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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以前，灾情最重费银最多的，是七年江苏、安徽二省的水灾。七年六、七、八月，江南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水势漫溢，甚于往时”，江苏、安徽的江、海、淮、徐、凤、颖、扬、泗等府所辖五十余州县灾情严重，扬州“民间自中人之家，以及极贫之户，皆流离四散”。安徽凤阳府、泗州、颖州所属州县灾民多达二百二十余万人，江苏更倍于此数。乾隆帝闻悉扬州灾情，十分着急，立谕督抚说：“似此情形，实非寻常被灾可比，朕心深为轸侧”。他责令督抚“不得拘于常例，务须多方设法，竭力拯救，使灾黎稍可资生”，水退之后，定要“倍加抚绥，俾得安其故业，毋致失所”。［15］他除了下谕免除被水州县本年额赋以外，又特派直隶总督高斌、刑部侍郎周学健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南，“办理赈恤水利事务”。八月十一日，因凤阳等十九州县“于积困之余，又罹灾患，非加恩于常格之外，不足以拯阽危”，他谕命除照定例应赈月分以外，加赈二月三月。［16］
乾隆帝先后颁发数十道谕旨，谕令大学士、江南督抚和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筹拨银米，赈济灾民，排泄洪水，兴修水利。八月，发赈银二百五十余万两救济灾民。九月初一日，他下谕给大学士说：江南淮安、徐州、凤阳、颖州等处，“今年被水甚重，民人困苦，朕宵旰忧劳，百端筹画，为养民裕食之计”。江南赈济，“需米正多”，两江总督德沛、江苏巡抚陈大受已将江南各州县仓谷三十万石及淮安府、徐州等处存谷二十四万石拨为赈恤平粜之用，又借浙江仓粮十万石，江苏、安徽巡抚前又发银十万两赴河南买麦，现令将山东截留漕米十万石运送江南备用，再发山东登州贮谷六万石海运至江淮，不知能否足用？需米若千，命德沛、陈大受、张楷（安微巡抚）通盘计算，具折速奏。［17］九月十六日他又下谕说：江南被水，“需费浩繁”，已陆续拨下江藩、粮、盐三库存银九十四万两米谷一百十一余万石，上江藩库存银八十余万两米谷一百二十万石，今年盐课存库银一百三十万两，以及本年运京漕粮酌量存留，两省现存银米五百余万，因“赈恤之务，必须接济”，“期于充裕”，令邻省再拨银一百万两，备明春之用。此后继续增拨，合计江苏所属二十九州县卫共发给灾民米一百五十六万余石、银五百零五万余两，安徽所属二十四州县赈银二百三十三万余石、米八十三万余石，总计用银一千余万两，赈济灾民七八百万人。［18］此时，江苏在册民田为六十八万余项，征赋银三百三十余万两、粮二百一十余万石，安徽民田三十余万顷，征赋银一百六十余万两、粮八十余万石，合计约为银七百万两左右，而此次赈银一千余万两，为二省额征赋银一倍半，可见，乾隆帝之所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非虚谈。
乾隆皇帝还因有些灾民流往他省，而责令所在地方官员妥善安顿。他于八月十五日下谕说：今年上下两江“水灾甚重”，“朕宵旰忧劳，百端筹画，以拯吾民之困厄”。但思此等穷民携家四出觅食于邻省邻郡者“亦复不少”，著江南、河南、山东、江西、湖广等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员，遇到江南灾民，即随地安顿留养，或借用寺庙，或盖蓬厂，“使有栖止之所”，计口授粮［19］。下旬，山东巡抚晏斯盛奏：江省被灾流民，“就食来多，待哺甚急”，已饬令州县官员查明，“每日计口给米，总期宁滥无遗”，并欲让灾民留养一段时间。乾隆帝赞其办事得当说：“此奏与朕意符合，嘉悦览之。”［20］河南巡抚雅尔图亦奏：上下两江今年水灾，“多有穷民就食豫省”，已动支公款，买米分设粥厂，每日计口散给，待其省水涸，即分别资送回籍。［21］
不仅对赤地千里一片汪洋的水旱灾荒进行赈济，就是对虫灾、地震、风灾等灾害，乾隆帝也同样调拨大量银米，赈济灾民。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甘肃、宁夏发生了大地震，十二月十三日再震，水涌新渠县，宝丰县城沉没，宁夏“满城官兵房屋尽皆坍塌”。乾隆帝于十二月初九日看到宁夏将军阿鲁的奏折，知道此事后，立即下谕，表示“朕心深为轸念”，责令将军和州县官员作速查明灾民，“加恩赈恤”，“毋致一夫失所”。［22］过了三天，十二日他又下谕说：续据阿鲁奏报，此次“地动甚重，官署民房倾圯，兵民被伤身斃者甚多，文武官弁亦有伤损者，朕心甚为惨切”，着令兵部侍郎班第迅即前往，拨兰州藩库银二十万两，对灾民逐户赈济，“急为安顿，无使流离困苦”。［23］除了发放银米外，他又豁免宁夏满兵借支藩库收拾军器银和应扣驼价银一万九千余两。因宁夏城塌，他下谕命迅速重修，随即议定，宁夏满城旧址低洼，难以重建，移于汉城之西十里平湖桥之东南，汉城旧城单薄，改照满城高厚之式，于旧址内收进二十丈建筑，所圈民地，按户给价，或拨换官地。被灾满汉官民五万户，除给与房价外，因其器具多被损毁，每户再赏银一两。到乾隆四年三月，用于赈济宁夏灾民及重建城池招集流移缮修民房，已拨帑银数百万两。
