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志- 第11部分

　　宋朝的消极防御，未能阻止辽的南侵，统和十七年（999年）、十九年（1001年），辽两次南征伐宋，各有胜负。公元1003年，辽倾全部兵力南伐，连克宋朝重镇。次年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北，威胁宋都开封。宋、辽议和，宋输岁币银绢30万给辽，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宋、辽在燕赵形成以白沟为界长期并立的局势。

　　二、女真与中原

　　（一）女真族建立金朝

　　女真族原居于中国东北，历史悠久，与肃慎、挹娄、靺鞨有历史渊源关系，是黑水靺鞨的后裔。辽灭掉靺鞨人建立的渤海政权后，黑水靺鞨改称女真。为了分而治之，削弱女真族的力量，辽统治者把一部分女真人迁到辽阳以南，编入辽朝户籍，称为“熟女真”；留居故地的女真人，未入辽籍，称为“生女真”。建立金朝的生女真，包括几十个部落，其中完颜部较大，金朝的创建者阿骨打就出自这一部落。辽末，阿骨打起兵反辽，于1115年建立金朝，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成为与南宋对峙的中国北部封建王朝。公元1234年被蒙古灭亡。金朝灭辽后，于贞元元年（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骑兵围困中都，金迁都开封。金以中都为国都共61年。女真崛起，迅速而猛烈，从组成部落联盟到建立王朝，只有70余年；从起兵反辽到挥师攻陷开封，只有12年。从僻处东北的一隅到拥有中原的半壁河山，只花了这么短的时间，这是历史上仅见的一例，有金一代，是中国北方的许多民族在取长补短的发展中融汇合流的一代。

　　（二）女真族与汉族的融合

　　1。金初对奴隶的掠夺和人口迁徙

　　金初，女真社会处在奴隶制上升期，随着金军对辽、宋的用兵，往往把战俘分赐给有功将士作为奴隶，女真将领还经常私掠敌方的兵民为奴隶，因而激起了民族间的一些冲突。

　　金太祖时期为了加强金朝的统治和削弱宋、辽两朝的力量，还实行了民族间的人口交流迁徙。先是把一部分女真人迁至泰州（今吉林大安县东南）至宁江州（今吉林大余县东）一带，把准备交给宋朝的燕京等六州的汉人（尤其是豪族、工匠）迁到女真地区。后来随着金朝疆域的扩大，又将河南直至淮汉一带的汉人北迁河北，而把更多的河北、山西的汉人，北迁到女真地区，女真人则大量南迁。这样的人口对流，自然带给人民许多苦难，但却为民族间的合作、发展以至融合，创造了条件。在这种人口的对流迁徙中，金朝还收罗了大部分汉族官僚和豪强，争取了不少汉族文人为其效力。

　　2。金代中期，女真人和汉人在摩擦和交流中实现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结合

　　金代中期主政的金熙宗，是在汉人文士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帝王。他于天眷元年（1138年）革新官制，揉辽、宋两朝的官制而自成一体，制定了以经义、词赋取士的制度，在依靠女真官的同时，又为汉官的起用开辟了途径，还把女真、契丹、汉人所用三种文字作为金朝的通用文字。这些改革，反映了女真族和汉族官僚合作的愿望，政权向一元化趋势发展，这是民族间融合的结果。

　　金熙宗废刘豫后，金军重占燕南大片地区，直至河南、陕西，屯田而扎。金朝怕汉民谋反，于是又迁徙女真人、契丹人、奚人到燕京以南地区，与屯田军结合筑垒于汉人村落之间。海陵王迁都燕京后，又把原上京的宗室迁至中原。这样，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杂处在一起，自然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后来朝廷还提倡女真人与汉人通婚，认为这是“国家长久安宁之计”。

　　3。金宋间贸易往来密切了民族关系

　　金宋间在贸易方面，凡不禁者，都在沿边榷场公开进行商贸，在铜和茶方面，宋对金却控制流通，可金人通过私购，套贩了宋朝的大量铜钱，用以冶化造器和铸钱，宋对茶的北流，禁止虽严，但“民亡犯法者自若也”，茶经私贩之手仍往金流，这种民族间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密切了相互关系。

