己即患腹泄，诚恐有误国事。“更念此次用兵，众以为难，独臣执意请行，致负委任，应请从重治罪。”［32］乾隆帝于十月立十九日收到傅恒之折后，下达长谕，说明“不得已用兵之苦心”，并决定允降罢兵。他说：傅恒攻取了猛拱、猛养，在新街击败敌兵，围攻老官屯，“势可计日而取”，但水土恶劣，官兵多生疾病，虽得老官屯亦不可以深入。因此，“朕以国威固不可不伸，而叠经夺寨狝贼，殄彼渠凶，亦既奋扬我武，况瘴乡绝徼，气候与内地迥殊。我兵之不宜久留彼土，实属地势所限，非兵力不足军储不充也。朕筹办军国重务，一切惟顺天而行，今审时度势，自当知难而退，不宜复执直抵阿瓦之说，……此时自应姑从所请，以完此局。”所有撤兵之事，“著傅恒等悉心妥议具奏”。［33］
此谕下达不久，十二月初七日傅恒之折又到。傅恒等人奏称：缅王懵驳遣人致书，“恳求罢兵，情愿缮具表文，十年进贡一次。兹差头目二人，呈送洋锦呢布等物，臣等坚辞不受，经头目等率夷众一百八十余人，负荷陈设营门，再四恳求，即饬令接受，将鱼盐菜蔬等物，分犒军士，绸缎银牌分赏夷众。”并令哈国兴谕以纳贡时表文，须遵各外藩体例，“应恭缮具书缅甸国王臣某奉表大皇帝陛下”。该使即书写存记。乾隆帝批示：“所办甚是。前此懵驳恳求通商，曾经降旨传谕傅恒不允许所请，今既愿奉表称臣，输诚纳贡，通商自属可行。”［34］
此时，傅恒病重，“官军损失大半”，已是“力不能支”，故军务由副将军阿桂主持。阿桂于十七、十八两日将伤病兵士先撤，十九日傅恒带兵三千后撤，二十一日阿桂统全军于夜间二更时离营撤退。由于形势严重，纷欲早离险境，“将军大臣下至兵丁等，并无队伍，纷纷而回，”相当狼狈。傅恒、阿桂等于二十六日回到虎踞关，留兵四千五百名分驻虎踞关、盏达、遮放，其余满洲、吉林、锡伯、索伦、厄鲁特和绿营兵分队前往永昌屯驻。
傅恒呈上“缅酋纳款善后事宜”，乾隆帝令军机大臣覆议。
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奏称：遮放、猛卯、陇川、盏达四土司，经缅扰散来归，无力耕作，且用兵时曾经出力，应如经略所请，交地方官借与牛具籽种和银三千两，分限五年交完。
“普洱边外十三版纳，现隶内地”，未被掠，“耕作纳税如初”，命总督、提督于本年瘴退后，查其曾被扰累的穷户，借给牛具籽种，设法安集。其近日招降之整欠、景海，未与各土司同供职，应命地方官晓谕，“令就各处土产，数年一贡”。“猛密大山境内，波龙老厂新厂等处，禁民潜往开挖。茂隆厂“自葫芦酋长献厂纳贡，相安已久，”且距缅远，无庸防禁，但令沿边各土司，禁内地厂民越江偷渡。永昌、腾越民人所典干崖、盏达、南甸、陇川、猛卯、遮放、芒市各土司之地，应派道府督同地方官严查，出示告诉民、“夷”，立将典押之产开报造册，不许隐漏，照本利多寡，收过年租若干，定限八年九年以次退出，嗣后永行禁止，如有违犯，将地入官，治承典人罪，并严禁内地民人“在夷地开铺及与摆夷婚”。将永昌府同知移驻龙陵，定为龙陵厅，移驻游击、守备各一员及兵六百名，定为龙陵营。腾越以外万仞等七关并“木邦、中山、杉木笼等处，旧设抚夷厂”，该州并不申报上司，又无定额，“有名无实”，现定为额缺，每关每处“设抚夷正副二人”，给以外委职衔领带兵马，按季支领钱粮，如此，“不惟弹压野人保护行旅，并可稽查内地民人私越关隘”。此次进剿，大炮甚为得力，除冲天炮四位仍送还京城外，经略所铸大神威炮二位及食五十余两弹子之神炮八位，四川解去的九节炮十位，劈山炮八十位，均留贮云南。等等事项，乾隆帝皆批准照办。［35］
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赴天津行宫朝见乾隆帝，“复命”，时已病重体虚，“形神顿异”，七月十三日，这位入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帝君左右，“以勤慎得上眷”，“为天子喉舌”，“乃国家第一宣力大臣”之首辅、军机大臣领班、一等忠勇公，终因出师失利，羞惭难堪，又气又病，而离开了人间，享年尚不到五十岁。
