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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准部达什达瓦台吉的宰桑萨喇尔（萨喇勒、萨赖尔）率所属来归，报告了准噶尔内部争夺情况。在此之前，沙喇克、敦多布等来降时，也讲了不少事情。原来，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其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继承汗位，凶暴淫乱，不理政务，羁禁其姐乌兰巴雅尔，又欲杀害同父异母的长兄喇嘛达尔扎。其姐夫赛音伯勒克等台吉、宰桑起兵，拿获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剜其双目，连其亲密朋友达什达瓦一同送往阿克苏幽禁，拥立喇嘛达尔扎为汗。喇嘛达尔扎将达什达瓦属下人员分赐与各有功台吉、宰桑，又欲拘禁达什达瓦的堂侄大策零敦布多之孙达瓦齐，因其“人众地险”，未能如愿。乾隆帝对此十分重视，重赏萨喇尔，编入蒙古正黄旗，授散秩大臣。十七年正月喇嘛达尔扎遣使入贡至京，要求归还萨喇尔，乾隆帝严辞拒绝说：萨喇尔虽从尔处来，但他“实因惧祸逃生”，“朕为天下大皇帝，以生成众生为本，岂肯转置之死地”，此奏“甚属错误”，今后不许“以此等断不可行之事渎奏”。不久，授萨喇尔为北路参赞大臣，委以驱逐乌梁海部落的重任。［3］
从萨喇尔来归以后，乾隆帝更加重视对准部情况的了解，指示西北两路军营的将军抓紧侦探对方形势。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定边左副将军、亲王成衮扎布奏报：喇嘛达尔扎传唤达瓦齐，达瓦齐不敢去，欲于九月“前来投诚”，“投奔大皇帝”，被喇嘛达尔扎遣兵剿捕。乾隆帝立即谕令成衮扎布：“达瓦齐若投入我边卡，实系力穷，恳求收养”，可予优待。［4］乾隆十八年五月，成衮扎布再奏：达瓦齐于春天拿获喇嘛达尔扎，“达瓦齐即为台吉”。［5］达瓦齐连续用兵，攻打不听命于他的准部台吉和宰桑，准部大乱，不少人员投入内地，杜尔伯特三车凌即因达瓦齐发兵来征，而归顺于清帝。
乾隆帝的谕旨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他断定三车凌是真降而不是伪降。作出这一结论，十分重要，也很不容易。准部人员“素称狡诈”，从噶尔丹到噶尔丹策零均曾多次制造假象，伪称降顺或兵败，而乘机摆脱清军追袭（如乌兰布通之战），或诱骗清军入伏（如和通泊之战），致使清军将帅大多是心有余悸，不敢相信准人之话。这次又是三车凌携带三千余户一万余人前来，这几千名剽悍善战的蒙古健儿进边以后，如果闹腾起来，四处抢掠，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因此，肩负防卫北路重任的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疑其有诈，急忙调兵严加防范。乾隆帝却根据准部大乱这一决定性前提出发，否定了成衮扎布的意见，果断地、准确地作出了判断：“车凌等来降，似非叵测”。这就为正确安置降人，遣军北征，解决准部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三，确定了厚待三车凌的方针。乾隆帝举过去噶尔丹属下台吉阿喇布坦降后受封之事为例，表示将对三车凌“格外加恩”，三十多年前，阿喇布坦投降后至京，康熙帝亲御保和殿，召其入殿内宝座前，嘉其率众来归，赐宴款待，特赐避风石、貂皮袍．褂、银币、鞍马等物，封为多罗郡王，命于洪郭尔阿济尔罕地方游牧。乾隆帝以此为证，表示要对三车凌“格外加恩”，并具体指出先赏给牛羊，再安排游牧场所。他特遣侍郎玉保携御用元狐帽，赏给车凌、车凌乌巴什各一顶，又给端罩各一件，并以京城气候与边外相异，蒙古部落中未出痘者甚多，虑其到京后患病，令三车凌于明年夏季至热河朝觐。
三车凌惧怕准噶尔兵来袭，请求立即徙入汛内，成衮扎布遵奉帝命，迎其入卡，令暂驻乌里雅苏台，后定牧于扎克拜达里克。第二年（乾隆十九年）五月，三车凌率众台吉、宰桑至热河，乾隆帝对他们格外优待，赐宴于万树园，命观烟火游戏，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与色布腾为贝勒，赐车凌银五千两、车凌乌巴什银四千两、车凌孟克与色布腾各银三千两，其余台吉、宰桑亦各封贝子、公、一等台吉不等，皆赐与银两。三车凌带来的三千余户一万余人，按内扎萨克、喀尔喀扎萨克例，编立旗分佐领，设十三扎萨克，赐号赛音济雅哈图盟，以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赐三车凌羊一万余只、米四千石以及数百石种子。
三车凌的来归，使乾隆帝详细了解了准噶尔内部大乱的情形，知道“准噶尔篡夺相仍，人心离散，实有可乘之机”，北路军营又陆续奏报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交战及阿睦尔撒纳失利欲归顺清朝的消息，因而在他心中酝酿很久的一个想法便逐渐成熟了，欲图用兵准部，彻底解决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难题。
（二）驳斥懦臣 下诏讨准
