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我放弃这件事后，证交会的每个人都能感到心满意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该尽快地让我收到答复，最好是打电话直接告诉我，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可以使我们的兼并计划顺利完成。
可是，芒格从未读过卡夫卡，里克绍沙把一份措辞相对缓和的信件送给了证交会。在12月份的时候，芒格就收到了他最快的答复——尽管这答复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证交会对奥马哈的君王提出控告：关于蓝筹邮票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沃伦。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HO—784号，等等，巴菲特成为了被全面审查的目标。
蓝筹公司、伯克希尔公司以及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有可能单独或相互协力增加过一些活动。在这些行动中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一种机制、谋划或是策略来进行欺骗。或者还包括有一份不真实的事实陈述材料或遗漏了……
这些询问都是集中在蓝筹是否曾操纵过韦斯科公司股票价格的问题上，这确实是一个解决起来进退两难的指控。在证交会的执行部门中，这被认为是一件大事，于是很快事情就扩大成对巴菲特涉及过的一切事情的全面调查。
在调查期间，巴菲特向华盛顿运来了纸箱的档案材料，有他的股票经纪人的记录，有他给蓝筹公司的信，还有他对纺纱厂和喜诗糖果公司的每份备忘录，以及巴菲特的银行，一切都被证交会这个“真空场”给吸进去了。在伯克希尔公司的主管会计韦尔纳。麦肯齐看来，“他们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
富有的人，于是便咬定他必然是一个恶棍。“
尽管巴菲特很担心，但表现得很镇定。他和作投资时一样从容不迫，耐性十足，而不管自己的声誉是否正处于危险之中。芒格却正好相反，他几乎要中风了。
罗德里克。希尔斯，芒格的前任法律伙伴，当时正担任白宫顾问的职务。
当调查时有消息传出来，说希尔斯曾被邀请担任证交会主席的工作，巴菲特和芒格的律师给希尔斯打电话恳求他把此事拒绝掉，并声称如果他就任这个职位，证交会就会欲罢不能，从而导致更加严厉苛刻地对待他们。“你那儿有什么情况吗？”希216尔斯问道。他暗指的是调查的事。里克绍沙说：“没有，一切都是胡扯。”希尔斯对此显得不屑一顾。后来芒格又打了好多次电话，每次都痛斥希尔斯在巴菲特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他。但是希尔斯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
1975年3月，芒格来到证交会做了两天的证人，他傲气十足地向审问者保证“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沃伦和我将负全部责任”，好像这样就可以结束这件事情似的。他把这件事看作对性格的一种磨炼，常常提到参加各种上流聚会时的荣耀。
一位年轻的证交会律师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奋力挖掘他的内幕。他暗示说芒格曾参与共谋，以卖空韦斯科股票起诉者的股票为手段来破坏此次兼并。芒格抗议说，“这绝不是我们的经营作风。”他的语气听上去相当震惊，就好像一个神父偶尔作了一次警察而不是传教士。
事实上，证交会是怀疑其中藏有阴谋。具体来说就是：蓝筹公司究竟是不是为了接管韦斯科公司才对兼并加以阻止？
提问者：在2月26日之前，你和巴菲特对这种方式（寻求控制韦斯科公司）考虑了多久？
芒格：我以前说过，我们把98％的精力都投入了手头的业务，我们都信奉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谈的工作是手头的工作，而不该顾忌远处很模糊的东西。
不管加里的威慑，律师们更进一步涉及核心问题，那么蓝筹公司为什么为韦斯科多付出不必要的价格？
提问者：你完全可以便宜地得到它，你为何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呢？
芒格：我们希望在路。文森蒂和贝蒂。彼得斯之间作得公正平等一些。
提问者：那么你的股东怎么办呢！难道你不想对他们也做到公平吗？
芒格：是这样。对于那些要求我们去做与矫枉过正不一致的事的股东，我们并没有义务要做到公平。我们的想法和本。富兰克林的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最诚实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你看上去被搅得很迷惑？
提问者：的确如此。因为在我印象里，商界人士总是为了他们的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而竭力达到最大利润的。