乾隆帝闻讯十分悲痛，亲临其第酹酒祭奠，命丧葬仪节照宗室镇国公之例举行，赐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及其前所建宗祠。乾隆帝还特下专谕，赞扬傅恒一生忠子帝君，为国效劳，建树殊勋，宣谕帝宠爱忠贤之至意。其谕说：
“太保、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才识超伦，公忠体国，德心孚契，襄赞深资。自早龄侍直禁近，即觇其器宇非常，洊膺委任。旋以金川建绩，锡爵酬庸，用是擢冠纶扉，综司庶务，荩诚匪懈，罕有其比。西师之役，独能与朕同志，赞成大勋，及崇爵再加，坚让不受，尤足嘉焉。昨岁进剿缅甸，傅恒坚决请行，朕亦以万里悬军，情难深悉，而廷臣中更无可当斯寄者，因授为经略，统率禁旅专征。傅恒自戛鸠济师以后，身先士卒，艰瘁倍经，用能收服猛拱。迨会师蛮暮，袭击新街，斩馘搴旗，贼皆溃窜，遂进攻老官屯。时傅恒业已身染沉疴，犹力疾督励兵众，昼夜兼攻，克期可下。逆酋畏惧，具书恳请解围，而朕亦因其地水土恶劣，军中多病，先期降旨撤兵，并遣医驰驿往视。春间傅恒于天津行在复命，见其形神顿异，隐虑难以就痊，犹冀其安居调理，以臻忽药。讵自五月以后，病势日益加剧，渐成不起，每朝夕遣使存问，赐以内膳羹糜，俾佐颐养，复间数日亲临视疾，见其有增无减，轸念弥殷，今闻溘逝，深为震悼。所有衾禭之属，业经从优颁赐，似此鞠躬尽瘁，允宜入祀贤良祠，并赏给内帑银五千两治丧，并著户部侍郎英廉经理其事。”［36］
乾隆帝发动的第三次征缅之役，至是以经略傅恒的去世而正式告一结束。
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804，页21、22。
［2］《清高宗实录》卷809，页7、8、9。
［3］《清高宗实录》卷809；页10。
［4］《清高宗实录》卷809，页10、11、13、14、18、22；卷812；页5；卷813；页2、5。
［5］《清高宗实录》卷812，页5、6。
［6］《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7］《清高宗实录》卷812；页7、8。
［8］《清高宗实录》卷803，页22、27；卷804，页41。
［9］《清高宗实录》卷826，页28。
［10］《清高宗实豪》卷830，页31。
［11］《清高宗实录》卷803，页13。
［12］《清高宗实录》卷832，页11、12。
［13］《清高宗实录》卷837；页15、16。
［14］《清高宗实录》卷786，页12；卷801，页11；卷806，页13；卷811，页7；卷829；页16；卷837，页9。
［15］《清高宗实录》卷838；页9、27。
［16］《清高宗实录》卷839，页21、22。
［17］《清高宗实录》卷839，页22。
［18］《清高宗实录》卷839；页26；卷840，页4。
［19］《清高宗实录》842，页18、19。
［20］《清高宗实录》卷843，页9。
［21］《清高宗实录》卷844，页36。
［22］《清高宗实录》卷841，页7、17、18、30；卷842，页6；卷843，页6、12。26；卷845，页6、10；《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23］《清高宗实录》卷843，页56、60；《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24］《清高宗实录》卷845，页53。
［25］《清高宗实录》卷046；页1、14、18；卷847；页3；《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26］《清高宗实录》卷846；页14、15。
［27］《清高宗实录》卷846，页18、19。
［28］《清高宗实录》卷847；页3。
［29］《清高宗实录》卷847，页3、4。
［30］《清高宗实录》卷347；页13、14。
［31］《清高宗实录》卷859，页15、16。
［32］《清高宗实录》卷317，页17、18。
［33］《清高宗实录》卷847，页17…23。
