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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对于历史上那些个“高、大、全”的形象，他是不信的。在《曾胡治兵语录》第二章《用人》里面，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无所不能的“人才”现象的怀疑。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他认为“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明确提出了一个人要成才，必须给他机会锻炼，只有不断经受磨炼，才能最终成材。曾胡带兵打仗，屡败屡战，越战越勇，最终打败洪氏集团，取得巨大成功，应该是这个指导思想的最好注释。
有意思的是《曾胡治兵语录》还对当时的“人才”现状进行了解释：“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
“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大清国的人才们官气太重，因此我们的曾先生、胡先生只好启用“乡气”中的淳朴之人，果然“土人”们威力无穷，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打败洪氏集团后，这些“土人”变成了“官人”，也变得“官气”十足，暮气沉沉，在与列强的战争中一触即溃，可能是胡所始料不及的。“官气”与“乡气”并非天生，未做官时“乡气”重，那是因为一无所有，因此敢打敢拼；做官之后，身家性命、荣华富贵是第一考虑，自然“乡气”全无，“官气”十足了。所以说这个“气”那个“气”，这个“风”那个“风”，纯是制度使然，跟心性没多大关系。蔡锷先生说：“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今日吾国社会风气败坏极矣，因而感染至于军队。以故人才消乏，不能举练兵之实绩。颓波浩浩，不知所届。惟在多数同心同德之君子，相与提挚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倒，俾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则人皆可用矣。”可能也只能算是个良好的愿望罢了。回望历史，“正气”之领导倒是出了一拨又一拨，可是这风气却是一天不如一天。所以说靠“居上位”者自身正来正风气，想想可以，却当不得真。对于要把这些个弄得跟真的似的政客们的表演，除非我们能够自由地把他们拉下来，否则应该赶紧闪人，该干嘛干嘛，以免上当受骗。
“诚实”是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事情。一件事情要如此强调，那一定是还有问题，否则为什么没有人天天讲他是个人呢？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惜讲这么多，“诚实”还是个稀有物种，以致于媒体碰到后还要大肆宣传一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蔡锷先生说得好，“人性本善，何乐于伪？惟以非伪不足以自存，不得不趋于伪之一途。”对此我们的胡先生痛心地说：“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教坏天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看来我们的胡先生还是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高手，看出了《水浒》有“逞暴民”，《红楼梦》有“养奸人”的巨大“负面”影响。不知道当年湖北有没有将此两本书列为禁书，如此大清国的文字冤案又要加一个了。不过胡先生本身就是个厚道人，因此他对“诚实”的追求让人无话可说。他认为“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意思就是说不要耍小聪明，别人又不是傻子，还是老老实实地以诚待人吧。“欺一事不能欺诸事，欺一时不能欺之后时”，活脱脱是“你可以在一定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定的人，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的中文版本，可见中外聪明之人心性都是相通的。“众无大小，推诚相与。