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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谕旨是以富勒浑不能很快到任，谕福长安署理总督巡抚，福长安未到之前，著王进泰暂行兼署。第三道谕旨是命阿桂往办此案。上谕说：据阿桂奏讯据王站柱所供，“自属实情，竟系陈辉祖营私舞弊，抽换抵兑，实出情理之外，此事甚大，非阿桂前去审办不可”。著阿桂迅速驰驿前往浙江，“彻底查办”。过去阿桂曾称陈辉祖能办事，用为闽浙总督，兼管抚篆，今阿桂查讯此案，“即首疑及陈辉祖，并不稍存回护，大臣居心，理宜如此”。刑部堂官需人，著尚书喀宁阿回京。王站柱所供，尚非虚捏，即将其带往浙江质对，若所质属实，其便无罪，不必查办。［40］
第四道谕旨说：安徽布政使国栋，前任浙江藩司时，经手查抄王亶望赀财，且查抄底册在藩署收存，纵使国栋无分肥情弊，已有应得之罪，著将国栋革职，解赴浙江，交阿桂严审。
（二）大学士阿桂误信奸督狡辩 皇上驳斥胡言明断疑案
乾隆帝的上述谕旨下达不久，陈辉祖之折到京。陈奏：以银易金之事，系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面察商换，并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不如易换银两，较为实济，遂尔允行”。［41］陈辉祖此奏，纯系无理狡辩。他这样讲，既将责任推之于国栋身上，是藩司要求以银易金，自己仅只“允行”而已，不是主谋；又将此事粉饰为一无谬误，金色低潮，解京不便使用，因而以银易换，如此说来，二人是为帝着想，哪能说是存心不良要损公肥私？尽管陈辉祖绞尽脑汁，精心编造谎言，并且一度骗过了钦差大学士阿桂，但一则他没有料到国栋会供出一些真情，再则他更未想到皇上英明善断，识破了辩解之词。
乾隆帝于乾隆西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下达长谕，驳斥了陈辉祖的骗人之词。乾隆帝从四个方面批驳陈奏之非。其一，陈辉祖既称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则便应将所有金子尽行易换，何以解交内务府册内又列入金叶九两三钱，明系借此以为掩饰弥缝之地。其二，陈称照价易换白银七万余两，而阿桂讯问王站桂的口供内又言及王亶望有银二三万两，则此易金之银，“已有王亶望银少半在内，陈辉祖又将何辞抵饰乎”？其三，陈辉祖称欲留此款为塘工之用，如果办理塘工，银不敷用，即当奏明请款，若欲私自为此变易，“已属非是”，乃前次陈奏称，塘工之银，尚剩下三十九万余两，陈既早知“有盈无绌”，“又何必藉此易金之银？岂非豫为侵蚀地步耶！”且王亶望之货财器物甚多，何不尽以塘工为名一并易换？其四，此次陈折只言及易金之事，而于玉山子等件作何隐匿之处，并无一字提及，“是其欺罔蒙混，更无疑义”。［42］
乾隆帝总论陈辉祖、国栋之过说：陈之所奏，“全不成话”。如果陈辉祖欲易银为塘工之用，即使预先奏明，其事已属矫强，况当日并未具奏，“竟与国栋商同舞弊，是此项金两，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国栋著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陈辉祖系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父子皆任总督，“世受国恩，最为深重，何至丧良无耻至于此极。是王亶望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竟同穿窬行径矣”。［43］
十月初五日乾隆帝阅读了两江总督萨载呈奏的原浙江布政使国栋的供词。国栋供：陈辉祖说王亶望在家产被抄时，“曾求过总督，说金子太多，恐怕碍眼，不如照依时价变银，将来办理顺易”。“国栋原曾劝阻，陈辉祖执意要换”。陈辉祖曾说，王亶望家抄出的朝珠，“甚属平常，难以呈进，谕令委员购买数盘添入，又将自己朝珠挑选添入。国栋亦曾劝过”。陈辉祖向经办查抄人员杭州府同知杨先仪“要进金子五百两，过了数日，又经退出”。陈辉祖“将多宝橱内玉器取出后，止总开列玉器”。乾隆帝下谕，就此供词予以分析和有所批驳说：陈辉祖显系将王亶望的好朝珠私自藏匿，而把平常不堪之珠放入，“以为抽换地步”，其取金五百两，亦系“有心侵用”。“此案业已众证确凿”，不怕陈辉祖不据卖供吐，不可动刑。［44］他又批准暂署闽浙总督、浙江巡抚的王进泰之请，将此案始终经手的衢州府知府王士瀚、嘉兴府知府杨仁誉、杭州府同知杨先仪、钱塘县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查抄其任所及原籍家产。
