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不是我想要很多钱，”沃伦答道，“我觉得赚钱来看着它慢慢增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八年级的最后几个月，沃伦暂时得以解脱，又和老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在城里四处乱跑。从位于西郊的巴菲特商店跑到市中心的鹅卵石街道，这里有喧哗繁忙的自由市场以及红砖和铸铁的仓房。这里也正是一个半世纪之前奥马哈的巴菲特家族的第一代：悉尼。巴菲特盖起商店的地方。转眼四代人过去了，沃伦也把它当作了自己的家园。他承袭了镇上那种不拘礼节的风格，大草原上人们朴直的说话方式以及难以看透的，不轻易流露出情感的外表。
他天真、质朴而且平平凡凡，但在特性之中——他天生的自立，充满雄心却谨慎的资本家的热情以及复杂、平静的外表——都说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西部佬。到1943年秋季时，沃伦再也找不出任何借口逃避去华盛顿服兵役，于是这段离开华盛顿的暂缓期也随之宣告结束了。2逃离
巴菲特一家又搬到了温泉峡谷的一套四居室房子中，它座落在华盛顿外围的西北四十九街上。房子由刷白的砖块砌成，前面有一个敞开的门廊，还有一个直通屋后的斜坡车道。这是朴素的年轻国会议员的典型居室——理查德。尼克松一家是他们家的邻居——从马萨诸塞大街走过来只有几步路。房子后面尽是成片的树林。
沃伦的新生活就围着他在 《华盛顿邮报》那份工作转着。现在他满13岁了，他登记了他的收入并提交了纳税申报表——他坚决不要父亲纳这笔税款。
但是，除了他的送报工作以外，沃伦觉得一点都不开心。在艾丽斯迪上初中，他给老师招来不少麻烦，而且学习成绩也平平常常。由于他在班上年龄算小的，又跳过一级，因此他一惯戴着眼镜置身于社会主流之外。他总是不修边幅，连校长都提醒利拉该好好给他修整一番了。
在第一个不快乐年头的6月份，沃伦逃走了——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反叛。他和密苏里国会议员的儿子罗杰。贝尔，还有一个好朋友，一起搭车往宾州的赫希去了。沃伦知道那儿的一个高尔夫球场，觉得他们可以在那儿逗留几日当当球童。但这是头一遭——经济不再是他的动机。成天和家人呆在
一起，呆在华盛顿这个鬼地方简直让他快疯了——所有这些都让他快疯了。
孩子们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甚至连牙刷都没带，就在新区酒馆的一个房间里住下了。一大清早，他们还没来得及出门就被警察截住了。
贝尔个儿不高，而沃伦和另一个男孩却身高近6尺。从远处看起来，贝尔显得年龄很小——警察担心他是个被绑架的受害者——于是抓住了3人进行了一番盘问。有谁能想象得出，沃伦这个仅有14岁的孩子，油嘴滑舌地向警察申辩着他们的无辜，却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只字不提。最后警察把他们放走了，但他们却像泄了气的皮球，于是当天就搭车回家了。
看上去沃伦没再想过要继续他这种半心半意的反叛行为。他在学校突然用功起来，显得非常驯服。引用他姐姐罗贝塔的话而言：“反叛”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言之过重的词”。
但是霍华德和利拉感到震惊，尽管他们在沃伦返回华盛顿后对他很和蔼，霍华德打定主意要及早阻止他这种反抗的行为。他告诉沃伦他必须提高他的成绩，要不然就得放弃他的送报工作。
这句话像是给沃伦的成绩打了一剂补药。他不仅没有放弃，他的送报路线反倒扩展了许多。他很快从《时代先驱》那儿得到一条路线，《时代先驱》是与《邮报》竞争的早报，它的路线所覆盖的区域与沃伦送《邮报》的区域完全一样。正如巴菲特后来回忆道，如果一个订阅者取消了一种报纸而订了另一种报纸，“第二天我就会容光焕发。”不久，沃伦拥有了五条送报路线，每天早上有约500份报纸要送。利拉早上起床给他准备早餐，沃伦五点二十分以前便出了家门去赶开往马萨诸塞大街的公共汽车。偶尔当他病倒的时候，利拉帮他去送报，但她从不走近他挣来的钱一步。利拉写道：“他的积攒是他的一切，你根本不敢去碰他装钱的那个抽屉，每一分钱都必须好好呆在那里。”