芒格：也许我们想在更长的时期里达到最大利润。如果我们希望和路易斯。文森蒂建立一种和谐、长期的工作关系的话，或许这只是一种私人兴趣，正好倾斜到你们想当然的层面。
这场谈话的论题与巴菲特在旧金山和贝蒂。彼得斯的谈话十分相似，一项长期投资决不仅仅只在股票上押下赌注，它是一个合伙人的形式。一个大的股东——即一个合伙人——有付出，同时也有收益。对巴菲特而言，“合伙人”这个字眼有某种强烈的暗示，隐含了一系列没有说出口来的责任和忠
诚，也正像他曾经对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投资者所感觉到的一样。
现代的投资组合管理者都二维地来看待股票，它们在屏幕上闪烁，随着按钮的摁下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巴菲特和芒格需要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谈到仅仅经营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芒格回忆道：“我对沃伦说，我们可不想像智者拉塞尔一样成为一个精明、吝啬的攒钱鬼。”我们不愿意在①朋友和家人的记忆中只留下一张空空的白纸 。可是，证交会的律师依旧疑心重重。这件事在他们看来仿佛蓝筹公司曾经支撑韦斯科公司的股票——或者叫“操纵”它——从而达到在更高价位卖出的目的。但是由于蓝筹公司并没有做出卖它的举动，律师们就变得迷惑不解了。于是，他们又来试探巴菲特：提问者：从商业角度来讲，等到价格落下来时以便宜价位买进股票难道不更好些吗！
巴菲特：单一交易中可能是这样的，但我认为如果你看到蓝筹公司的整体格局，看到韦斯科公司的人们觉得股东确实得到了公平的待遇……我想蓝筹公司的整体商业信誉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好过。
提问者：你对蓝筹公司的股东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巴菲特：我自己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股票，因此这对我本身也会有影响，我可不是在完完全全花费别人的资金。
提问者：如果在兼并告吹之后你立即入市，同时股价下跌，你觉得这样看起来显得不太好，对吧？
巴菲特：我觉得也许会有人对此相当愤慨的。
提问者：这理由让我觉得很费解。尽管你认为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会感到不安或愤怒……我的意思是你为何对此在意，蓝筹公司为何对此在意，而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又为何对此在意呢？
巴菲特：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对我们的感觉是相当重要的。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拥有控制权，因此它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实际上它关系重大。路易斯。文森蒂并不一定真的非要为我们工作，他只是喜欢和我们共事而已，而我也愿意与他合作，这就算一种良好的关系。你知道，如果他觉得我们是卑鄙小人或其他什么，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这并不仅仅是建立在他拿多少薪水的基础上的。
假如一个政府机构总是指责J。P。摩根或Sr。，太过于注意自己的声誉，这倒显得很不合理。“你为什么对此这么在意？”对于摩根的同时代人而言，这个问题似乎令人难以想象。但这个时代里，有某些东西已经被众人遗失了。
的确，巴菲特和证交会的谈话让人觉得像一场跨世纪的对白，这个机构以及它所习惯于打交道的律师们都把公司的事务定义为一系列的交易活动，每个交易都是独立的，今天的合伙人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巴菲特以建立关系的方式来做生意，显得更为长远。他对自己的规则十分执著，好像自己对自我定位有某种奇怪的偏爱一样。而可笑的是，这却为别人的怀疑提供了根源。
巴菲特有漏洞的事实更加剧了证交会的疑虑。他们已经找到了共谋者，现在只差罪证没找到了。自然而然地，他们想从巴菲特和芒格之间貌似神秘的联盟关系中找到这种罪证。
提问者：在蓝筹公司里是由谁来做投资决策的？
① 芒格在1976 年将他的合伙人企业做了清算，在1962—1975 年期间，以复利计算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0％。
芒格：通常是由巴菲特先生来做的，他一般事先和我商量一下，然后他在行动之前还会征得我的同意。
提问者：那么在巴菲特先生第一次购买下订单以后，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想继续买进韦斯科公司的股票呢？
芒格：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俩来说再自然不过了，因此我们通常没有必要告诉对方或一起讨论未来的打算都是些什么。
提问者：那你问他了吗？
