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易易也。朕承祖宗积德累仁之后，海宇乂安，人民乐业，幸共享太平之福矣，而谓太平有象，稍宴逸之心，即开怠荒之渐，是以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兢兢业业，惟恐一事不得其中，惟恐一夫或失其所，日与内外臣工开诚布公，励精图治，不敢稍有怠忽，少图燕安，此朕夙夜之中，所以自勉，而实可以自信者。”［7］此后，他多次下谕重申此意。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虽已是寿高七十八岁的老翁，仍亲自指授用兵廓尔喀方略，并下谕穷究其起衅缘由说：“朕所以必欲穷究底里者，盖以欺隐之习，不可不防其渐。朕临御五十余年，无日不以勤政为念。今虽年近八旬，而惟日孜孜，罔或稍懈。”［8］他在去世时所颁的遗位诏里，亦总述六十三年执政之勤说：“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9］
乾隆帝的这些自述，并非虚辞，他之勤政，确属罕有，曾于乾隆中期担任内阁中书和军机章京的探花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一中，专写了《圣躬勤政》这一条，赞扬乾隆帝之勤理国政说：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巨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原礼亲王昭梿亦在《啸亭杂录》卷一写了《听报》一则说：
“上自甲戌（乾隆十九年）后，平定西域，收复回疆，以及缅甸、金川之役，每有军报，上无不立时批示，洞彻利害，万里外如视燎火，无不辄中。每逢午夜，上必遣内监出外，问有无报否。尝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机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
其二，乾纲独断。乾隆帝政必躬亲，事必自决，特别重视权柄下移之事，在任用将相，进退大臣，裁处军国要事等方面，皆系“乾纲独断”。他非常厌恶和忌讳大僚、近臣、内侍、外戚揣摩君意，结党朋庇，专擅朝政，盗持政权。早在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他刚及而立之年，执政才五载，就下达长谕，指责大学士、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及其友朋结党庇护之非，强调“用人之权，从不旁落”。他说：己故总督李卫之子李星垣奏称恐怕有人欲图报复其父。朕知其系指鄂尔泰，即命讷亲“严行申饬云：汝不过一武职小臣，即有与汝父不合之人欲图报复者，朕乾纲独揽，洞察无遗，谁能施其报复之私心！”“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试问数年中，因二臣之荐而用者为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为何人？……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权，其视朕为何如主乎？……
（鄂尔泰曾漏泄消息）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10］
此后，他不下数十次反复讲述此意。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又下专谕，举大学士于敏中之例，再次强调生杀予夺之权决不旁落于人。他说：
“朕因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彼时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复取阅严嵩原传，见其势焰熏灼，贿赂公行，甚至生杀予夺，皆可潜窃威炳，颠倒是非，实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纪纲整肃，太阿从不下移，本无大臣擅权之事，即原任大学士于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优，外间无识之徒，未免心存依附，而于敏中亦遂暗为招引，潜受苞苴。……（然而）于敏中亦止于侍直枢廷，承旨书谕，……即宠眷声势亦尚不及鄂尔泰、张廷玉，安能于朕前穷弄威福淆乱是非耶！……而于敏中于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竟至酿成大案。设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效遽行奏请，即王亶望亦岂敢肆行无忌若之。是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种种弊混，难逃朕之洞鉴。若此案发觉时，设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11］