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这是胡先生的人力资源哲学，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胡先生强调，将领们得有血性，要有“亮剑”的精神和勇气。要敢于打硬仗，打大仗，打没有把握又一定要打赢的仗。他的深谋远虑的特点也非常人能及。《世载堂杂忆》有如下记载：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返回武昌，路过长江，正好见湘军水师浩浩荡荡逆流上行，鼓着风帆，乘风破浪。胡林翼很高兴，他感觉耀武扬威，非常气壮。这时突然开来一艘英国的火轮船，也是逆流。火轮船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把湘军水师的一条船给掀翻了，还有人落水，旁边船上的士兵纷纷跳下来救人。胡林翼当时一个跟头摔下来，周围人把他弄醒，问胡大人怎么了？胡林翼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
人和人的区别有时比人和动物的区别还大。跟胡林翼同时看见火轮船的人很多，但他们觉得只是个稀罕物，没有人觉得天要变了，但胡林翼不同，他第一次看见人类获得了如此巨大、如此神秘的力量。这条船不靠帆，不靠桨，它是个怪物，吐着黑烟，嘟嘟嘟嘟，就上来了，速度还非常快。胡林翼感觉到天要变了。这是当时先进者对危机的认识，这种认识需要高度的政治敏感，我们今天同样需要胡林翼这样的敏感。
而最能见胡林翼过人之处的，即他的“工作方法”。在当时，胡林翼是与曾国藩齐名的，并称“曾胡”。二人相比，论学术造诣，胡不及曾，但天分强一些；论埋头苦干，胡不及曾，但比曾会变通；论坚忍不拔的能力，胡不及曾，但比曾圆滑；论工作态度，胡不及曾，但胡更重工作技巧。从事实来看，曾国藩经常累得头晕气得吐血，还几次要跳河自杀；胡林翼却每每事半功倍，举重若轻。我想，要不是胡林翼死得太早，他们俩谁能拿头等奖，还真是不好说。
第24节：化清谈为行动（1）
第五章
张之洞：圆润的不倒翁
张之洞一生真是充满传奇色彩，他本是清流党出身，最后却变成洋务运动的殿军人物，戊戌变法时他和维新派打得火热，但是最终不仅未受丝毫牵连，反而升官发财，顺便还出了一本书《劝学篇》，大出其名。光这一点，就够人激动的了。清流以言官居多，主要是“口活”，这个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干的，而张之洞却自有一套，他平时发言，不像别的言官一样动不动就以大帽子压人，而是讲道理摆事实。对事不对人，而且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他也打老虎，不过是打琦善这只死老虎，而且文采飞扬、琅琅上口，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一时间粉丝众多，声名远播。
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有这么个分工：一拨儿负责干事，一拨儿负责挑刺。挑刺者说说风凉话，发表发表评论，自诩为清流。
还有另外一拨儿的境界比较理想，既会干，更会说。张之洞就是这样的人物。
张之洞，河北南皮人，13岁获秀才考试第一名，15岁中举，26岁中进士。是晚清三重臣里学历最高、出道最早的。
他经科举入仕，文才天下第一，初始入党清流而为健将，中间从事洋务而为殿军，最后参与新政而为主角；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亲涉鸦片战争、庚子之变、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晚清所有重大事件，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三重臣。在清末的“洋务运动”大潮中，张之洞与李鸿章无疑都是领潮头的人物。他还是位大学者，创立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举世闻名。
他真是说什么话，就流行什么话，干什么事，就流行什么事。他做清流，就做最会说话的清流；搞实业，就搞最尖端的实业。
辜鸿铭对于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是：张之洞为儒臣，曾国藩为大臣，李鸿章则为功臣。三公论道，则儒臣之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则大臣之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而李鸿章则为功臣，弊在纯为利己，无所变更。
