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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李二先生实在难以理解外国军人在个人生活上的放荡。在给曾老师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认为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流氓归流氓，“常胜军”的战斗力可不是吃素的，人少枪多，火力密集，多次打退洪天王的“人海战术”，让我们的李二先生大为吃惊。他的脑袋瓜子快速转动，知道现在这种人绝对得罪不起，不仅如此，还要“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是世上稍微有点斤两的人都很高傲，“常胜军”也一样。《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自从多次打退太平军进攻，守住上海后，这帮人就比麦克阿瑟还牛，自以为老子天下无敌，没有老子，你们早就完了。专恣跋扈、狂傲不驯，对清廷官员，一百个看不起，清廷官员们只能大把撒银子，对于“常胜军”的内部事务，根本不能过问，更不用说领导了。因此，李二先生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抑制，并想一石二鸟，借此也让吴煦、杨坊回家吃老米。我们的李二先生比吴煦、杨坊高明也就在高明在这。此两人为利用“常胜军”保卫上海可谓尽心尽力，费尽心思，其中杨坊后来还因为粮饷问题被白齐文暴打一顿，可以说是受尽委屈。没有他们，上海早完了。但是他们没能看穿朝廷的心思，洋兵的力量是要借用的，但是也不可不防，太祖以前可就是以借兵的名义入关夺得天下的。而我们的李二先生却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一方面对“常胜军”“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另一方面却处处设防，加以抑制。痞子手段正好派上用场。
1863年2月，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军，攻克太仓、昆山。而后，淮军又向北攻占江阴、无锡等地，转进向西包围了苏州。苏州是太平军的战略重地，李秀成一心想将其建成第二个“南京”，因此准备非常充分，城中粮食弹药很充足。守城的太平军士气也很高，大有浴血奋战到底的态势，所以苏州城久攻不下。尽管如此，此时对于清军来说，形势应该还算是一片大好，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洪大天王的场子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胜利的前夕，人们往往会产生很多想法。我们的李二先生也一样，他既想快点攻下苏州又生怕“常胜军”实力太强，抢了他攻下苏州这份大功。与他一同围攻苏州的戈登认为苏州城太大，“常胜军”人数太少，要求再招洋兵，以便迅速攻下苏州。而李二先生则唯恐“常胜军”因人员充足可以单独攻下苏州，所以拒绝了戈登的要求。
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是却附加了以下几条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淮军战力最强的一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对戈登来讲，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嘛，于是就搬出一尊大神——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出面与李鸿章交涉。没想到伯郎更为疯狂，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李鸿章是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于是使出了自己屡试不爽的缩头乌龟大法，借故推脱，不与伯郎见面。洋人再厉害，也斗不过这么耍无赖的，只好由着我们的李二先生得到这份“头功”。不过李二先生不是什么时候都会这么鲜明地“抢功”。后来进攻南京的时候怕与其恩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抢功惹来祸端，他就故意停滞不前。功劳嘛，他是会抢的，但是抢到什么程度，他是有考虑的。
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我们的李二先生非常着急。但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洪大天王乱封王，瞎发文凭，最终导致权力斗争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于是便主张诱降纳王。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的程学启本来也是太平军降将。其实当时两边都是这样，来了就是客，只要是肯起义，那一切都好说嘛，以后写历史的时候也可以写成是八旗子弟的秘密卧底，保证名垂青史。经过一番秘密联络，11月29日，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可见古时候做官确实是难，刀口上舔血的买卖，一不小心就可能送了性命，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然而，由于程学启对城内清军与原太平军兵力悬殊太大颇为担忧，建议来个斩草除根。而八大降将幻想投降后还能保存实力作为要官要位子的资本，因此没有主动提出将部队开出城外接受和平整编，这更加导致了清军的猜疑。于是李鸿章接受程学启的建议摆下鸿门宴杀害了这八个降将，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名无辜太平军士兵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
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他的那些外国朋友的强烈愤怒。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特别是戈登，他是为降将们做过担保的，认为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极大侮辱，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可见外国人还是头脑简单，既然李鸿章这么不讲信义，你戈登也可以乱来嘛，你找不到李鸿章，你可以把程学启他们给绑了嘛，看到时候李鸿章怎么办。由于斗不过李鸿章的龟缩大法，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戈登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想想英国职业军人戈登先生也真是可笑，你“常胜军”是拿中国朝廷的粮饷的，再大的矛盾，也是可以调和的，你现在带走队伍，到底是何居心？所以，戈登不走还好，这一走，官司就输定了，他还不如假装心平气和留下来，然后找个机会给李鸿章一粒花生米，送其归西，自己顶多受个撤职回国的处分。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列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李鸿章没有想到，在中国人看来小事一桩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中外邦交。于是一方面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可见清廷并非所有的时候在列强面前都是软弱的，如果有人想挑战他在中国的老大的地位，那他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台阶”下，一场大风波立即消于无形。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他不仅将自己的这些个领导艺术的体会写信告诉其老师曾国藩，而且在以后的外交生涯中一以贯之，竟然幻想“以夷制夷”，结果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也给自己留下了骂名。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里有如此评价：“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
第11节：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力度
（五）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力度
有诗句曰：“春江水暖鸭先知。”知是知了，但是有什么反应，就很难说，有的鸭子乐得自在轻闲，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而有的鸭子偏偏很好奇，想干点什么，这种不合群的鸭子注定是要受到众多非议的。大清帝国的官僚们就是这么一群鸭子。他们能最先接受到新鲜事物，因为他们手中有最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资源，区别在于其中有的人要做清闲的鸭子，而有的人却想跳出来做点什么。李鸿章就是只不安分的鸭子，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其他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利用英国火轮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就此奏折来看，李鸿章在京师大学堂当个名誉教授也应该是够资格的。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委托盛宣怀创立了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年，就拿到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后来“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万两。《字林西报》还在这年的1月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以得股为幸。”可谓是罕见的大牛市。当然由于“官督的性质”，这些个红顶子企业都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不过这是后话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需要巨额投资的现代企业都离不开政府的影子，连张謇最开始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官府的投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李鸿章不可能超越这个事实去组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任何人在当时也不能。
作为一个想做出一番事业的政治家，面对如此落后的局面无疑是相当沮丧的，面对它尚且并不容易，何况还要设法去改变，而这种转变的结果会怎样，只有天知道。但是尽管“成事在天”，“谋事”毕竟还是“在人”，李鸿章毕竟是个实际的人，他一旦决定什么，是会付诸行动的。而他的行动，必定给中国现代社会进程造成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是那些只会“口活”的言官们所远不及的。
和所有致力于现代化运动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深感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一个专门以培养奴才为己任的制度当然不会教给人民“科学”和“理性”）于是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用传统的形式选拔新型人才。（这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并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开始有组织地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