乾隆五干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就降革人员之捐复须由吏部准驳皇上钦定之制，重申亲理朝政大权独揽的方针。他说：降革人员准其捐复，系因人才难得，其中有情节较轻者，不忍概令废弃，特予以自新之路，“复恐行之既久，部臣不免从中高下其手，是以仍令该部分别准驳，开单具奉，候联亲定”。今吏部奏驳，不准原任知州陈珏成等捐复，“所定均属公当。然此亦由朕办理庶务，无不躬亲察核之故”。即如捐复一事，部臣每月汇奏一次，准捐与否，“权衡悉出自朕裁，准者不致感激部臣，不准者亦不致埋怨部臣”，如部臣有“意颠倒错置，经朕看出，必将部臣等严饬，如此留心综核，部臣等自不敢不秉公定议”。明朝末年，皇帝并不亲阅章奏，准驳之权为部掌握，遂至国事日非，“而揆厥由来，总缘人君耽于安逸，不亲朝政所致”。“此朕临御五十余年，敬天勤民，惟日孜孜，不敢稍懈，亦深有见乎为君之难，而太阿之不可下移也”。［12］
乾隆帝以上谕旨所述，基本上符合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情形。哪怕是被他极其宠爱的“第一宣力大臣”傅恒，也不敢侵占帝权。昭梿对此讲了一件事，并予以评述说：
“上既诛讷亲，知大权之不可旁落。然国无重臣，势无所倚，以傅文忠恒为椒房懿亲，人实勤谨，故特命晚间独对，复赏给黄带、四团龙补服、宝石顶、双眼花翎以示尊宠。每遇事必独镜大权，文忠承志行旨，毫不敢有所专擅，上尚时加训迪。一日御门，文忠后至，踉跄而入。侍卫某笑曰：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上曰：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文忠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故当时政治宽厚，无侵擅之弊焉。”［13］
其三，勇于进取。六十三年里，乾隆帝曾经遇到不少棘手之事，经历过多次狂风暴雨，但他基本上是胸怀大志，勇创伟业，临危不惧，受挫不慌，再接再厉，知难而进，最后驶过了险礁，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刚即位，就碰上了古州苗变的“第一紧急之事”，苗民的反抗浪潮，冲垮了庸弁劣员阻挡的堤坝，黔省大震，在这“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几尽失，全局几大变”的关键时刻，乾隆帝痛斥弃置苗疆停止改流的谬论，撤掉因循苟且挟诈怀私的尚书张照钦差大臣之职，另委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指授用兵方略，调兵遣将，不到一年就平定了苗变，贵州省民、苗皆宁，改土归流得以坚持实行。
当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征准平回时，除傅恒外，满洲王大臣“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反对征准。乾隆帝非常气愤，专降斥责“满洲臣仆昔年勇敢，迩来怯懦之故”的谕旨，训饬臣工，指责满洲王公大臣“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让”。他明确宣布必征准部的决心，强调指出，“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14］后来定北将军班第死节于乌兰固图勒，厄鲁特大乱，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险些全军覆没，“浮议”又起，目光短浅之庸臣和自命“英才”的诡辩者，又一次一次地掀起反对用兵的浪潮，乾隆帝毫不惊慌，坚持用兵，并多次下谕，将其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最后亲撰《御制开惑论》，总结用兵之利，再次讥笑、批驳“庸庸无识之徒”的“浮议”。［15］在他命名的“十全武功”中，很少是一帆风顺的，常是兵败将折之后，再接再厉，才转败为胜或变被动为主动。他曾不止一次地举准、回之役及金川之战为例，论证不畏失败坚持进军的必要和正确。他总结性地说：“从来行军之际，原不能一往顺利，即如新疆西路，及两金川等处，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16］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对他的大展鸿图，起了很大作用。