乾隆帝痛恨匿灾不报和救灾不力的官员，予以申饬和处治。宁夏总兵杨大凯，地震之时，总兵大印皆未保存住，被火烧掉，震后又“怠忽殊甚”，帝立命将其交部严加议处，另委新总兵。［24］甘肃巡抚元展成延缓行期，未立赴宁夏办赈，斥其“尚在睡梦之中”，难“称封疆之任”。［25］对于敢于任事为民减苦的贤能官员，他则嘉奖备至。以大学士兼川陕总督查郎阿得知宁夏地震，立即从西安“星驰前往”，比驻地更近的巡抚元展成早动身早到达，他甚为称赞，嘉其“闻报即前往，甚属可嘉”。［26］山东平度州知州颜希深，因州遭大水，城几尽没，“灾民嗷嗷，流冗载道”，其母闻之恻然，命发仓粟尽数赈饥，“民赖以苏”。上司以其擅动仓谷，奏劾其过，欲革其官。乾隆帝览疏大怒说：“有此贤母好官，为国为民，宜保反劾，何以示劝。”立擢颜希深为知府，赐其母三品封。［27］颜希深后官至巡抚，子检任直隶总督，孙伯焘为闽浙总督。原宁夏提督俞益谟之子武生俞汝亮，捐制钱二千串、银一千两、羊一百五十只及当铺内所存皮棉夹衣二千九百余件，交与官府，以为灾民赈饥御寒之用，乾隆帝嘉其“念切灾伤，好善乐施”，下谕授俞汝亮为守备。［28］
乾隆帝对于赈济受灾之民，确系异常重视，不吝银米。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以江苏常熟县民朱思藻“因灾望赈”而发怨言，乾隆帝特下谕旨，讲述自己大发帑银米谷贩救灾民之事。他说：
“朕自即位以来，刻以爱民为念，偶遇地方荒歉，多方赈恤，惟恐一夫失所，此实上可以质之天、祖，而下可以对之黎庶者。即如上年命户部查奏，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29］
这段材料，是很有说服力的。乾隆帝效法皇祖康熙帝，大力赈济灾民，对减少军民损失，恢复灾区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受到了官民的称赞。史称其擢用颜希深后，“天下翕然，颂圣天子如天如神焉”。［30］此语虽不无夸扬圣德之意，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乾隆帝十分重视兴修河工防治水灾，将“河工海防”视为“民生之最要”，先后拨银万万两，委任治河能臣稽璜、高斌、高晋等为河东河道总督、江南河道总督，大力兴修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河工，成效显著。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六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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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42，页18，19，20。
［2］《清高宗实录》卷44，页6、7。
［3］《清高宗实录》卷42，页20。
［4］《清文献通考》卷21。
［5］《清高宗实录》卷a，页20，21。
［6］《清高宗实录》卷123，页22、23。
［7］《清高宗实录》卷24，页7。
［8］《清文献通考》卷4；范咸：乾隆《台湾府志》卷4，《赋役一》。
［9］陈文达：康熙《台湾县志》卷7，《赋役志》。
［10］《台湾汇录》甲集，《大学士阿桂奏台湾叛产入官酌定章程折》。
［11］《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一节第三号。
［12］《清高宗实录》卷90，页10、11。
［13］《清高宗实录》卷175，页2、3。
［14］《清高宗实录》卷84，页5、6。
［15］《清高宗实录》172，页4、5，卷175，页29。
［16］《清高宗实录》卷172，页32。
［17］《清高宗实录》卷174，页I、2。
［18］《清高宗实录》卷175，页1、2、29；《清文献通考》卷46。
［19］《清高宗实录》卷172，页37、33。
［20］《清商宗实录》卷173，页39。
［21］《清高宗实录》卷173，页41。
［22］《清高宗实录》卷82，页20。
［23］《清高宗实录》卷82，页20，28，29。
［24］《清高宗实录》卷83，页41。
［25］《清高宗实录》卷83，页42。
［26］《清高宗实录》卷83，页41。
［27］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7，《颜中丞母发仓粟赈饥》。
［28］《清高宗实录》卷85，页10、11。
［29］《清高宗实录》卷505，页3。钱泳：《履园丛话》卷17、《孽报》。
［30］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7，《颜中丞母发仓粟赈饥》。
