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厚爱经略，虑其有失。任经略之前，傅恒本来就因为是孝贤皇后之弟和勤慎事上，而深受乾隆帝宠爱，超级提拔，未及而立之岁便任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仅次于讷亲之第二宠臣。当张广泗料理未妥帝心烦闷之时，讷亲安坐未动，傅恒却奏请“愿效前驱”，赴军指挥，分担帝忧，此举甚受皇上赞扬。傅恒就任经略以后，不辞辛苦，长途奔驰，赶到军营，整顿营伍，露立风雪之中，“彻夜督战”，夺碉取卡，军威大振，更赢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欢心，乾隆帝决定要让其接替讷亲之位，成为“素深倚毗”、最受宠信的“中朝第一宣力大臣”，因此对其用兵十分担心，既怕其战败，又恐其负伤或劳累成疾，所以要傅恒尽速统兵回朝。他于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傅恒回京的谕中讲道：经略大学士“乃国家第一宣力大臣，赞襄机务，所关綦重”，“岂可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况悬军深入，“种种可虞”。且孝贤皇后念经略大学士是手足至亲，教导成就，“恩意笃挚”，朕亦因孝贤皇后诸弟之中，“能如此忠诚任事”，殊不易得，“是以优加眷遇”。其在金川“临阵督战，彻夜露立风雪之中，此岂人所能甚”，于心不忍，是以特召回朝。［27］第二日，正月十六日，他又下谕说：经略大学士年力壮盛，“赞襄之日方长”，实国家所不易得之社稷重臣，“朕岂肯以将来五六十年辅弼良佐”，而令其殚穷年之力，专办一无足轻重之“番蛮”。大学士督战金川，使“朕心日夜悬注”，皇太后因朕筹画忧勤，“又致圣心日夜悬注”。贤臣久劳在外，“朕心实有所不忍”，应即撤兵还朝。［28］
以上这些因素，促使乾隆帝深悔不该错对金川用兵，因此，从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送傅恒离京，到十四年正月初三日，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决定要止兵撤军了，并准备派岳钟琪统兵一万，驻守打箭炉，防止金川兵袭击要道和丙地。应当说，乾隆帝知错能改，还是应予肯定的。人孰无误，知过能改，筹画弥补之法，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历史进程变化多端，有时还曲折有趣，正当乾隆帝引咎自责面带惭色之时，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告捷露布，从远离京城五千里的金川军营，飞速传送，日行六七百里，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就呈于御案之上，顿时龙眉舒展，变愁为笑，宫殿内外，喜气洋洋，一派欢庆大捷的快乐景象。
三、岳钟琪劝降勒乌围 莎罗奔营前归顺
连续接到皇上劝说、谕令班师回京的圣旨，被乾隆帝赞为“殚心为国”之“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的经略傅恒，感到十分为难。他本来抱有誓平金川的雄心壮志，至军营后一再向帝奏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必欲打下勒乌围、刮耳崖，生擒莎罗奔及其侄郎卡，“荡平贼境，慑服群番”。［29］何况，军务颇有起色，卡撒、党坝两路大军均连续夺碉取卡，渐逼莎罗奔住碉，大金川藏民震于清军“兵威，且粮食将尽”，屡次要求降顺。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突然撤兵回朝，真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太可惜了，对朝廷，对自己，都是一大损失。因此，他多次上奏，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但一再遭到皇上拒绝。而且皇帝既连下长谕，嘉赞经略为国尽忠效劳建树了功勋，又温情脉脉，以至亲身份，苦口婆心地从国家大局到个人安危婉言相劝，阐述收兵的必要，还特封一等忠勇公爵，搬出皇太后的慈谕，提及长姐孝贤皇后之恩眷，这一切特恩殊宠，都使傅恒难以坚持己见。尤其是乾隆帝于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经略回京的上谕中，明确宣布，“此旨到日，经略大学士傅恒著即驰驿还朝”，如此严谕，臣子怎能违命。兼之，十七日班师之诏又已下达，各省增派之兵尚在中途者一律返回原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傅恒只好上疏，奏称愿意离开军营，遵谕返京。
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酉刻，乾隆帝收到傅恒的奏折，言及金川头人阿申内附，机有可乘，弃之可惜，恳展还朝之期。初十日丑刻，傅恒之疏又到，奏称奉到十六日谕旨，“敬谨遵奉。于（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即行星驰就道”，纳降之事，交策楞办理。乾隆帝赞嘉说：“如此方为明于事理能知轻重之大臣，朕心深为嘉悦。罢兵一事，朕再四熟筹，为国家远大之计，无逾于此。”［30］