　　（三）女真和金朝对民族合作的贡献

　　1。对东北地区的开发

　　金朝时期，搞了相向的移民运动，把北方的汉人、契丹人迁到东北，以在经济上充实女真人原居地；把女真人移到北方和中原地区，利于在政治上加强统治。阿骨打把缴获的辽朝的耕具几千件给女真人使用，大批汉人迁到东北，和当地人共同开发那里的土地。还带去了先进的冶铁、农具制造等技术，建筑了上京城，设立女真府学，在“白山黑水”间建设自己的家乡。

　　2。迁都燕京，重视中原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

　　金在完颜亮主政后，于1152年迁都燕京，称为中都（今北京）。从1150年便征集诸路民夫工匠修筑宫殿园林，使之成为北方的行政中心。明昌三年（1192年），在中都西南郊外建筑了芦沟桥，为11孔联拱的大石桥，是金代的传世建筑杰作。重建于天眷三年（1140年）的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为国内佛殿中稀有的建筑。

　　金代的陶瓷，继承和发展了北宋和辽的传统，曲阳的定窑、邯郸的观台窑、禹县的钧窑、铜川的耀州窑，为当时的四大名窑，所出瓷器多为精品。

　　印书业发达，当时印书业的中心有河东平阳（治今山西临汾市），河北的宁晋和中都等。书写、雕镂之精，纸、墨之美，都是第一流的，可见金人入主中原后文化发展提高之快。

　　绘画方面，张瑀的《文姬归汉图》、山西繁峙岩上寺金代壁画，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精品。

　　金代的杂剧开元代杂剧之先河，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金章宗时问世之作，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光辉篇章。

　　三、蒙古族与中原

　　十三纪初，住在中国北部的蒙古族在成吉思汗领导下兴起，建立蒙古汗国。到忽必烈时，建元朝，灭南宋，统一南北，这是自汉唐以来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

　　（一）蒙古灭金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南向西夏和金展开了大规模进攻，1227年灭亡西夏。

　　1211—1216年间，蒙古军队攻占了金朝所辖的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1214年，金被迫自燕京迁都到汴京（开封），1233年，蒙古攻陷开封，金亡。1279年南宋亡。

　　（二）蒙古统一后的民族关系

　　在蒙古攻金的战争中，燕赵地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蒙古军除了大肆抢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把汉人掠为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私人的驱口（奴仆）部曲。河北赵州在战乱中“焚陷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元好问：《遗山文集·赵州学记》）。蒙古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以为“投下”（即封地），封地内的人民，成为封主的私产，不得任意移让，贡赋极其沉重，如拔都在平阳、真定、河间等地的封地贡赋不收银绢杂色，而要收黄金。元世祖至元时，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四等人制”。根据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同时又极力拉拢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大地主，如大兴史氏、易州张氏、真定董氏等，他们的地位和待遇同蒙古贵族相差无几。而草原上的蒙古族贫苦牧人，则在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下，日趋贫困，甚至破产流亡。到元中期，常有大批蒙古族贫民流亡到大都、通州等地。因此，在蒙古贵族统治时期，中原汉族文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挫折，甚至出现了向奴隶制逆转的现象。

　　南宋灭亡后，中国在元朝统治下统一了，各民族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东北的女真人、契丹人，漠北的蒙古人，西北的维吾尔人，西南的藏、彝、白、僮（壮）、苗、瑶等各族人民，都处在这个统一政权范围内。最高统治阶级所属的蒙古族，过去只局限于在大漠南北游牧生存，同中原来往不多，现在则通过驻防、分封、屯田、从政等关系，大量迁居内地，吸收汉族文化。原来的契丹人、女真人，由于辽金两朝的会聚融合，多数都已汉化，元朝也称他们为汉人。这时还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回回族。他们原是居于中亚和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部分维吾尔、波斯和阿拉伯人，自唐代以来就有东迁者，蒙古西征后，中西交通大开，加之元朝和中亚、西亚政治经济关系的密切，他们就大批来到中国内地，在和汉族人的多种交往中，他们仍保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汉族和其他族的新民族——回回族。回回族在燕赵地域也多有分布。