过了几天，阿桂、福长安等之折到京。阿桂相信了陈辉祖的辩解之词，奏称易金银两，系仁和、钱塘二县分作五次，于上年（四十六年）十二月以前国栋任内交纳齐全，“是以银易金之事，尚无虚列抽抵等弊”。［45］以银易金，乃此案之关键，若此无弊，则对陈辉祖等官的革职拿问，等等措施，皆属无的放矢，且系冤枉好人，皇上便犯了大错，陈辉祖等人便应官复原职。
乾隆帝览折后，于折上加了驳斥的批语，并在十月十二日下谕指责阿桂之误。他就四个问题论证了陈之狡辩和阿桂的轻信。
其一，陈辉祖如无侵蚀金子之事，则是听王亶望之请托，“为之营私舞弊，所关甚大，陈辉祖取死之道，实在于此”。王系已获死罪之人，陈岂肯代王“担承如此关系为之弥缝掩饰之理”？必系陈希图侵蚀，将金入己，闻有交盛住密行访查之信，始陆续将金吐出。其二，此系总督交仁和、钱塘二县承办之事，“何弊不可为，即有库收，安知无倒提年月等事”。阿桂等人到浙，为何便信以为真？“此一节，系此案最要关键”，应严讯陈辉祖及经手之仁和、钱塘二县官员，“令其据实供吐”。其三，阿桂称金子未曾短少，可是，布政使李封曾奏因嫁女换金五十两，陈解交内务府金叶九两三钱，且李封尚得金子，其余经手之人如国栋、杨仁誉等，“所买之数，自必更多”，此等金子皆应在四千七百余两之内，何以并未扣除？其四，朝珠之事，必系陈欲换取王亶望的好朝珠，故粉饰诸词，阿桂为何不就此严切究问陈辉祖。［46］
乾隆帝谕令将陈辉祖在任所的财产，与王站柱所造底册详细核对，并命王站柱识认，如其家中有王亶望之物在内，“即可从此一款根究，其余无难水落石出，。他责令阿桂、福长安究审查明上述情节，若不查清，将遭重惩。［47］
乾隆帝能够这样理直气壮、满怀信心地断定陈辉祖犯了抽换王亶望抄家财物之罪，不仅仅因为他发现了陈之供词有漏洞，看出了阿桂所作陈无问题的结论之非，而且因为他深知金、银兑换的比例及金乃稀少之物，人们常欲以银换金，牟取利益和制作用品。他在另一谕旨中指出，一两黄金换银二十两上下。姑按一两金换银二十两计，四千七百余两金当换银九万四千余两，陈辉祖解交内务府之银只有七万三千五百余两，其中还有从王亶望家抄出之银二三万两，则陈以四五万两白银盗换了价值九万余两银的黄金，可获纯利白银四五万两。这笔账是极易算明的，乾隆帝看准了这一点，因此断定此案必有问题。至于阿桂所说易银之金于四十六年末已交存库内，更不值一驳，藩库收条完全可以倒填日月，将奉旨查抄以后才放入库中之金，改写为早已入库，这一官场惯例，皇上深知，阿桂也不会不明此习。素称善于侦察、屡办钦案的大学士阿桂，此次不知为何如此糊涂，其聪明才智焉在？确系一疑问。
以上谕旨，批驳了陈辉祖的狡供，否定了钦差阿桂的错误结论，断定陈之罪过已经确凿无疑，指示了审案的方式和突破的途径，严令阿桂等官必须彻底查究，这一切，为查清陈辉祖等犯抽换王亶望入官财产的大案，奠定了基础，案件的审理得以迅速顺利地进行。
（三）钦差遵旨改错 贪督认罪下狱
阿桂、福长安接旨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立即遵谕加紧办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阿桂、福长安之折到京。阿桂奏称：将经手的委员、官员、胥役等“设法推究，隔别盘诘”，“据刘大昌等供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质之陈辉祖，业已供认”，“并究出从前缴库易金银两挪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乾隆帝览折后十分高兴，下谕说：“此奏方得实情，阅之稍为爽视。此等偷换隐匿，弊窦显然，朕早已鉴及”。“若非朕屡降严旨，训饬驳诘，阿桂等未必肯别求间隙，层层推究至水落石出也”。那样一来，阿桂等怀有成见，必致开脱陈辉祖之罪，“代伊受过”。幸其二人及早悔悟，“全案尽破，果不出朕所料，未始非阿桂等之幸也”。［48］不久，署河东河道总督何裕成奏：陈辉祖交其妻舅申兆崙银三万两，“令开典铺生息”，又于上年十月内交其杂色金一千余两，“嘱其易银营运”，并令申兆崙“勿向人言”。［49］
十一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陈辉祖抽换抵兑等弊，“业经各委员从实供出，并据陈辉祖自行承认，而王站柱认出之玉蕉叶花觚等件，已在陈辉祖供认抽换物件之内，是全案关键已得”，著再将朝珠之事审明，即可定拟具奏，阿桂便往山东查勘河工，福长安押带陈辉祖、国栋及案内经手各犯，迅速来京审办。［50］
