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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用兵金川之事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判断欠妥，误认为可以轻易取胜，故而草率决定发军征讨；二是任人不当。乾隆帝只看到张广泗在平苗变、治苗疆过程中的杰出才干，没有想到其在金川之战中会如此无能。如果仅仅就此而论，倒还可以谅解，谁能担保对一个人的军事指挥能力的估计，可以永远正确。但是，在另一问题上，即张之性格、度量、作风上，乾隆帝却不该无所了解了。张广泗其人，得志之后，心胸狭窄，成见太深，贪功专权，桀骜不驯，骄横跋扈。岳钟琪久为四川提督，熟悉“番情”，“向为番众信服”，对莎罗奔还有厚恩。［37］如果张广泗能从其建言委以军权，充分发挥岳的作用，肯定会对军务大有俾益。可是，张广泗既因与岳曾有前隙，又嫉贤妒能，对岳钟琪处处提防，多方限制，使其才干未能发挥。更为严重的是，他对讷亲的抵制和谋害，使局面更为恶化。
乾隆帝原本以为委任讷亲为经略，“其威略足以慑服张广泅”，可以使官兵振奋，变怯为勇，张广泗能“专意征剿”，缓和其与诸将之矛盾，而加速出征之胜利，并可藉此抬高讷亲之声望，予以更大的恩宠，实为一举两得之妙计。不料，张广泗竟然蔑视圣旨，傲对讷亲，根本不与讷亲合作，千方百计拆讷亲的台。后来，乾隆帝以此作为张之一项大罪，多次下谕斥责张广泗“闻有讷亲经略之命，辄心怀观望，诸事推诿”，贻误了军机。［38］钦差大臣、署四川巡抚班第对此详奏说：
“查讷亲抵营时”，各路官兵俱已调齐，正可进攻，而张广泗迟回不进，犹驻美诺，经讷亲再四勒催，始来军营。但讷亲不能细察形势，督催过激，以致布置疏虞，任举、买国良相继阵亡，自此一切军务俱不敢主持，仍听张广泗调度。而张广泗遂无论事之大小，动云面奉经略指示，其实皆出张广泗之意，而讷亲不知也。张广泗之居心委卸，举动乖张，讷亲未尝不知，臣亦尝与言及。……”［39］
乾隆帝对讷亲的认识和委用，更为错误。讷亲本来是一位精明能干之人，青年得志，深受乾隆帝赏识，勤奋敏捷，颇有见识，时人称其“料事每与上（乾隆帝）合”。他身任多职，理事浩繁，审案勘河巡阅营伍，办理皆甚妥善。尤为难得的是，他“以清介持躬”，不贪财纳贿，不交结权贵，不与官员私交，“其门前惟巨獒终日缚扉侧，初无车马之迹”。人们因其“廉介自敕”，“不敢干以私”，怕碰钉子，遭其惩处。［40］这是一位治理国政的能臣，乾隆帝对其栽培陶养十几年，心血是没有白费的。但是，讷亲虽善治政，却不谙用兵，又因是名门之后，贵胄子弟，生性骄惯，怕劳畏死。谁知，乾隆帝竟将这位“素未莅师”的儒臣任为经略，使其肩负征剿大金川的重任，这样地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当然会误国误军，也害了讷亲本人。
刚到金川，讷亲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他于十三年四月下旬得知此命即速回京师，短住一时便赶赴四川，六月初三日抵达大金川，立即发动进攻。史称其“锐意灭贼”，但“自恃其才，蔑视广泗，甫至军，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多有损伤。”［41］金川藏民的英勇反击，官兵的严重伤亡，使这位“意气骄溢”的宰相吓破了胆，处事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就“锐挫气索”，不敢言战，由“蔑视广泗”转变为“不敢专攻，仍倚张广泗办贼”，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人皆笑之”。而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讷亲虽知张“居心委卸，举动乖张”，但“以军旅之事，素未谙练，倚仗张广泗，希图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为徇隐”。这样一来，“将相不和，士皆解体”，“军威日损”，进攻焉能获胜。［42］由此可见，乾隆帝任帅不当，错用讷亲、张广泗，是造成清军进征金川失败的主要因素。这一点，他很快就认识到了，立即采取对策，遣派协办大学士傅恒代替讷亲，出任经略，准备向金川发动第二次大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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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286，页15、16。
［2］宫中档：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高其倬题，《清史稿》卷295，《年羹尧传》，卷296，《岳钟琪传》。
［3］《清高宗实录》卷97，页27。
［4］《清高宗实录》卷101，页25，卷103，页28。
［5］《清高宗实录》卷105，页19…21。