　　元朝统一全国后，消除了人为的政治藩篱，以大都（北京）为中心，逐渐产生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大都话。据周德清《中原音韵》记载，当时的大都话是把入声字分平、上、去三声，平声分阴平、阳平，从而奠定以后燕京话的基础。同时，建立了通向全国各地的驿站，仅漠北地区与中原间的驿站即达119处之多，南北大运河的重新开通，海上航运的发展，都大有益于各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当时的元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不少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科学家、艺术家都会聚于此，成为东方经济富庶、人文荟萃的大都会。

元朝统一政令推行于全国，以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为“腹里”，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设立行中书省，开创了以行省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建制，东北三省、西南三省、内蒙古、新疆、两湖、两广、海南等地都划入有关行省的管辖之内，并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为日后中国版图的确定，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北方民族
　　一、明代在北方的移民与蒙古族的关系

　　（一）明初对北平地区的移民

　　1。洪武时期的移民

　　明自洪武开国到永乐十五年的50年间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移民，这是为适应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军事上的防卫需要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明初对北平的移民，首先是从北部地区开始的，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攻取宣德（今河北宣化）后，守将就曾上书朱元璋，请画久便之计，朱元璋下诏徙其民于固安、永清、顺义等县，废宣德府，改设宣府镇，遣将卒驻守。洪武四年三月，明将徐达迁顺宁（今河北宣化一带）、宜兴（今河北滦平县）二州之民户17274、人口93878入北平州县屯戍。同年六月，徐达驻师北平，又迁山后（指今宣化东南至辽阳这一广阔地带）民3。58万户、19。7万余口，迁“沙漠遗民”（“沙漠”是当时对今晋北和内蒙古地区的习惯称呼，“沙漠遗民”指北退后留下的吏民）3。28万余户，散居北平各处屯种。这几次小规模移民，意在稳定新收复地区的局势，割断故元势力同居民间的关系，无疑也有恢复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的经济目的。

　　明朝对北平地区移民的扩大，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以后。这年九月，户部郎中刘九皋上疏说：“今河北（指黄河以北地区）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但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治今晋城）、潞（治今长治）二州之民往河北真定及河南彰德、山东临清等地。洪武二十三年又迁山西贫民徙居河北大名、广平及山东东昌府。

　　2。永乐时期的移民

　　北平是朱棣起兵的根据地，即位后又定北平为京都，这就促使他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迁外省居民来北平地区，以恢复和发展生产。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仿朱元璋“培植根本”的做法，从南直隶苏州等18郡和浙江等9省简选3000殷实大户，充当宛平、大兴厢长；次年，迁江南富户于永平、河间二府屯种。这一迁江南大姓事，在河间府属州县方志中多有记载。

　　对一般贫苦农民的迁移，次数更多，规模也大。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刚即位就迁山西民以实北京，永乐二年、三年，两次迁山西民万户来北京地区。在《明实录》和地方志中所记的还有：永乐五年迁山西、山东民5000户往上林苑监；七年，迁青州民800余户往冀州；十四年，迁山东、山西、湖广流民2300余户往保安州；十五年，迁山西民于清河、南宫等地。永乐年间，因犯罪而遣发到顺天、永平、卢龙等地的人户也不少。

　　（二）明朝政府与蒙古族的关系

　　1。明初的民族政策

　　元朝崩溃后，大量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留居中原广大地区，朱元璋对蒙古族的上层分子，采取任官安抚的政策，令其在政府中任职为官，对蒙古官兵，或“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或“分补待卫”授为蒙古卫所“百户”、“镇抚”等官。对蒙古人民，则把他们迁到北京附近屯种，如上文提到的迁徙“沙漠遗民”。他们和汉人一起从事耕种，互通婚姻。

　　元亡以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及东北等地，经明初朱元璋时期的几次打击，内部分裂为三部：兀良哈部居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北部为鞑靼部；西部为瓦剌部。朱棣时又五次远征蒙古，使明王朝北边的统治得以巩固。

　　2。“土木之败”和“庚戌之变”

　　明代英宗正统时（1436…1449年）国势转弱，而蒙古实力却有发展。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也先率蒙军南下，明英宗带兵50万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被蒙军打败，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败”。也先乘胜挟英宗南下抵北京城外，明臣于谦率师列阵于九门外抵御，蒙军退走。

　　1455年，也先为部下所杀，瓦剌部衰落，鞑靼部兴起，统一了大漠南北，其首领俺答屡次率兵南下骚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兵犯大同，继之移兵东去从古北口南下，越通州直抵北京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