十二月初二日，就大学士九卿核议阿桂、福长安关于陈辉祖“商同属员隐匿抽换王亶望入官财物照例拟斩”之折，乾隆帝下谕了结此案说：“陈辉祖以陈大受之子，受朕厚恩，用为总督，不思洁己率属，勉图报效，其于地方应办诸务，不能实心实力，随事整饬，于查抄入官之物，又复侵吞抽换，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固属罪无可逭”，但与王亶望、国泰之罪尚有区别。“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祗一盗臣耳”。著将陈辉祖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前布政使国栋、知府王士瀚、杨仁誉，斩监候。知县杨先仪、张翥，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革职，发往豫省河工效力赎罪。“嗣后外省官吏，当以陈辉祖之见利忘义，沾辱封疆大臣之体，引为纲鉴，庶儿大法小廉，不负朕谆谆教戒之意。所有办理此案缘由，著通谕中外知之”。［51］
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因查明陈辉祖贻误地方，武备废弛，仓谷亏空，乾隆帝下谕，令其自尽，“以为封疆大臣废弛地方者戒”。［52］
乾隆帝又下谕宣布清查浙江仓库钱粮说：“浙省吏治，自王亶望以来，废弛日久，陈辉祖接任后，又复营私牟利，国栋庸懦无能，其通省仓库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抑勒交代之弊”，著传谕闽浙总督富勒浑责成属下官员“速行弥补全完”，否则重惩。［53］后又一再下谕督促，令必补足。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抚福崧奏：四十七年清查各属仓库钱粮，共亏空一百三四十万两，节年已补银一百万两左右，还亏空三十三万余两。乾隆帝命悉心筹办。
四、鲁抚国泰纳贿东省亏银二百万两 御史钱沣巧查仓库智破贪案
乾隆四十七年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54］
此疏立即震惊朝野，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一批权臣势要，甚至与皇上也有牵连。其一，钱沣所劾之主要贪官国泰，是总督文绶之子。文绶于雍正十三年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改内阁侍读，乾隆十一年外授甘肃凉州知府，三十六年任至陕甘总督，第二年调任四川总督，虽因故一度夺官，随即复任，在川坐镇十年之久。国泰初授刑部主事，再升郎中，外擢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山东巡抚。疏中涉及的另一案犯布政使于易简，亦非寒门细民，其兄于敏中，乾隆三年高中状元，蒙帝赏识，于乾隆二十年摧兵部右侍郎起，历任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直到四十四年十二月去世。于敏中当了八年户部尚书、六年大学士、十年军机大臣，深蒙乾隆皇帝嘉奖和厚遇，虽于四十四年底病故，但其门生故旧分任内外要职，仍在政局留下很大影响。因此，要想劾倒国泰、于易简，或者退一步说，要想让皇上批准言官之请，进行查审，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二，乾隆帝刚于四十六年秋处理了甘肃捐监冒赈案，斩杀和免死发遣省府州县官员一百余人，钱沣上奏的这一月，四十七年四月，又查出新疆迪化等州县官员采买粮价侵蚀帑银的大案，后来导至原都统、盛京将军索诺木策凌等官诛死、发遣，如果钱沣所奏属实，山东巡抚、藩司、皋司及各府州县官员又将基本上遭受重惩，通通换任，连兴大狱，势必影响政局的安定，如果考虑到这一个省的各级官员之亲友座师等关系，牵连的官员就更多了。这样一层强大的关系网，怎能突破？
其三，更为严重、更为厉害的是国泰有一坚强后台，即他与和坤关系密切。此时和坤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兼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都统等要职，其子丰绅殷德为帝指婚为和孝公主之额驸。和坤还多次被帝委任为钦差大臣，到地方统军征战，查办要案，其被帝之宠爱超过任何大臣，史称其“宠任冠朝列”。此次国泰之案，和坤又系钦差大臣，钱沣要想查明真象劾治国泰，确是难而又难。
其四，钱沣之疏，与乾隆帝也有所涉及。一年多以前，军机大臣阿桂、福长安、和坤向帝密奏：“国泰性情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