他身经宦海风波、惊涛骇浪，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步步高升，享受殊荣，可谓极擅官场之术。其术是会同中西、权衡新旧的绝学，应时代之变化，集官场之大成，可圈可点，可学可用。
（一）化清谈为行动
顽固派、洋务派、清流党是晚清官场的三大门派。
张之洞旧照洋务派与顽固派都是实力派，手里有兵又有钱，在当时可都是说一不二的主儿。清流党就不一样了，主要干两件事，一是骂贪官，二是骂洋人，都是口活。
虽然，清流党们干活主要靠嘴，不那么实用，但对善于搞平衡的慈禧来说，也是三派分立中的有效抗衡力量，因此，也都能在大殿里端上一个饭碗。
张之洞，开始也是一个清流党人。但他与别的同志不大一样，一是不那么顽固保守，比较圆滑；二是不那么喜欢说空话，比较实际。张之洞出身官员世家，深知官场奥妙，他虽是有名的清流派，有清正之名，可一生坚持“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巨室是什么？就是那些王爷贵族。
他的转变，是从有了实权开始的。人嘛，都这样，不得志的时候，格外爱发牢骚，没机会干事时，就看着干事的不顺眼。张之洞也是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从中了进士到当山西巡抚，整整间隔了十八个年头！其间除了放过两回学政和乡试副主考外，一直在北京的清水衙门里耗着。这对于心怀经世致用之学，想做出一番事业的张之洞来说，无疑是相当郁闷的。
但是，此时太平天国早灭了，洋人也折腾累了，因此满朝上下，一片天下太平的样子，即所谓的“中兴盛世”。所以，希望像老师胡林翼那样“乱世出枭雄”已经不现实了。怎么办呢？张之洞有才啊，他干脆加入了“清流党”，这为他获取声名打下了基础。
这之后，他扶摇直上，稳步青云，表面上固然是由于他的文章声誉，实际上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尽力栽培提携所致。李鸿藻与张之万（张之洞的堂兄）在汉大臣中，是当时慈禧最为宠信的人。李、张同官至好，祸福宠辱息息相关。鸿藻因之万的关系，对于之洞的提拔自然是尽心竭力，遇事照顾，无微不至。因此张之洞感激知遇，入朝后便成为李鸿藻的喉舌。李鸿藻在同治光绪间有“清流党魁”之名。张之洞为其中坚人物。张之洞后来放为山西巡抚，就是李鸿藻保荐的。所以，张之洞投身清流，其中利害关系不难看出。
不过只有将“清流”的“门面”做得好，才能有利于以后的发展。
张之洞在朝中言事，敢于弹劾抨击，确有名声，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参奏崇厚一案。
第25节：化清谈为行动（2）
当时李鸿藻丁忧回籍，尚未返京。军机大臣沈桂芬等主持枢政，派遣左都御史崇厚赴俄京订议和约，授以全权。张之洞在崇厚尚未出国之前，曾代张佩纶拟稿上奏，请崇厚先赴新疆观察形势，再行赴俄。奏上发交军机处，沈桂芬抑置不理，径命崇厚赴俄。崇厚为人糊涂颟顸，受了俄国人的威胁愚弄，订立了18项辱国丧权的条款。鸿藻起后，授意之洞奏参崇厚。张之洞上奏说：“崇厚对俄所订条约，万不可行。但如改议，俄必生事。议如不改，辱国丧权，应急修武备而缓立约，并治崇厚以应得之罪。”慈禧见奏甚为嘉许，召见张之洞面询应付方策，并饬张之洞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咨询外交事宜。光绪六年清廷宣布崇厚辱国丧权、擅订条约的罪状，定以“斩监候”的罪刑，又派曾纪泽赴俄京订约。曾将崇厚所订之约修改了7项，挽回了部分权益。而张之洞也因此更加得到慈禧的赏识。后来李鸿藻恐怕之洞久任京职，受人倾陷，乃在慈禧前密保其老成练达，堪任疆寄，也很快得到应允。1882年1月，张之洞外放为山西巡抚，在职3年。
张之洞的“清流”应该是当得很成功了，但是张之洞甚至等不及在京城过完春节就赶到山西上任，可见其志不在做“清流”闲人，而是要像他的老师胡林翼那样有一番作为。张之洞之高明在于他成功地利用“清流”铺平了自己的道路。
所以张之洞从到山西任后，态度180度大转变，开始大办洋务，也并不令人吃惊了。所谓的左派右派，都是做给人看的，他自己要做什么，心里清楚得很，不搞洋务，他能成为一代名臣吗？他能比得过李鸿章吗？他能留名千古吗？
因此，他抵达太原走马上任后，渐渐认识到，在中国，要想做个好官，要么就当个两袖清风的清流党，永远不要参与实务；要不就为百姓办实事，但就永远不要得罪权贵。要想二者得兼，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清流党，得罪了权贵，那么你办任何事情都寸步难行，甚至自身难保。而对于清流与实务，张之洞认为后者更有意义。他在得到慈禧的赏识、受到重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