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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桂将上述问答向帝报告，并着重讲述了盛住携银进京之事。阿桂奏：盛住上年进京，带有应解人参价银三万九千余两，到京后赴广储司兑交。盛住称并未给十五阿哥（即九年以后继位为君之嘉庆帝）送与物件。阿桂如此上奏，显然表明是不满窦光鼐之所为，认为其是无事生非，扰乱浙省，诬陷好人。这一奏折，影响巨大，顿使乾隆帝对窦光鼐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嘉其据实直奏，改变为斥其信口诬人，从爱其所奏，变为憎其所言。
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就阿桂之奏下谕，奚落和斥责窦光鼐说：窦言不能记忆报告平阳县亏空之人的姓名，“是窦光鼐既欲于朕前见长，又恐得罪众人，实属进退无据”。窦见盛住进京带银数多，“遂疑为盛住私货，若如此疑人，天下竟无一清廉之官矣！尤为可笑”。“至总督、藩司收受属员门包馈送，事关大员婪索，若并无确据，何得率行陈奏，乃询问该学政，毫无指实，是竟系信口诬人。若窦光鼐欲诬人谋反，将不论其有无，将人治罪，有是理乎？此案若非朕特派阿桂前往查办，则窦光鼐与曹文埴等争执扳引，即经年之久，办理亦不能完结，更复成何事体！今阿桂与曹文埴等公同面询，逐层驳诘，俱确有可据，窦光鼐竟不能复置一词”。著将此旨由五百里传谕阿桂等知之。［78］
乾隆帝为什么对窦光鼐以及对浙省亏空的看法和态度（准备就曹文埴之奏了结此案），发生了这样根本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他没有明确讲述，但剖析与此旨相关的上谕，联系时局，还是可以归纳出几点推论。其一，阿桂等系帝倚重、信任的大臣，容易听信其言。他曾在另一谕中训斥窦光鼐无自知之明说：“阿桂、曹文埴、伊龄阿，屡蒙任使，皆系素能办事之人。朕之信窦光鼐，自不如信阿桂等。即令窦光鼐反躬自问，亦必不敢自以为在阿桂上也。”［79］
其二，盛住是内务府人员，蒙帝信任，派其充任杭州织造并晋为布政使，乃窦光鼐劾其有私，并牵涉到其曾送物与十五阿哥。乾隆帝素以英君自诩，一向对诸皇子严加管教，不让他们与大臣私下交往，更不准发生收受官员礼物的违法行为，迄今为止，此类事尚属罕见，而今窦却声称盛住与十五阿哥之间有此丑事，岂不大丢其脸。何况十五阿哥是将来继承大统之人，关系更大。因此，他一听到阿桂奏称盛住说未送物品，“阿哥亦从不许其帮助”时，高兴极了，在斥责窦之谕中着重指出：“阿哥等素常谨慎，宫中廪给亦优，本无需伊等帮助之处，盛住所言，自属可信，朕阅之深为嘉悦”。［80］皇上这种内心深处的秘密，只有阿桂这样久侍禁近之亲信大臣才能意揣，书呆子窦光鼐焉能知晓？
其三，乾隆帝此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皇帝，从精力和壮志而言，七十六岁之君当然不如三四十岁时之帝，自然容易失之于宽纵，何况四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因循营私之弊盛行，仓库钱粮之亏空，成为全国通病。他知悉此情，并不想彻底整顿，只是要求能过得去就行了，所以，他对钱粮亏空的总方针是“不欲为已甚之举，亦不为姑息之政”，或者换句话说是“不为已甚去其甚”。
他不只对钦差大臣曹文埴讲了这一方针，还在派阿桂赴浙时再三叮咛其要“仰体朕意，妥协办理，不蔓延，亦不致疏漏”。［81］因此，他自然更愿意接受阿桂、曹文埴、伊龄阿追齐原奏之二十余万两亏空之银，而不乐意采纳窦光鼐之彻底盘查的主张。
是否是这些原因，姑且不论，但严峻的事实是，乾隆帝听从了阿桂、曹文埴之言，不愿根究亏空的全部问题，已对窦光鼐采取憎恶、怀疑和动辄训斥的态度了。对于窦光鼐来说，从此形势便急转直下，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处境迅速恶化。
上谕下达之后的第二十一夭，六月十三日，乾隆帝依据阿桂、曹文埴的奏报，下谕对浙省亏空一事作了结论。谕旨说：前经阿桂等奏称，查明浙省亏空银两已弥补和未弥补的实际数量，“详核定议”，请将福嵩等交部严加议处。此奏折已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浙省亏空一案，大局已定”。所有仓库弥补未完银二十五万三千七百余两，与福嵩初报二十七万余两之数，“有少无多，足见其尚无隐饰”，“福嵩尚无贪黩败检情事”，其咎只是不能实力督催，以致逾限不完，失之柔懦，著加恩命其署理山西巡抚。［82］