芒格：我没有必要这么做。我知道他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
提问者：你自己是否觉得巴菲特先生是你的知己？
这句不经意说出口的话顿时显得提问者不太坦率。证交会曾经从贝蒂。彼得斯那里打听到类似的语句。于是他们又来试探巴菲特。
提问者：你觉得他可以成为知己吗？
巴菲特：这可取决于你谈的是哪个方面的问题。你也知道，我们在许多投资项目上意见分歧是很大的。而大多数决策中，我们能够保持一致。
提问者：自从你变得有几分投资哲学家气质以后，你确信自己在大多数投资问题上同样征求他的意见吗？
巴菲特：不，不再是……我的意思是有点这势头。
提问者：好的，因此你们讨论一些有关投资学、哲学以及你所投资的项目等问题？
巴菲特：确实如此。
提问者：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你基本上知道他在买进或卖出些什么，而他也知道你的做多做空状况吧？
巴菲特：他知道我对什么东西有买卖的兴趣，我也知道他的兴趣所在。
至于他在某个特定时刻实际做了些什么，我并不十分清楚。
巴菲特一步步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他曾经多次非正式地拜访证交会，而且似乎有意要协助他的审问者，他很有耐心地对证交会的一位叫劳伦斯。塞德曼的律师解释蓝筹公司这个拼图游戏。在他们吃午饭的时候，巴菲特还对塞德曼谈起他在华盛顿的年青时代，他零碎地穿插进一些巴氏的哲学观点，很快塞德曼就不知不觉陷入了巴菲特编织的蛛网之中，和贝蒂。彼得斯当年的情形一样，塞德曼回忆说：
许多次，我和他围坐在桌子旁画圈，他说：“你这儿错了，它不属于这个公司，‘或者’那个属于那边……”。我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他没有什么敌意，是一个可以相处的出色人物——即使我们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
对于现代的决策者来说，要是在没有律师陪伴的情况下走进证交会，并且和一个无足轻重的调查者谈起自己的案子——事实上这是给调查者提供信息——这一定是一件不可能发生乃至荒谬可笑的事情。即便他有这种念头，决策者的律师们都会提出抗议，并且无疑会限制他的这种举动。当代的精神总是处于犹豫之中，自发的行为早已让位于谨慎地墨守陈规，产生英雄的时代已经被一种对专门研究的崇尚所取代。我们再也没有伟人了，只有一些服服贴贴的小蚂蚁。
巴菲特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做个英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当人们还愿意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活动的时候，他觉察到这些现代的辅助部队——不仅
仅是律师，还有政府公关人员，顾问以及无数其他的顾问——不光在发挥协助的作用，还在进行控制。这些都是他很厌恶的事情，不论成败与否，巴菲特都不会容忍其他任何人来为他安排日程。
除了他十足的个人魅力以外，人们对他的开诚布公也有很好的反应，同时也因为他从不争辩而放松了对他的戒备，巴菲特并没有直接反驳塞德曼而是扔还他一块烂泥。
“拉里，”巴菲特终于说道，“你以你的方法来看，你是对的；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技术性的犯规行为。但如果你用我们的方法来看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但我们并不是故意想去做错什么事情。如今，我们该如何解决它呢？”
这个案子在1975年里一直拖着。证交会又把渔网洒向另一个领域进行捕捞——原始资本基金，这是巴菲特和芒格控制的另一组基金。到现在为止，巴菲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混乱局面搞得“奄奄一息”了。如果恶梦一旦结束，他告诉证交会说，他渴望能简化他的事务：
我们希望拥有和现在一样，但少些混乱的企业。我确实不喜欢乱七八糟的局面。我们做的时候它显得很简单，而现在却远远不是那么简单了。
到12月份，巴菲特的律师R。里克绍沙恳求了结此案。他辩解说巴菲特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不值得做这样细致的调查。他把巴菲特3年以来毫无瑕疵的准备个人税申报表的记录与林肯的圆木屋相提并论。
自从他14岁开始为送报纸挣的钱交税以来，就一直缴纳联邦收入所得税。30年积累起来可以有数百万美元了，并且他的平均误差还不超过200美元。
1976年时——调查已经进行了两年——证交会终于作出了处理。证交会正式指控蓝筹公司对韦斯科公司的购买不仅仅是一种投资，而正如它曾披露的一样，同时还为了阻止兼并（这也的确是事实）。它还宣称在3周时间内蓝筹公司曾人为地抬高韦斯科公司的市场价值。蓝筹公司同意以后不再有类似的举动，没有对罪行的确认或否定，而只是此类事情的一种惯常处理。对于证交会认为在蓝筹公司交易中受到伤害的韦斯科公司股东，它将支付115000美元。
证交会没有采取敌对巴菲特的行动。但几周以后，它又派他去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