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案情来说，阿桂之奏和帝之谕旨已讲得十分清楚，作弊之法并不复杂，也不神秘，而是非常简单的，即王亶望、蒋全迪与甘省各府州县官，分别收取若干名监生交纳的“监粮”之折色银，然后每年用因灾赈济的名义，将此银冒销，于是，“监粮”之银便全部落入王亶望等官员手中。
（三）“捐监冒赈”案的五个特点
王亶望等人的揑灾侵帑一案，本身并不复杂，但它却具有五大特点。其一，案情之严重，情节之恶劣，侵吞银数之多，为顺治以来一百三十余年中罕见之第一大案。王亶望一伙，究竞收了多少监生捐纳的折色银两，吞没多少，还盗窃了哪些粮食？总数难以确知，但从四个事实可以肯定其数是十分巨大的。一系甘肃从三十九年四月批准开捐，到四十二年初，距开捐例不到三年，甘省官员已藉称干旱遭灾赈济饥民“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并将旧存常平仓之粮“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即为八百万石。［9］二为陕西依照甘省之例，亦开捐监，从四十年至四十五年止，共捐监生九千六百余名，“统计不及甘省二十分之一”。［10］姑按二十分之一计，则甘省共应收捐生十八万余名，每名收银五十五两，当为一千零数十万两。三为浙江查抄王亶望家产时，虽然从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起，到有关抄家衙役，都私自盗取、吞没了不少珠宝金银，但上报朝廷的数目还是极为惊人，王亶望之家资，多达“三百余万（两）之多”。［11］当然，此数不全是王在甘肃贪婪之银，还包括有祖遗财产及其任另外官职时掠取之银，但从史料记载，王之主要收入确系来自甘肃藩司任内。四是甘省府州县官员从此“监粮”中贪污之银，亦多达数百万两。由此可见，王亶望一伙通过“监粮”，侵吞了上千万银两，他本人的赀财又多达三百余万两，这在入关以后的清朝一百多年里，还无人无案能与此相匹，其赃银数量之多，实居第一。
其二，全省大小官员通同作弊。以往成百上千的案子，或系单个作案，或系上司伙同三五属员纳贿索财，象这样从总督勒尔谨开始，以布政使王亶望为首，兰州知府蒋全迪具体主持，“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这样大规模地“上下一气”的集体作案，在清朝的一百多年中，也还是第一次。八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下谕，批准阿桂等奏请将“甘省捏报灾贩侵蚀帑项”的各州县官员革职拿间的建议，现任知府前任知县杨赓飏、任诺玺，现任同知前署知州韦之瑗，同知前任知县闵鹤元、孟衍泗、赵枋林，同知善达、顾芝、张春芳，通判贾若琳、经方、博敏、佛保、谢廷庸，知州那礼善、伍葆光、觉罗承志、陈常，知县陈鸿文、王臣、李元椿、邱大英、詹耀璘、陈澍、伯衡、舒攀桂、万人凤、杜耕书、舒玉龙、福明、陈韶、杨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徐树柟、尤永清、丁愈、钱成钧、章汝楠、黄道昭、蒲兰馨、顾汝衡、孙元礼、宋树谷、赵元德、万邦英、沈泰、王旭、夏恒、陈金宣、华廷飏、墨尔更额、王А⑴訕⑸昴⑹诽谩⒗铄觥⒁豆酆！⒑稳觊⒅？平荨⒊缕饟帧⑻帐亏搿⒙蠡浮⒕案！⒍啊⒊傻隆⑼趺西搿⒙殄贰⒙烙ο椤⒊卵献妗⒐愀！⒘踔未萃笆鹬赝跬蚰辏菖星笆鹬菸庀矗菖星笆鹬匮ε謇迹颊揪笆鹣刎┬硎苛海刎┣笆鹬刂苷仔堋€蔁j，县丞史载衡，李立，经历前署知县张毓琳等，均予降旨革职拿问，其已离甘省及升任别省官员，亦命各督抚拿解兰州审问。
甘肃共有直隶州六、直隶厅一、州六、厅八、县四十七，上谕列有贪官知县、署知县六十三员，知州五员，同知三员，通判五员，县承二员，共八十一员，另谕又载了二十一员。共计侵盗银两一千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有一百零二人，确是“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
其三，贪婪有术，赃银累累。除了吞没“监粮”以外，王亶望等贪官还想了不少办法，大肆盗取国库帑银。捐监所收的六百多万石以上的“监粮”，虽全系折色银两，可是他们却藉口增粮太多旧仓不敷装藏，而呈请添建新仓，先后共二十六起，又冒领银十六万余两。以往赈灾时，需将粮食运往适中地方，发给灾民，故需开支脚价银，现“监粮”皆银，俱被官员冒领，他们仍沿“旧例”，以脚价银名目支领帑银。仅王廷赞在任两年便领脚价银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余两，署藩司文德亦领银一万七千五百余两。王亶望任内收的“监粮”和用于赈灾的“监粮”，数目很大，多达六百余万石，所领的脚价银当然更多。哈密办事大臣佛德初次查出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库银二万三千余两，不久又参劾经方亏空银六万一千三百余两。随后另一官员图思义奏称，经方共亏空库银及豆草脚价银十三万六千余两。如果加上其吞没监粮之数，这个区区六品的小官，侵吞之银就多达十五万两以上，超过前面提到过的大学士、两广总督李侍尧纳取赃银四倍多，实在令人吃惊。据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的奏报，甘肃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仓库共亏缺银八十八万八千九百余两、粮七十四万余石、草四百余万束。阿桂、李侍尧查明，省府州县官员侵吞“监粮”之银二万两以上的，有二十人，一万两以上的有十一人，一千两至九千两的二十六人，其中最多的吞银至九万两。经方还不在上述人员之内。人数之多，赃银之多，确系空前罕有。