［6］《清高宗实录》卷219，页20，21，卷223，页31。
［7］《清高宗实录》卷279，页20，21。
［8］《清高宗实录》卷284，页19、20。
［9］《清高宗实录》卷286，页15…19，卷287，页4、5、24。
［10］《清高宗实录》卷291，页2、3。
［11］《圣武记》卷11，《兵制兵饷》。
［12］《清高宗实录》卷291，页30。
［13］《清高宗实录》卷292，页24、25。
［14］《清高宗实录》卷293，页2、3、4。
［15］《清高宗实录》卷295，页17…20。
［16］《清高宗实录》卷297，页10。
［17］《清高宗实录》卷299，页22…24。
［18］《清高宗实录》卷300，页7、8。
［19］《清高宗实录》卷298，页19，卷300，页8。
［20］《清高宗实录》卷301，页17，卷305，页10。
［21］《清高宗实录》卷305，页38、39，卷309，页47…50。
［22］《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45。
［23］《清高宗实录》卷311，页39。
［24］《清高宗实录》卷310，页10。
［25］《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卷313，页13、14、48、49。
［26］《清高宗实录》卷312，页17…21。
［27］《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1，卷328，页43，卷359，页53。
［28］《啸亭杂录》卷1，《杀纳亲》：赵翼：《檐曝杂记》卷1，《军机大臣同进见》。
［29］《清高宗实录》卷300，页16，17，卷307，页3、4，卷311，页33、39，卷312，页19，卷314，页37，卷329，页55。
［30］《清高宗实录》卷312，页19、21；卷315，页36；卷325，页22。
［31］《清高宗实录》卷318，页23…27。
［32］《清高宗实录》卷324，页12；卷325，页38。
［33］《清高宗实录》324，页13；卷325，页37。
［34］《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
［35］《清高宗实录》卷323，页3。
［36］《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37］《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
［38］《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7。
［39］《清高宗实录》卷328，页8。
［40］《啸亭杂录》卷1，《杀讷亲》。
［41］《啸亭杂录》卷1，《杀讷亲》；《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42］《清高宗实录》卷328，页3；《啸亭杂录》卷1，《杀纳亲》；《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第一武功”不武无功 一征金川得不偿失
第三节 “第一武功”不武无功 一征金川得不偿失
一、改任新经略傅恒 再图大举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下谕说：大金川之事，讷亲、张广泗旷日持久，有负重托。“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傅恒年方壮盛，且系勋旧世臣，义同休戚，著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即前往军营，与班第、傅尔丹、岳钟琪等妥协办理军务，务期犁庭扫穴，迅奏肤功。第二日又谕令授傅恒为经略，“统领一切军务”，十月初六日再晋其为保和殿大学士，位居首辅。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分别系顺治帝、康熙帝之忠臣和亲信大臣，其姐为乾隆帝之爱妻孝贤纯皇后。由于这些原因傅恒青年得志，二十四、五岁就当上了军机大臣，过了两年（乾隆十二年）又擢户部尚书，十三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升协办大学士，兼领吏部，十月授保和殿大学士，此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可见其受帝之宠爱和栽培。
乾隆帝派出这位第二宠臣时，认真吸取了先前错用讷亲的教训，在任傅恒为经略时，两次下达长谕，既详言讷亲“身图安逸”、畏缩不前、“负国负恩”之大罪，将予严惩，并明确告诫傅恒不要“如讷亲之怯弱”，否则“前鉴具在”；又夸奖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有“锐往直前破釜沉舟之志”。［1］这对促使傅恒勇于任事，誓平金川，自然是会起作用的。
乾隆帝又连下数谕，责令护川陕总督傅尔丹、署四川巡抚班第、四川提督岳钟琪，“务须乘机度势，可进则进”，不要迟延，不许象从前“张广泗闻有讷亲经略之命，辄心怀观望，诸事推诿”，当以张为戒。这为调整将帅关系，加强统一指挥，很有裨益。