傅恒所说欲于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动身回京，并非真话。当时从北京到金川军营，谕旨及经略的奏折，一般需要十二天。傅恒系于正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奉到十六日的上谕，而他奏称将于一天之后，在二十九日起身，执行圣旨之如此坚决和迅速，当然会得到皇上的夸奖。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傅恒上奏之时就已决定要延期起程，而且要亲自纳降。尽管近二十道上谕促其返京，而且明确限令其停止战争，撤军回朝，他也上了奏疏，表示要遵旨归京，可是他并未放弃建功立业的愿望，只不过是在“纳降”上作了重大的变动而已。
早在十三年十一月初，莎罗奔便“日遣头人在卡喊降”，护川陕总督傅尔丹、署四川巡抚班第告诉来使说：必须莎罗奔、郎卡“面缚叩见，方准伊不死”。初七日头人得什阿朗到达党坝四川提督岳钟琪军营，“哭禀郎卡现在病重，求差官注验”。岳遣千总杨自功等于初八日赴勒乌围，验得郎卡果系病重，并探明勒乌围一带道路及山川形势。岳传谕得什阿朗：若莎罗奔、郎卡“抗不赴营，嗣后无庸喊降。”随后，十余名藏民陆续来降，言及刮耳崖已无粮，勒乌围粮少，普通藏民“不能得食”，“人人思溃”，“贼酋……欲诱令（藏民）同出投诚”。［31］乾隆帝得知此事后，改变了在原先讷亲、张广泗任职时制定的政策，当时是要二人以瞻对班滚之事为戒，不许收降，现在因已后悔不该用兵金川，故于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谕宣布，如果三个月内不能成功，即应“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息人力”。［32］
傅恒在十三年十二月中至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的四十余日里，连续奉到多道言及尽早收兵的上谕。他一方面几上奏疏，要求实行他制定的“锐师深入，从中峰压下，直捣贼巢之策”，欲图荡平金川，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考虑计诱“番酋”之法。他于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奏称：“番众震我兵威，且粮食将尽，屡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禀哀恳”，十五日又遣头人来营，送还抢去绿旗兵三名，“观其情词恳切，穷蹙似系实情”，因谕以莎罗奔、郎卡若亲缚赴辕，当贷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诚，仍抵贼窟，将二酋带入内地，还朝献俘”。［33］
傅恒意欲骗诱莎罗奔及其侄郎卡来营投降时，缚二人入京献俘，这种作法实为谬误。傅恒可能是藉此博取生擒“逆酋”之“美名”，谋取殊勋特功之封赏，但此举将带来严重后果。失信于“番”，金川藏民将重举义旗，拼死反抗，局面很难收拾。何况，堂堂天朝大帅，行此鼠窃狗偷之计，岂不贻笑大方。乾隆帝对傅恒之策予以摈斥，于正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连下二谕，令其废除此法。他指出：莎罗奔、郎卡会考虑到被骗的危险，而“令人冒充”，就算是二人来投，一旦擒拿押献，不仅其“随从之众，一时情急生变”，而且“彼中人心团结，必复另有推戴，其仇恨深切，力抗坚拒，更倍于前”，如欲“痛断根株”，非一二年不可。何况，既许以不死，又“絷之槛车，献俘阙下”，则“群番环视，且畏且惊”，不如“昭布殊恩”，遣彼回归故地，“告布各番”，使知“王师有征无战，降者不杀，信义宏孚，恩威并著”，这样一来，“边徼由此永宁”。［34］
傅恒在奉到这两道上谕之前，已决定放弃诱擒之法，改为纳降和好，允其返回。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改变，可能是出于两个因素。一是他已收到令其见旨之后立即返京的正月十五、十六两日的上谕，恐因捉拿莎罗奔、郎卡引起“番变”，无法离开金川，从而违背了“著即还朝”命策楞纳降的圣旨，犯下欺君抗诏的大罪。二是莎罗奔真心降顺，于正月二十日遣头人来到军营，“呈献甘结，遵依六事”：一、永不敢侵扰“诸番”；二、供役比各土司勤勉；三、尽返所夺“邻番”之地；四、擒献过去误犯天兵之凶首；五、送还从前所侵掠之人民、马匹；六、照数献出枪炮。虽被傅恒以其“未经面缚”而“峻拒其请”，莎罗奔仍求降不已，并托绰斯甲土司转求提督岳钟琪“代请贷死”，还屡派亲信头人“致词献币”，禀称果贷其死，“当为经略大学士建祠顶祝”。［35］傅恒很可能考虑到，与其遵旨立即被迫乘马还朝，将纳降之功让与别人，自己落得一个虚糜粮饷无功返京的可耻下场，倒不如抓住这一极为难得的机会，允许莎罗奔投顺，还可亲享四个月来鞍马劳顿勤理军务之佳果，立一大功，博得平定金川之美名，因而放弃了诱擒的安排。