这道谕旨宣布了查办亏空之事，已告结束，浙省并无新的亏空。它实际上也就是告诉文武大臣和浙省各级官员，窦光鼐所上浙省弊私多端之奏，纯系捕风捉影无稽之谈。
又过了十几天，阿桂、曹文埴等人专门批驳窦光鼐之折送到京师。阿桂等人奏称：窦光鼐所奏“永嘉、平阳等县挪移勒派各款”，“俱经严密访察，并无其事”。窦光鼐劾奏平阳县知县黄梅“丁忧演戏一节”，亦属非实。查系本年正月，黄梅为母九十生日演戏，其母“一时痰壅，适于演戏之夜猝故”。［83］乾隆帝于七月初三日下谕，同意阿桂之奏，并严厉斥责窦光鼐诬告黄梅丁忧演戏，是“污人名节，以无根之谈冒昧陈奏，实属荒唐”，著予申饰，并令其据实明白回奏。［84］
窦光鼐子遵旨回奏时，不顾风险，坚持正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参劾前仙居县知县徐延翰将临海县生员乌寘藉故“滥禁，因而致死”。其二，平阳县知县黄梅，“母丧演戏，系阖邑生童所言”。其三，平阳县之亏空，始于黄梅。“该员以亏空太多，挟制上司，久据美缺，纵令伊子借名派索滥用”，“抗不弥补，通省共知”。其四，指责阿桂等大臣于议处亏空官员时，“未将黄梅从重办理”。其五，钦差大臣所派人员赴平阳县查审时，“为地方官所蒙”，现在自己“亲赴平阳，查核确实，再行回奏”。［85］
乾隆帝览奏后，非常生气，于闰七月初一日下谕，严厉斥责窦光鼐，将其交部议处。他也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浙省亏空一案，业经阿桂等查办完结”，将乾隆四十三年以后历任各员，拟以革职、暂行留任，按照在任日月分赔、勒限不完照虚出通关律治罪”。“黄梅之罪，亦与他州县相仿”，焉能单独对其从重处治！其二，窦光鼐将参奏仙居县知县徐延翰之折，交与钦差尚书曹文埴看，“声言汝等办理此案，若不将徐延翰照故勘滥禁，治以重罪，我必将汝等参奏。并令告知阿桂、伊龄阿”。其此举是“袒护劣衿，偏执己见，不自知其言之狂妄若此。”如照其言办理，“将来劣生必致武断乡曲，目无官长，适足以成恶习而长刁风，尚复成何政体”！其三，窦光鼐坚持诬告黄梅丁忧演戏，是“污人人节”，“禽兽不如”。其四，窦如至平阳县后，滋生事端，“凌夷地方官，是伊自取咎耳”。其五，窦乃学政，“校士是其专责”，今乃必欲亲往平阳访查，“置分内之事于不办”，殊属轻重失当。“且其固执辩论，意在必伸其说，势必陷明季科道盈廷争执，各挟私见，而不顾国事之陋习，不可不防其渐”。窦光鼐著交部议处，“并将此通谕知之。”［86］
（三）钦差巡抚伊龄阿连上谤疏 万岁大怒窦光鼐革职拿问
窦光鼐虽然被帝贬称为“迂拙”、“拘钝无能”，即言其迟钝呆笨，但再呆再笨，他对自己的处境也不会不了解。身为首辅与军机大臣领班、国家之第一军国重臣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口衔帝命，全权主持浙省仓库亏空问题的查办，审案能臣为帝倚任的第二位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曾任钦差大臣现为浙江巡抚的伊龄阿，一致反对窦光鼐，再三坚持浙省没有新的亏空，没有大的贪污问题，可以就此结案。威严无比的英君乾隆皇帝听信了阿桂等人之言，下谕严责窦光鼐，并命交部议处。都察院会同吏部遵旨具奏，请将窦革去官职，尽管皇上尚未立即批准，但显然形势不妙。窦光鼐不会不感到已经处于孤立无援即将革职问罪的绝境，怎么办？他自热会回想几十年的宦海浮沉。
窦光鼐其实并不呆笨，而且相反，却是一位神童、大家和善识英才的伯乐。他“幼负绝人之资，贷书于人，览即成诵”。他十二岁时写的《琅玡台赋》，为监司某公大加赞扬。他二十二岁就中了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乾隆帝知其学问较好，特擢左中允，累迁至内阁学士。窦丁忧耽误数年，二十年服满即补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任满还京，因与刑部堂官议狱争执，被吏部议处以降调，帝命留任。二十七年帝以窦迂拙，不能胜任副都御史之职，命署内阁学士，授顺天府府尹，窦又因与总督争辩而被部议准夺职。数月以后，帝以“光鼐但拘钝无能，无大过”，授通政司副使，再迁宗人府府丞，任至十年之久，才再督浙江学政，擢吏部侍郎，留任浙江。［87］