乾隆帝将用兵准部之事告诉满洲王公大臣，征求他们的意见，不料，除一等忠勇公、大学士、军机大臣傅恒赞同此议，主张“用间出征”外，“其他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反对遣军攻打准噶尔。这些人认为，雍正九年清军远征，深入至博克托
岭，遭受了七十余年以来第一次大惨败——和通泊之败，时犹未久，当年损兵折将之惨象仍历历在目，这次再冒险深入，定将重蹈覆辙，殷鉴可虑，还是不征为上。［6］满洲王公大臣的这种看法，不能说毫无道理。准噶尔部有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人。准部人员剽悍善战，崇尚勇武，习于冲杀，“一人能劫数人者为壮士，能劳苦，勇战斗”，声威逼人，“各回城及哈萨克一闻其至，则阖匿逃窜，虏掠驱载惟所欲”。［7］如果清政府用兵于万里之外，冒险远征，很难有败此强敌的绝对把握。何况，五年以前，数万大军围攻弹丸之地大小金川，劳师三载，费银一千余万两，将士伤亡数千，两位大臣被诛，结果清廷仍然被迫退兵休战，未能取胜。似此情境，焉能开衅边外远攻劲旅！
乾隆帝对满洲王公大臣这种不明敌情、因循保守、胆怯惧战的态度十分不满，毅然排斥一大群庸臣之议，决定征讨准部，于乾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下谕说：
“……准夷素性猜疑，阴怀叵测，将未必至搆衅滋事，不得不先为防范。况伊部落，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为难，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卒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况伊之宗族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众投诚，至万有余人，亦当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8］
乾隆帝的这段话，字虽不多，却简明扼要地讲清了用兵准部的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必征准部。谕中所说准部人员“素性猜疑，阴怀叵测，将来必致搆衅滋事”，虽不无侮辱准部的言词和口气，但准部确系好战，已经给清朝西北和北部地区以及喀尔喀蒙古带来严重威胁，康熙帝、雍正帝均曾“屡集廷议，皆有‘此贼不灭，天下不安’之谕”。准部已使清政府“三朝（康、雍、乾）西顾，旰食仄席，戍塞防秋”，耗费了巨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仅从康熙五十八年派兵防卫策妄阿喇布坦至雍正末，军费便用银七千余万两，几乎相当于清朝全国两年的总收入。［9］长此以往，后果难以设想。另外，雍正九年清军大败于和通泊，极大地震动和刺痛了清朝政府，君臣均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因而要“雪两朝之愤”的强烈愿望，促使乾隆帝更加坚定了必平准部的决心。
第二，立即进军。谕中讲道，准部“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作对，正是“可乘之机”，而三车凌率众万余来归，既需考虑安置地区和对待办法，又可利用其人力兵力，了解准噶尔内部详情，让他们引导大军前行，正是“天时人事辐辏”，“宜乘机大举”。如果错过这一几十年未遇的良好时机，数年以后，达瓦齐控制住了局势，“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袭扰边境与喀尔喀，那时“仓卒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要想征服准部，就难上加难了。
乾隆帝在谕告内扎萨克、喀尔喀众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的敕旨中，也专门讲了乘机用兵的问题。他着重指出：杜尔伯特车凌等大台吉率都数千户来归，“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乱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我为难，必致愈费周章，且于尔扎萨克蒙古等，亦多未便。”［10］
乾隆帝的这两次敕谕，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意胡说，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九十年前，身为喇嘛在西藏念经的噶尔丹，听到兄长浑台吉僧格为人杀害汗位被夺时，日夜兼程赶回准部，几经曲折，终于当上了博硕克图汗，消灭政敌，雄踞西北，兵锋直抵距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迫使清朝都城为之戒严。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年幼势弱，未婚妻阿海被叔父噶尔丹霸占，弟弟索诺木阿拉布坦又为噶尔丹所杀，本人亦险遭毒手，被迫逃亡于外。后来策妄阿拉布坦趁噶尔舟灭亡之机，收集旧部，四处征战，很快成为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长，直接威胁到青海、西藏的安全。如果这次清军不发，达瓦齐很有可能统一厄鲁特四部，便将严重影响到西北的安宁。因此，不仅要征准部，而且要立即出兵。