沃伦把韦斯特切斯特公寓看作皇冠上的宝石，这座公寓座落在教堂大街，是一座由红砖砌成的八层的有尖顶的建筑群。他很快建立了一条值得年轻的亨利。福特借鉴的“装配路线”。他总是将每幢楼的报纸一半放在第八层电梯平台上，另一半放在四楼。然后他就在各幢楼之间徒步穿梭，一层楼一层楼地把报纸放在每户门前。到了收费那天，他会在前台放个信封，免得他还得挨家挨户去收。
当巴菲特家回到奥马哈度夏季时，沃伦把他的送报工作托付给了一个朋友：沃尔特。迪尔，然后教他如何去做。迪尔还记得：“你面前堆着那么大一堆报纸——就像一座山。但其实它只用花你约一小时外加一刻钟的时间。
这的确是一条很棒的路线，所有的建筑物都通过地下相连，你根本不用走出去。“
考虑到可以通过增加产品线来提高利益，沃伦同时也在公寓里兜售杂志。其中的秘诀在于能在恰当的时机征询订阅。巴菲特回忆起他的某些顾客“总是把他们的杂志放在楼梯口。你可以通过撕下地址标签来通知他们订阅期满了。就这样，我就对每个人的订阅期限了如指掌”。
尽管公寓被视为非常高贵的地方——沃伦在电梯里碰到过杰奎琳。布维尔——他还是会遇到赖帐的问题。战时的华盛顿，人们频繁地搬进搬出，有时就会忘了付钱给他。于是沃伦就和电梯间女孩们达成一项交易，她们可以得到免费的报纸，而一旦有人要搬走，她们就会向沃伦提供消息。
简单地来说，沃伦把他的送报路线做成了一项大生意。他每个月可以挣
到175美金——这可是许多全天工作的年轻人的收入——而且积蓄起来每一毛钱。在1945年他只有14岁的时候，他取出利润中的1200美元，将它投资到了内布拉斯加的一块40英亩的农场上。
对于沃伦在华盛顿的那几年而言，二次世界大战的弊端真是无处不在。
在学校里推销着各种公债，在家里挂着用于灯火管制的窗帘。然而，战争对他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唯一的例外是在1945年8月，当时巴菲特一家正在奥马哈避暑。沃伦听到了有关广岛的消息，他和邻居杰里。穆尔对原子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穆尔回忆说，沃伦对此非常关心。他以一种绝不动摇的，令人恐慌的逻辑来看待它，就像看待宗教一样。“我们谈论着——这一场景历历在目——就在我家前面的草地上。他很害怕连锁反应造成的后果，……害怕它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灭顶之灾。”
回到华盛顿之后，沃伦在伍德罗。威尔逊家中适应得稍好一些。他的送报路线让他得以从思乡病中摆脱出来。他也开始结识了一帮新朋友，就跟在奥马哈一样。他组织一队人马收集高尔夫球，他自己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高尔夫球手，并且加入了校队。
罗伯特。德怀尔是高尔夫球教练，同时也是沃伦树立起来的另一个教师典范的形象。德怀尔觉得沃伦很有意思——热情但不鲁莽。他把沃伦带到跟踪器那儿，然后教他如何读懂每日比赛表。沃伦上完一年级后的那个夏天，德怀尔和沃伦碰巧在第一流明星大赛去打高尔夫球。天开始下雨了，于是他们钻进德怀尔的车里打开了收音机收听比赛。纽约佬——棒球重击手查理。凯勒获胜了。德怀尔说：“如果你给我20比1的胜负，我打赌他打了个本垒打。”
沃伦说：“我赌1块钱。”当然凯勒是打了一个本垒打，在另一个赌局中德怀尔输了20美元。
然而他们俩人都很清楚的是，沃伦比他的教练挣的钱多。当沃伦几乎连刮脸都还不会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为自己事业的起步做出努力。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本可以搞到手的商业类书籍，钻研着保险业报表，为他的送报路线操劳着。唐纳德。丹利也是威尔森的学生，后来成了沃伦的好朋友，认为沃伦“正在规划达到（金融界）目标的道路”。
丹利是司法部门一位律师的儿子，是一个严肃而聪慧的学生。一眼看上去，他和沃伦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丹利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而沃伦从未约会过。而且丹利主要对科学很感兴趣。但是丧母的丹利在战后的多数时间里都呆在巴菲特家，那段时间丹利的父亲去日本起诉战犯了。两个孩子一起弹奏音乐，沃伦在尤克里里琴上乱弹一气，而丹利则演奏钢琴。后来他们都发现热爱科学的丹利和对商业感兴趣的沃伦之间有着一种共同的语言——数字。他们会在一起计算几手扑克里的输赢机会，或是在一间有几个人的屋子里，有两个人生日同天的机率。或是丹利快速讲出一堆两位数，等着沃伦脱口说出它们之和。