窦光鼐虽有满腹学问，却屡因坚持己见、为民牟利、为国效劳而与大臣争执，遭到惩治和被排挤，不得肩负重任施展才能。这次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十年冷坐宗人府的困境，奔赴浙江，为培育英才而出力，并因奉旨而仗义据实参劾浙省官员贪婪亏空之弊，好象时来运转，有了用武之地，不料风云突变，一下子就被皇上多次斥责，交部议处。他的出路看来只有两条。一条路是就此罢体，不再坚持盘查亏空惩治贪官，向钦差大臣赔礼道歉，向皇上呈疏请罪，争取得到一个较轻的处罚，或只训诫不革职的宽待。这条路是比较容易走通的。另一条路可就难了，即坚持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很容易陷入绝境。不仅浙省各级官员要拼死阻碍盘查，钦差大臣也不会袖手旁观，不会允许窦光鼐清查各个州县仓库，皇上也不会批准窦的请求。而且时间不多了，吏部拟议革窦之职的奏疏，说不定皇上就要批准了，那时一个削职罢官的窦光鼐，只有坐等圣上处罚之责，哪有查库审贪之权！就是窦有天大能耐，也不能施展了。
走前一条屈辱妥协之路，非窦之愿，走后一条路又太难。也许是情急智生吧，他抓住了一个容易突破的关键，星夜飞赴远离省城一千余里的平阳县，发动全县童生、监生和平民百姓，狠追平阳知县黄梅的贪婪赃证。
浙江新巡抚伊龄阿对此异常恼怒，立即飞章劾奏。乾隆帝读过伊龄阿之折，亦十分生气，立于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八日，下达长谕，历述此案经过，痛斥窦光鼐，将其革职。他说：前因浙省仓库亏空，不能依限弥补，特派大臣前往查办，“并于窦光鼐奏到考试折内，批令就所闻见，据实具奏，此朕兼听并观之公心也”。继因窦奏浙省亏缺多于上报之数以及平阳知县丁忧演戏等，“曾于折内批谕，褒其公正”。追阿桂等人查明该省亏缺，较前所抵之数，有减无增，黄梅演戏并无其事，朕尚不欲立即加罪，乃窦执辩不休，“哓哓渎奏”，且置录士不问，“亲赴平阳等处，自行访查，意在必伸其说”，故将其交部议处。都察院、吏部具奏，“以该学政袒庇劣生，擅离职守，议以革职”，朕尚将此折暂存。今据伊龄阿奏：“窦光鼐于未到平阳之先，潜差人赴平阳一带，招集生童，呈控地方事件。及行抵彼处，于明伦堂招集生监，询以黄梅在任款迹，生监等答以不知，窦光鼐即发怒咆哮，用言恐吓，并勒写亲供，锁拿该县书役，用刑逼喝”，等语。生监等把持唆讼，学政方将约束之不暇，而窦光鼐“招告于未到之先，逼吓于既到之后，咆哮发怒，纷纷若狂，“实属大孤厥职”。窦光鼐“科分较深，学问亦佳，从前未经升用者，即因其性情偏执，遇事辄挟私见，是以迟迟耳”。近念其学问尚优，厉俸最久，乃用为侍郎，留任学政，今其竟于浙省一案，执辩不休，无故陷人于忤逆名节有亏之事，又招集生监滋事，难再姑息，著照部议，将窦光鼐革职。［88］
过了六天，闰七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伊龄阿之折又送到了北京。伊龄阿奏：窦光鼐在平阳城隍庙，多备刑具，传集该县书吏，追究原任知县黄梅款迹，“生监平民人等一概命坐，千百成群，纷纷嘈杂”。及其由平阳回省，“携带多人，坐船由溪河昼夜行走，以致水手落河淹毙。抵省时，称黄梅款迹，不是丁忧演戏，乃另有呈控之案。哓哓致辩，并有不欲做官，不要性命之言”，等语。乾隆帝览疏大怒，立于当日下谕，斥责窦光鼐“竟系病疯，是以举动颠狂如此”，如此乖张为乱，不但有失大臣之体，“且恐煽惑人心，致启生监平民人等，讦告官长效尤滋事之风”，不可不严惩，仅予革职，“不足蔽辜”，“著将窦光鼐拏交刑部治罪”。［89］窦光鼎便这样由从二品的吏部侍郎、学政的高一级官员，一下子就沦落为戴上刑具，押赴京师问罪的囚犯。竭力反对窦光鼐的伊龄阿之流，定会为此旨而欢喜若狂，不过，历史是最无情最公正的审判官，事实总难长期被歪曲掩盖，不久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
（四）窦光鼐远行千里智获确证 纯皇帝认错明察结案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年近古稀的罪官前吏部侍郎、浙江学政窦光鼐，戴上刑具，被如狼似虎的差役押着，向京城而来。这时的窦光鼐，想必已精疲力尽了。需知，从省会杭州，到达平阳足足有一千余里的路程，舟车交替，日夜赶行，对一个白发苍苍久居京师的文臣来说，是相当艰苦的了。何况他还要想方设法，排除障碍，搜集平阳知县黄梅的罪证，这可是一件非常困难之事。不要说他已是一位遭受钦差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现任巡抚伊龄阿竭力反对并为皇上严斥之失意学政（此时他还未被革职），官场势利，朝变夕改，县里官员、差役不会与他合作，生监平民也不见得会向他提供人证物证，就是几月前钦差尚书曹文埴派往平阳查案之司员海成，在县堂放告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