其四，官官相护，知而不举，敷衍塞责。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也许是对甘肃捐监一事还有些怀疑，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扬阿前往，盘查甘省监粮。袁守侗原系举人，当过军机处章京，久任吏、户、礼、刑诸部侍郎、尚书，五次被帝派为钦差大臣，出京查办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重案，经其查实和参劾，使云南布政使钱度、云贵总督彰宝、原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侯富德相继正法或论斩。乾隆帝派遣这样一位办案能臣和刑部堂官至甘，充分表明了他对“监粮”的怀疑、重视和欲图弄清实况的决心。不料，这位曾五过难关、擅长破案的大司寇，这次不知是什么原因，竟未识破这一弥天大谎，将并无一粒在仓之“监粮”，向帝奏称“仓粮系属实贮”，帝听信其言，不再追查。这次案发之后，乾隆帝忆及此事，于七月二十二日下谕给军机大臣说：甘省监粮，开捐以后，全系私收折色，并未实贮于仓。前次袁守侗，阿扬阿钦差前往盘查，“据称彼时仓粮系属实贮”，其言殊难凭信。该省监粮既未买补，则仓储焉能足数，此必当地官员一闻查仓之信，挪东掩西，为一时弥缝之计，其签量人役，均系地方官所管，易于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称并无亏短，亦未可定，著确查此事。［12］
适值阿扬阿正随帝秋称，在承德避暑山庄，帝即面讯。阿扬阿奏称：“在甘省盘查时，逐一签量，按州核对，俱系实贮在仓，并无短缺”。乾隆帝对此毫不相信，于七月二十三日下谕说：此等签量人役，即系地方官所管之人，阿扬阿当时“虽逐仓查验，亦止能签量廒口数尺之地，至里面进深处所，下面铺板，或搀和糠土，上面铺盖谷石，此等弊窦，阿扬阿能一一察出不受其蒙蔽乎？”［13］
乾隆帝此谕问得很好，把袁守侗、阿扬阿之受骗失职，揭示得非常清楚。过了半个月，八月初九日，他正式下谕对袁守侗二人之失察作了结论，命予议处。他说：“袁守侗、阿扬阿系联特派前往盘查监粮之人，岂无耳目，乃一任各州县通同蒙蔽”。前次监查时，距开捐例不及三年，“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之多，亦应问其故也。至旧存常平仓，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其中弊端疑窦，何以并未察及？”袁守侗、阿扬阿查办此案，均难辞咎，著交部严加议处。［14］帝之这一提问，袁守侗，阿扬阿是无法回答的。甘肃人口并不太多，怎能在不到三年之内就动用粮谷七八百万石发给灾民？哪有这样多灾民？素称精明能干善破疑狱之大司寇袁守侗，聪明才智焉在？怎能连这最为简单之事和最易觉察的漏洞，视而不见？是智者千虑之一失，还是别有原因，如官官相护之恶习，如总督勒尔谨、藩司王亶望之逢迎和请求，才造成这一严重失察，还需进一步深究。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不仅是袁守侗和阿扬阿，还有不少官员也是徇情失察。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毕沅。毕沅系颇有名气的人物，当过军机处章京，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自三十一年出任甘肃巩秦阶道起，直到五十年，皆在陕甘为官，当了十年陕西巡抚，屡署陕甘总督。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状元公，这样一员久任陕甘封疆大吏的老练大臣，为什么在此案暴露之前噤若寒蝉片语未奏？御史钱沣因此上疏，参劾毕沅署陕甘总督时，“于该省冒赈诸弊，瞻徇畏避，请敕部将毕沅比照捏结各员治罪。”帝命毕沅明白回奏，毕沅复奏辩称：四十一年署理督篆时，因金川凯旋，经手军需事件，迅速回陕，于甘省监粮情弊，“曾经查问属员，支吾隐饰，急切不能得其要领”。四十四年再署督篆时，又赴西宁口外办事，“在省为日无多，未能觉察举劾”，请交部严加治罪。乾隆帝下谕，斥其“托词卸责，所奏实属支饰”，两署督篆时，对“王亶望等折捐冒赈，上下通同舞弊等事”，“不即据实参奏”。［15］浙江巡抚陈辉祖之弟陈严祖，江苏巡抚闵鹗元之弟闵鹓元，皆系捏灾冒赈之贪官，陈辉祖与闵鹗元对其弟之“婪赃舞弊”，“亦有所闻”，但恐一经陈奏，其弟将遭重罪，故“隐忍瞻徇”。［16］实际上，对于此案，不仅毕沅、陈辉祖两位大臣，就是籍隶陕甘的科道官员，甚至“内外大巨，皆知而不举”，形成“天下无不共知”，“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使帝“思之实为寒心”的极其严重的瞻徇顾私官官相护的局面。［17］