雍正初年岳钟琪署川陕总督时，曾推翻原总督年羹尧的错误决定，将大金川割与沃日土司之美同等寨，归还与莎罗奔弟兄，因此莎罗奔对岳十分感激。现在岳钟琪向傅恒提出纳降，愿意亲至勒乌围招抚，傅恒同意。岳遂带兵四五十人，进抵勒乌围，宣谕劝说，莎罗奔见岳轻骑亲至，大喜，“迎谒甚恭”，“悉听约束”，是夜留岳宿于帐中，岳“解衣酣寝如常”，莎罗奔更为信服。次日，岳至莎罗奔的经堂，令绰斯甲土司同莎罗奔、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随即前往卡撤军营，告诉经略。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莎罗奔、郎卡于卡撒经略之军门外，“除道设坛”，带领喇嘛、头目多人，“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傅恒轻骑减从，“示以不疑”，升帐就座，莎罗奔等人“次第俯伏帐下”。傅恒“开诚训饬，义正词严”，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以不死”，莎罗奔等人“感激欢欣，致词恳切，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并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却银受佛，颁赉恩赏，手授荷包，莎罗奔跪谢领受，叩称银两不敢领回，愿以此银为经略大学士傅恒“建祠诵经，子孙戴德”，傅恒遣其归还勒乌围。此日，“远近各番，观者如堵，莫不踊跃欣喜，敬信畏服”，“万声欢庆”。［36］
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乾隆帝得到傅恒“奏报夭威远扬平定金川”“献捷班师”的露布，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宣布喜讯，盛赞傅恒“迅奏肤功”，从此“远徼敉宁，蛮氛尽息，生灵休养，食德饮和，实我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休，垂诸史册，盛烈光昭”。他从厚封赏功臣，赐令一等忠勇公傅恒服四团龙补褂（按清制，此服仅亲王、郡王才能服用），赐与金黄带及宝石帽顶，并依开国元勋超等公、追赠武勋王扬古里额驸之制，加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不许恳辞，又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之例，为其家“敕建宗祠，春秋致祭”，“用奖忠勋”。对提督岳钟琪，加太子太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授兵部尚书衔，赐紫禁城骑马，免其西征准噶尔时罚令赔补之银七十余万两。［37］
莎罗奔感帝“宥死之恩”，“选进番童番女各十名，代伊等服役”，送至经略傅恒处，求进献大皇帝，又于刮耳崖修建祠宇，供奉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长生禄位”。乾隆帝得悉四川总督策楞奏报此事后，谕令送还“幼番”，量加奖赏，允其建立傅恒生祠。他又于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下谕给金川土司莎罗奔等人，讲述了讷亲、张广泗办理不善已处以军法等事，谕其“安分守法，勉力向善，皈依佛教，各守封疆，永无侵轶”，设若邻近土司前来欺凌，许其向总督、提督控告，当“为尔等分剖曲直”。［38］第二日，二月三十日，又下谕给邻近的各土司，重申上述意见。
三月十三日，大学士等议准四川总督策楞奏上之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一、巴底、巴旺，仍由其原土司纳旺管辖。二、允许从军出力之革布什咱土舍扎什诺尔布承袭该土司，给与号纸。
三、杂谷、草布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仍各辖己地，毋庸“联为一气”。四、沃日女土司泽尔吉与小金川土司泽旺婚配。五、沃日土司印务，仍由女土司泽尔吉护理，所生之子，分袭沃日、小金川二土司。六、小金川被毁的碉房，听其自修自守。七、小金川副土司小朗素及大朗素，酌予安插。八、先来投诚之大金川土舍汪尔吉，乃郎卡之异母弟兄，交伊舅革布什咱土司扎什诺尔布带赴游牧，待有安插之处时，即予安排。九、梭磨、竹克基、党坝等土司、土舍，仍保留原有职衔，毋庸加衔。十、各土司恭顺辛勤，业蒙恩旨赏赉，交部分别加级，以示鼓励。十一、“严汉奸出入番地之禁”，各土司钱谷文移需人代办，听其自行延请汉民充任，“番民贸易”难以禁绝，惟严察匪徒出入。十二、木坪、瓦寺两土司，紧接内地，“番民”“典买汉地甚多，管业已久，”不必勒令汉民赎还，今后严禁内地民人将田地“私售番民，违者治罪”。［39］
四、斩相诛帅耗银劳民 名胜实败
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奏报“平定金川”的告捷露布送到北京以后，乾隆帝万分高兴，封赏功臣，遣派大员祭告天、地、太庙、大社、大稷、奉先殿、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和先师孔子，立碑太学，编平定金川方略，并恭谒泰陵，上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徽号，颁诏天下，恩赐出征官兵夫役和伤病兵丁，宽免犯人，其《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文》，概述了征剿的原因、过程和奏凯之情，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金川莎罗奔者，居西蜀桃关以外，界绰斯甲、小金川之间，向曾从征，得受符檄，与诸土司齿，顾恃其险远，夜郎自大，构衅邻番。各土司申诉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图，岂其视为瓯脱，乃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