“天下业户、佃户皆吾（帝）赤子”
第三节 “天下业户、佃户皆吾（帝）赤子”
一、“劝减佃租”
雍正十三年二二月二七日，继位为君三月余的乾隆皇帝弘历，下达了“劝减佃租”的谕旨。他在谕中讲道：
“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也。惟是输纳钱粮，多由业户，则蠲免之典，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彼无业贫民，终岁勤动，按产输狼，未被国家之恩泽，尚非公溥之义。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然业户受朕惠者，十苟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捐免佃户之租者，闾阎兴仁让之风，朕实嘉悦。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使耕作贫民，有余粮以赡妻子。若有素丰业户，能善体此意，加惠佃户者，则酌量奖赏之，其不愿者听之，亦不得勉强从事，此非捐修公项之比。有司当善体朕意，虚心开导，以兴仁让而均惠泽，若彼刁顽佃户，藉此观望迁延，则仍治以抗租之罪。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沾联之恩，使佃户又得拜业户之惠，则君民一心，彼此体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见风雨以时，屡丰可庆矣。”［1］
这道谕旨十分重要，可以说是乾隆帝处理主佃减租之事的基本文件，虽然后来有时小有修改，但大体上乾隆年间是以此为据的，而且还延续到嘉庆、道光以后，需要略加分析。这道谕旨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其一，田土多为地主占有。在以农立国的当时，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占有的情况，是朝廷确定国策的基本依据之一，必须对其有一深刻的正确的了解。乾隆帝对此作了相当准确的高度概括，认为钱粮多由“业户”输纳，蠲赋之时“业户邀恩者居多”。联系到后边所言“无业贫民”，便可知晓，这是指的田土多为不事耕耘的地主占有。这一概括是符合当时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的，清初土地占有相对分散自耕农相当多的局面，到了乾隆年间，已因近百年激烈的土地兼并而一去不复返了，皇室、贵族、缙绅、富商、高利贷者集中了全国大多数土地，自耕小农大批破产，出卖祖业，租种原田，沦为佃农。［2］其二；蠲赋之时不减佃租。乾隆帝所说“无业贫民终岁勤动，按产输粮，未被国家之恩泽”，是蠲赋之时地主多不减佃租之情的真实写照。从后面的论述及所引的史料，可以看出，乾隆帝的这一概括，又是与实际情形相当吻合的。
其三，是劝减而非令减。虽然知悉贫苦佃农不能分享蠲赋之益，但乾隆帝仍仅只责令地方官员“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租”，而不硬性规定必按蠲赋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这样的精神，这样的规定，不会对促使业主减租产生强烈的影响。既然是劝减，不是强迫减租，业主完全可以自行其是不减佃租。当然，会有一些田多家富的“业户”，欲图博取皇上的欢心，戴上善人的桂冠，而“加惠佃户”，以求朝廷恩赏，也会有一些中小地主摄于佃农抗租斗争的威力，于灾荒之时，酌减租谷租银，但前者毕竟为数极少，而后者又与此旨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尽管乾隆帝强调“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欲让佃户也沾蠲赋之恩，但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广大贫苦佃农很难从这道圣谕得到什么好处。
乾隆帝此谕，对其皇祖之旨来说，是一个倒退。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兵科给事中高遐昌奏称：凡遇蠲免钱粮之年，请将佃户田租亦酌量蠲免，著为例。康熙帝谕大学士：“蠲免钱粮，但及业主，而佃户不得沽恩，伊等田租亦应稍宽。但山东、江南田亩，多令佃户耕种，牛种皆出自业主，若免租过多，又亏业主，必均平无偏，乃为有益。此本著交部议。”户部遵旨议复：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帝从其议。［3］本来业、佃分免已“永著为例”，可是乾隆帝即位却下了一道“劝减佃祖”之谕，显然在此问题上倒退了。
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