其五，严惩不贷，大诛贪官。以往案件，犯员不多，诛戮较少，这次却迥然不同，斩杀劣员之多，空前罕有。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下谕，命将王亶望立即正法，令勒尔谨自尽，将王廷赞绞监候。他列举诸人之罪说：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等捏灾冒赈、侵蚀监粮、通同舞弊营私各款，已经查明。“今诸弊已露，若再不办，是朕不能惩贪察吏，联岂肯受此。从前恒文、方世儁、良卿、高积、钱度等，俱以婪赃枉法，先后伏诛，然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亶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王亶望由知县，经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抚，乃敢负恩丧心至此，自应立正典刑，以彰国宪。王亶望著即处斩”。勒尔谨对王亶望私收折色冒赈婪赃一案全无觉察，且已亦收受属员代办物件，一任家人从中影射侵肥，其原因已“平回”之事失误判处斩监候，现赐令自尽。王廷赞以微末之员擢呈藩司，接任之时，对王亶望之违法行为不据实参奏，且效尤作弊，虽未收受属员银两，亦派属员买物，并加收心红纸张银两，又始终匿饰此案，不吐实情，但念其守城微功，免于立决，加恩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后于九月绞决。［18］
八月十八日，他又下谕，将侵冒帑银“监粮”银二万以上
者，立即正法，二万两以下者“向拟斩候，入于情实”，一万两以下各犯，亦问拟斩候，到时候请旨定夺。［19］九月十五日他再下上谕，对各犯作了具体处理：侵冒监银二万两以上的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蒋熏熹、宋学淳、李元椿、王臣、许山斗、詹耀璘、陈鸿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陈澍、伯衡、孟衍泗、万人凤等二十人，冒赈虽不及二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两之徐树柟、陈韶等二人，判为斩监候，入于本年勾到情实官犯内办理，派刑部侍郎阿扬阿前往甘省，会同陕甘总督李侍尧，传旨晓谕，监视行刑。侵冒银一万两以上的闵鹓元、林昂霄、舒玉龙、王万年、杜耕书、杨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谢桓、周兆熊、福明等十一人，以及冒赈不及一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的成均、王旭、陈金宣、宗开煌等四人，判为斩监候，免入本年秋审，牢固监候，听旨裁决。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帑银十五万余两，立即处斩。其余侵冒银一千两以上九千两以下的尤永清等二十六人，俱判为斩监候，于明年秋审时请旨办理。通计到十月，陆续正法者共五十六名贪官，免死发遣者四十六人。一次就斩杀绞决、发遣这样多的贪官，在清朝还是前所未有的。
乾隆帝为示惩戒，还将勒尔谨等要犯之子加以治罪。八月初五日，他下谕说：勒尔谨久任甘省总督，一切政务废弛，视同膜外，形如木偶，其子焉能脱身事外，著将其长子候补郎中伊凌阿及其次子，一并发往伊犁，严行管束，充当苦差，“以为满洲大员贻误封疆者戒”。［20］初八日、二十五日他又下二谕，命将王亶望的十一个儿子全照伊凌阿之例，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中八个儿子尚系六岁以下的幼童，待其长到十二岁时再行发往。九月十二日，他复下谕：甘省捏灾冒赈一案，“枉法营私，大小官员通同一气，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故当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实非常之罪也”，著将王廷赞、杨士玑、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等七犯之子，俱革去所捐官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21］以经方吞银太多，谕将其子重庆销去旗籍，发往伊犁，给与厄鲁特为奴，“以示炯戒”。［22］
对于瞻徇容隐的陕西巡抚毕沅，乾隆帝几次下谕将其训斥，令其自行议罪，毕沅奏请缴银三万两并于养廉银内罚银二万两，“以赎前愆，”帝命将其降为三品顶带，仍留陕西巡抚之任，“所有应得职俸及养廉，永行停支”，以示惩戒，并责令其不得因停领养廉银而需索属员，否则将重治其罪。［23］因江苏巡抚闵鹗元、浙江巡抚陈辉祖庇护己弟，不予奏参，按毕沅之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