在他们高年级的时候，丹利花25块钱买了一个旧的弹子球机，沃伦和他整日地玩。机器常常出故障，于是丹利就修理一番，沃伦也因此深深佩服他这位朋友的机械技能。后来沃伦有了个主意：为何不把机器放在威斯康里大街的理发店里，然后把它租出去呢？
沃伦找到了理发师，两人达成了五五分成的协议。第一天他们就用这机器赚了14元钱。大约一个月之内，沃伦和丹利就在三家理发店里设置了弹子机。生意火极了，他们又扩大到7家，沃伦——仿佛生活在现实生活的幻想
中——想出了一个名字：威尔森角子机公司。“后来，我们每周挣50美元，”
他回忆道，“我从未梦想过生活会是如此美好。”
威尔森角子机公司有自然的人员分工。沃伦为机器筹措主要的资金，二手货的拱形游戏机每件需花25美元到75美元不等。丹利负责修理它们，沃伦记帐而且还打印出每月的财务情况报表。如果机器出故障了，理发师们就马上通知丹利——机器总在出毛病——两人就会立即出现在丹利那辆卸掉后座的1938年产的别克车上。
由于担心弹子球生意会被流氓地痞控制，沃伦坚持在小的、远离大路的地方选址。同时他和丹利总是暗示，他俩只不过是一个不可轻视的企业的跑腿人。巴菲特回忆道：
理发店主总是催促我们进新机器，我们就对他们说这得和老板商量。我们伪装我们只不过是被雇来搬搬机器，数数钱的伙计。
他们每周都巡察一番，有时也带上丹利的女朋友，诺马尔。让。瑟斯顿。
沃伦总是回到车里，津津有味地描述着理发师，或是他说了些什么话，于是三人就会狂笑一番。沃伦会看到各种新花样——把这些扮演着杰出的大商人的角色的人们取笑一番。
诺马尔。让觉得沃伦特别有趣。她美丽而苗条，有着弯弯的眉毛和迷人的金发。她的绰号叫“过氧化物”，丹利叫“鸭子”，而沃伦则只是简简单单地叫“巴菲特”。比他们年长的人在战争中打过仗，而巴菲特、鸭子和“过氧化物”则还处于天真的年纪。尽管他们是天生的业余演员，他们从不抽烟或说难听的字眼，而沃伦则是除了百事可乐以外其他一律不喝。诺马尔。让认识的所有女孩都还是处女，在她的圈子中很少涉及到性方面的东西。而沃伦则更单纯一些，他甚至不去参加周五晚上的舞会。“他不像别的孩子那么活跃，”诺马尔。让说道，“他根本不作尝试。”
他走路的时候肩膀向前耸着，身子弓向地面，步子拖呀拖，像一只公山羊。他时时带着那个拴在他皮带上的模样蠢笨的钱包。在他那些威尔森的同班同学看来，沃伦穿的鞋子标明他是个乡下佬。他们若干年以后依然清楚地记得，“我们总是把沃伦和他那双运动鞋扔出去。”斯珀。海因德尔还记得，“他总是，嗯，一年到头地穿着它，即使雪有一英尺厚我也不担心，他穿着运动鞋呢！”而罗伯特。穆尔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只拿一件事开他的玩笑——他除了网球鞋以外从不穿别的什么鞋，即使在严冬也是如此。”
沃伦似乎对这些运动鞋一直情有独钟。“我们大多数人都努力想显得和别人一样，”诺马尔。让说道，“女孩们都穿着背上系扣的毛衣，我觉得他喜欢与众不同。”尽管他热情活泼，而且永远恶作剧，开玩笑。他身上总有些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当他古怪的举动被指出来时，他总是固执己见，或是自我解嘲一番。诺马尔。让说，“他就是他自己，从不想和别人一样。”
在家里的餐桌上，沃伦每晚都固执己见地发表着长篇大论。尽管霍华德曾许诺只任一届，他又在1994年和1946年再次当选。他在形同虚设、无事可做的国会里任职，因为它每每和杜鲁门作对。每到晚上，他会给家里人谈起令人惊慌的事情。有一次，当家里人正在讨论圣诞节给霍华德的副手送什么礼物时，小罗贝塔冒出一声：“储蓄债券怎么样——他知道它们行情不好吗？”
还有一次，在投票反对一项劳动法案之后，霍华德带沃伦去参加在奥马哈的一场垒球比赛。当这位国会议员被介绍给公众的时候，他遭到了很粗暴的讥讽，但他在沃伦面前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霍华德无可动摇的伦理观念使他不仅拒绝宴会的邀请，甚至还拒收自己的一部分报酬。在他第一任职期间，当国会成员的工资由 10000美元升到12500美元的时候，霍华德把增加的钱放回国会山的工资发放办公室，坚持解释说他是以低薪水平选举起来的。
利拉说她丈夫在投票决定一项法案时只考虑一件事，“这样做究竟是加强，还是会削弱人们的自由？”但是他那种自由的观点很明显是狭隘的。他唯一的兴趣是把罗斯福和二次大战扩大的政府机构削减到原来的水平。
在战争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