其四，知人善任，赏罚严明。乾隆帝在执政的六十三年里，尤其是七十四五岁以前，虽然也看错了一些人，误用了一些人，奖惩方面有的不够妥当，但总的来说，他很注意用人之道，很重视褒抑之法，力求作到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他发现和重用了一批勇于任事、精明练达、为官清廉、政绩卓著的能臣，如刘统勋直言三朝元老张廷玉家族官多势大，需予抑制，尚书、二等公讷亲蒙帝特宠骄横专断，应加训示，使其省改。刘统勋体恤民疾，督修河工，屡办钦案，痛惩贪婪大臣，蒙君赏识，从詹事屡迁尚书、都御史，任至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乾隆帝盛赞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当其去世时，帝亲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黄廷桂、尹继善、陈宏谋、张允随、那苏图、胡宝瑔、杨起曾、苏昌、王恕、徐士林、刘于义等为帝擢用的总督、巡抚，皆在任职期间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少人还以“清节推海内”。乾隆帝特别注意擢用勇将名帅，对那些奋战疆场、冲锋陷阵、屡败敌军的将士，不吝重赏，破格晋升。象索伦马甲海兰察，因从征准噶尔、缅甸、金川、甘肃、台湾和廓尔喀，三十八年里，大小数百战，勇猛冲杀，夺坚城，取险碉，以少胜多，军功超群，被帝晋封至一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三次图形紫光阁，任都统、护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卒后入祠昭忠祠。
乾隆帝十分注意秉公执政，奖罚分明。他虽对有功人员不惜重赏，格外擢升，但对其过误亦不姑息，该罚者罚，甚至革职论斩绞监候，有的还立予处死，不过他对正法、自尽是非常慎重的，不轻易要人性命，常是监而不斩，候而不绞，并给其以立功之路和赎罪之机，因此，乾隆年间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部院大臣和大学少，很多人都有几起几落的经历，今天是高坐堂上，下环群属，明天就因咎而革职籍没，充发边疆，或押于大牢“斩监候”，过些时候又东山再起，重列朝班，甚至还晋爵加官。比如，满洲正白旗人舒赫德，雍正六年由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十年迁侍读，十三年迁监察御史，在军机处司员行走。乾隆帝即位以后，舒赫德以能于任事，迅速擢升，四年十二月迁至刑部侍郎，随后历任都统、军机大臣，十三年授兵部尚书，寻调户部尚书，再转兵部尚书。二十年七月舒赫德奏请将来归之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人留在北路军营候旨，将其眷属移往苏尼特，以防其心怀不轨。乾隆帝正欲倚用阿睦尔撒纳进征准部，览奏后大怒，“谓其分散骨肉，有伤远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斩之”。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礼、兵、刑部事务来保闻悉，“排扉而入”，“力言人材难得，舒某虽一时过虑，然平日办事勤慎，请援议能之典”。帝亦后悔，但言“命已下逾日，恐难追转”。来保说：“即上有恩命，臣子成麟善骑，遣追前使还”。帝允其请。来保即告其子命其必追及使者说：“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日夜飞驰三百余里，“先前使三日到”，舒赫德得以幸免于死。［17］但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帝仍降谕对其痛斥，将其革职贬为兵丁，其子舒常亦革去侍卫，充发黑龙江。然而不久，乾隆帝便知舒赫德确系忠心耿耿且有远见，阿睦尔撒纳果然起兵叛乱，因而重新起用，擢其为尚书、都统、参赞大臣，还以其平准定回有功，图形紫光阁，并御制赞词说：“屡授重寄，亦屡左迁。厉厥意懦，策厥材贤。白衣白水，闻黑水信。安众进援，爵秩重晋。”［18］可是，不久波涛又起，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受帝之命，前往云南办理征缅军务，舒赫德根据实际情况，上疏谏阻再次用兵，不料，这一正确建议，又遭帝严斥，再次罢官，降调乌什办事。三十六年舒赫德果断决定，力主接纳士尔扈特来归人员，并妥善处理，才又开始被帝重用，于三十八年晋大学士，兼管刑部、吏部及户部三库，充国吏馆、西库全书、清字经馆总裁。后因病去世，帝下谕列举其功说：“舒赫德老成端重，练达有为。朕御极之初，即膺任使，宣猷中外，四十余年。前此平定回城，懋著劳绩，嗣于西陲，抚辑归顺远藩，东省剿捕悖逆匪众，悉心筹划，动合机宜，实为国家得力大臣。”著音赠太保，入祀贤良祠。［19］
其五，经常反省，知错能改。乾隆帝日理万机，时加思索，尤其是遇逢大灾、大祸、用兵或重大事件时，更仔细考虑施政得失和言行妥否，发现有重大差错，即予改正。以“十全武功”而言，一征金川之及时收兵，用兵准部之放弃“以准攻准”法，缅甸受挫后不再远征，等等，都显示了他从大局出发，顺应形势，不再鲁莽从事的气魄。在用人这一至关重要问题上，他发现自己判断有错，即予更正，象对舒赫德、阿桂等大臣的一再起用，对兵部尚书鄂善受贿的严厉处治，对已经革职罢官披枷戴锁押京待罪的学政窦光鼐，降以温谕，复其原官，自认有错。这些都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