第三，能获全胜。雍正九年清军之败于和通泊，就准部本身条件而言，便因为它的内部是团结的，“（噶尔丹策零）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扞御”。［11］这次的形势可就迥然不同了，准部大乱，来归清朝者络绎不绝，连“令行三部（杜尔伯特、解特、和硕部）”的阿睦尔撒纳也因与达瓦齐相争而欲降清，这的确是几书年难遇的大好时机，为清军平准提供了异常有利的条件。
虽然乾隆帝将用兵准部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讲得很清楚，又明白无误地表述了自己决意遣军的坚定态度，但不少满洲王公大臣仍然心怀疑虑，持不同意见，使乾隆帝异常生气。为了扫清障碍，更好地完成出征的准备工作和促进用兵的顺利进行，他于同年十月十三日御太和殿，专门召见满洲王公大臣，再次晓谕进攻准部的必要性及其必然会取胜的原因，狠狠地申饬了持反对意见的庸人。谕旨一开始就讲道：“今日召见尔等，特为晓谕办理平定准噶尔及满洲臣仆昔年勇敢迩来怯懦之故。”他重重地斥责王公大臣“畏怯退缩”，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他明确表态说，“朕于此，不无深憾焉”。最后他又严肃宣布：“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但满洲臣仆习气至于此极，朕若姑息因循，不速为整顿，振兴旧俗，数年后，不知何所底止也。故召尔等降旨开导，将此宣示八旗大臣官员，以及兵丁等知之。”［12］
经过乾隆帝的再三谕告和坚持远征，才使大多数满洲王公大臣从内心里接受了出征准部的主张，从而积极调兵遣将备办粮草马匹器械。这样一来，便为顺利进军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变方略“以准攻准”
乾隆帝在十九年五月初四日第一次正式向有关大臣，宣布征准的谕旨中，对怎样用兵，也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他讲道：明年兴兵所需的粮饷士卒马驼，均应预先筹画。西路需兵二万，欲拨甘涼绿旗兵八千及西宁、涼州、庄浪、西安、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新降厄鲁特兵前往。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奏准；北路派兵三万，西路三万。佥派京城满洲兵四千、黑龙江兵二千、索伦巴尔虎兵八千、绥远城右卫兵二千五百、西安满洲兵二千五百、涼州、庄浪满洲兵一千、宁夏兵一千、察哈尔兵四千、新降厄鲁特兵二千、归化城土默特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哲里木兵二千、昭乌达兵二千、喀尔喀兵六千、和托辉特兵五百、宣化大同绿旗炮手兵一千、甘肃各营与安西绿旗兵一万，共兵五万。每兵需马三匹，共马十五万匹，另需驼一万六千头、口食羊三十万只，于喀尔喀四部、内扎萨克六盟、三车凌及“甘肃所管番子”处采买，不足者，从官方牛羊牧厂提取。
军机大臣奏准调派的五万名兵士中，有清帝认为可以信赖的满兵一万三千名，索伦、巴尔虎兵八午名，还有久随征战的察哈尔兵四千名，土默特兵一千，共二万六千名，超过了全军总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阿拉善、哲里木、昭乌达、喀尔喀、和托辉特等蒙古兵一万一千名。满兵、索伦兵、巴尔虎兵和蒙古兵共三万七千名，绿旗兵才一万一千名，满蒙士卒占了出征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三，与雍正九年主要依靠绿旗兵（西路军皆绿旗）相比，有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表明了乾隆帝确实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平定准部。
军机大臣所说的新降的厄鲁特兵二千名，是三车凌的士卒，亲王车凌领一千，隶北路，车凌孟克和色布腾协助办理，另一千由郡王车凌乌巴什率领，隶西路。这两千名杜尔伯特土兵只占全军总数的二十五分之一，影响有限，主要起向导作用，引导大军前进。
关于平准之后的根本安排，乾祖帝于五月初四的谕旨中只原则性地说了要“众建以分其势”。过了二十二天他命军机大臣传谕定边左副将军策楞时，便进一步指出，要对厄鲁特蒙古，按原来“四卫拉特（即四部）之制，议编四部，封汗别居”。
至于出征的时间，乾隆帝根据降人提供的情况和群臣的建议，最后决定于二十年秋季用兵，由军机大臣传谕各地奉调士卒，俱于二十年四月内分别到达西路、北路军营。
对出征官兵和蒙古王公台吉，乾隆帝从重奖赏。十九年五月规定，给“出师人等”“治装银两”，大臣官员各赏俸银二年，京师前锋、护军各赏银四十两，驻防满兵三十两，绿营兵二十两。哲里木、昭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