［34］《清高宗实录》卷348，页17、18。
［35］《清高宗实录》卷851，页13…17。
［36］《清高宗实录》卷864，页31、32。
“知难而退” 乾隆帝休兵议和
第四节 “知难而退” 乾隆帝休兵议和
一、恼羞成怒 弃和备战
从乾隆三十年冬云贵总督刘藻调兵进击袭掠内地土司的缅兵开始，到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于老官屯与缅军议和班师，中缅之间打了四次大仗。这五年的征缅之战，后来被乾隆帝列为“十全武功”之一，但是究竟其武焉在，其功为何？
乾隆帝为进行这场战争，调拨了大量兵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一次刘藻调兵近万名，第二次杨应琚集兵二万余，第三次明瑞有满、汉、土兵及索伦、厄鲁特等兵三万余人，第四次傅恒调兵四万余名从征，士兵一次比一次多，伤亡也越来越大。刘藻时，参将何琼诏率兵六百败于整控江；杨应琚之兵一败于新街，再败于万仞关、户撒，三败于猛卯、铜壁关，游击马成龙、班第、毛大经等将阵亡，士卒死伤上千。明瑞统军一万二千余名败于小猛育，死伤数千。傅恒所领之兵，病故阵亡一万八千余人。云贵总督刘藻畏罪自杀，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贻误军机被勒令自尽，将军、云贵总督、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和参赞大臣珠鲁讷兵败自杀，经略、副将军、参赞大臣、提督、领队大臣、护军统领、总兵、副都统傅恒、阿里衮等二十余员文武大臣病故、阵亡。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追祭恤赏入祀昭忠祠的“缅甸出师阵亡”的官员兵丁有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其中侍卫、参领、副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将弁为四百七十五员，马步兵丁二千八百八十八名。到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先后拨到云南的军需银共一千三百二十万一千余两，已用去九百八十万零二千余两，余银存库备支。至于马匹的倒毙，米粮的食用，弹药枪炮刀箭等武器的制造，以及千里转运，等等，更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乾隆帝付出了这样重大的代价，损兵折将，劳民伤财，究竟得到了什么？达到了他规定的征缅目标没有？五年的历史实践作出了明确的、也应使他感到震惊和惭愧的结论：征缅之役，既不威武，也无功可言，并非大胜，而是大败。他的奢望没有得到满足，他的幻想破灭了。
乾隆帝在委派杨应琚、明瑞、傅恒出征时，对进军的目的和要求讲得非常明确，规定得很死，不许作任何的变动。这个目的就是“犁穴诛渠，尽歼丑类”，“分置土司”，“定则纳赋”，即是说要直取缅都阿瓦，斩杀缅王懵驳，尽诛缅甸军政要员，臣服全缅，将其纳入清朝版图，使一个独立的缅甸国从此消失，分裂成若干小部，向朝廷称臣纳赋。一句话，灭掉缅甸国。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决不允许将军们接受缅甸乞和的要求，迁就了事。五年过去了，这个目的和要求既未能达到，也看不到何时能够达到的幻影。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傅恒与缅军统帅诺尔塔提出停兵议和的三个条件：缅甸进表纳贡，送回被留之人，不扰内地土司。乾隆帝同意了傅恒的这些议和条件。将这三条与乾隆帝颁发的出兵征缅灭缅之旨加以比较，便可清楚地看出，两者有着根本区别，乾隆帝被迫撤回了灭缅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