乾隆帝专对金川军营将弁兵丁下达特谕，既指责兵丁“不能鼓勇先登，摧锋陷阵”之过，将弁“虚糜廪禄，均属有罪之人”，又告以“咎归主将”，乃讷亲、张广泗，官兵等“罪为可宽，而情为可悯”，现派经略大学士傅恒赉往内帑银两，赏赉将弁兵丁，“鼓励士心”，责令他们务必“各知奋勉”，“踊跃前驱”，“共成伟绩”。［2］
乾隆帝在调兵上也作了重大的改进，决定增派大批满汉官兵。
他于十三年九月、十月下谕，遣派京师满兵二千、东三省满兵三千、陕甘二省兵一万五千名、云贵八千、湖南湖北二省四千名、西安满兵二千、四川满兵一千，合共三万五千名，派总兵六员、副将八员统领，限于十四年三月齐集金川军营。加上金川现有汉土官兵及少数满兵共二万四千九百佘名，清军总数多达六万名，超过金川藏兵十余倍，而且其中有清帝倚为根本支柱的满兵九千余名，可见乾隆帝誓平金川的决心之大。对出征官兵，皆厚赐银两，满兵的前锋、护军，每人赐银五十两，可购米五、六十石。
给经略每月养廉银一千两、“赏赉银”一万两。
在粮饷器械方面，也力求富余充足。运去大批枪炮，其中冲天炮、九节炮威力极大，是“国家利器”，威远炮在康熙年间征西藏时，“曾以此得胜”，制胜炮威严雄壮，均为圣祖时制造，平时均“贮之禁中”，这次也特为请出，送往前方。金川军营又铸造了多位重二千余斤的铜炮。乾隆帝拨户部库银和各省银四百万两以供军储，又出内帑十万供傅恒赏赐官兵之用。
乾隆帝为使傅恒“专一经理进剿事宜，俾肤功早奏”，保证粮饷器械的供应，增强指挥效率，于十月十四日解其带管川陕总督之职，特派数员能臣前往，以两广总督尹继善为协办大学士，摄陕西总督，主馈运，派兵部尚书兼户部尚书舒赫德随傅恒行，因讷亲之兄两江总督策楞及讷亲之堂弟吏部尚书达尔当阿，恳请从征效劳，授策楞为四川总督，命以上四员大臣及内大臣傅尔丹均为参赞大臣，“参赞军务”。［3］
乾隆帝的这些措施，以及诛讷亲，斩张广泗，惩治四川巡抚纪山，使新经略感戴帝恩，文武大臣加强了责任感，三军将弁士卒畏惧处罚争求立功，军纪严明，士气大振，兼之，粮饷充足，枪炮众多，军需物资齐备，这一切，为进攻金川提供了获胜的可靠保证。
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御太和殿，赐经略大学士傅恒敕书。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师，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亲祭吉尔丹纛和八旗护军纛，至东长安门外御幄，亲赐傅恒酒，命其于御幄前上马，又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未及而立之岁的青年大帅傅恒，深受特宠，誓报帝恩，决心要踏平金川，建树丰功伟绩。他一出京门，便兼程前进，飞速奔驰，日行二百四五十里，每日还要看阅帝旨和有关军情的文件，处理军务和地方要事，缮写奏折。十一月末他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鞍马之劳顿，可想而知。他从成都出发，沿途崇山峻岭，道路险恶，尤其是十二月初九日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平常时日都只能牵马步行，而现在连日降雪，“路途益滑”，“极滑处”将马用绳系拉而上，“一二步即倒”，有十几匹马坠入山涧，傅恒亲自率众步行七十里，整整劳累一天，才登上山岭。历经艰辛，傅恒于十二月十八日赶到金川军营。［4］
对于与军中大将岳钟琪、傅尔丹的关系，傅恒十分慎重，竭力争取和衷同济，同建功业。他于十二月初在途中上奏说：“闻军中绿旗将士，知臣来川，日夜盼望。而傅尔丹等闻臣将至，转生疑惧”。待到军营后，当对傅尔丹等“详悉开导，使之释然无疑”。拟告岳钟琪：你受皇上深恩，弃瑕录用，“当一矢丹诚，竭力报效，不可稍存瞻顾”。若你进攻有效，即你之功，若不尽力则有过。我为经略，“众人之功，即我之功”，“惟在同心协力，相与有成”。并欲将此“谆切告语”，“宣布军中将士，使傅尔丹等疑惧尽释，庶臣得收指臂之效”。同时，他奏减兵九千，只派新兵二万六千名。乾隆帝盛赞其“筹审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信为有福之大臣，观此，则大功必可告成也”。［5］
傅恒立志做番事业，一再向帝奏称誓平金川，明确讲道：“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6］他详细了解军情以后，于十四年正月初专上长疏，详述了讷亲、张广泗的失误，提出了征剿方略。他说：等待各省调派之兵到齐以后，即同时并举，分地奋攻，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番众”不多，外边防备既密，内部守御必疏，我军从捷径深入，出其不意，“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卡撒一路，岭高沟窄，我“既身为经略，当亲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