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直隶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河间、大城、南皮、任丘、涿县等地以及今天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集中出太监的地方。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便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宫中做了太监。特别当一个地方出了几个当太监的发了财，忽然间又置田产又盖房，这种现象不能不对那些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产生极大的诱惑力，他们彼此介绍、援引，终于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了这条断子绝孙的悲惨道路上来，甚至一些已经结婚生子的青年也自愿净身做了太监。
据《大清光绪会典》记载：清宫太监的招募工作通常由总管内务府下的会计司负责。会计司下设两个“牙行”，具体负责太监的招募和“净身”手术的实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有关清宫生活的一本回忆录。在这本书中，有晚清宫中的老太监回忆说：光绪年间，在北京有专门干这种“净身”营生的，著名的如北长街会计司胡同“毕五”和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总管内务府的七品官，他们每年按季给宫中选送四十名、全年共一百六十名新太监，净身一类的手续就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
准备当太监的孩子在做“净身”手术前，先要由净身师和孩子的家长或代理人订立文书，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手术出了麻烦，净身师跟着吃官司。生死文书签完后，孩子就被送上了手术台。
关于净身阉割的方法及实施手术的过程，一些资料、包括晚清宫廷太监的回忆录都有过记载，可惜都过于简略。民间传说中对此事说得灵龙活现，但其可信度却是极低的。我们不忍把这种人世间最凄惨，沾满血腥气的场面现于笔端，故在此略去不记。
这种所谓的“净身”手术，实际上与农村的劁猪骟马没什么两样。那些开牙行的人，就是一群毫无人性的“屠夫”，他们把成百上千的孩子当做猪马一样来任意阉割，也正是这些被残害的孩子的血和泪，凝聚成他们源源不绝的财富。可以说，进了牙行，就如同进了“鬼门关”，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变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的样子，除了少数人将来能够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外，绝大多数人都将在痛苦和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一生。
牙行由于有一套专供净身用的设备，再加上专业的“净身师”积有丰富的手术及护理的经验，因此成功率是相当高的。但同时他们要收取一大笔费用，加起来大约需要近百两银子。这样一大笔钱，穷人家一般是拿不出的，于是还得立下“借据”，等孩子进宫做了太监，牙行再从他们当太监应领的“月份”银里扣回，这笔债弄不好十年都还不清。正是由于手术费高得吓人，许多穷人家付不起手术费，就铤而走险，由家长自己动手给孩子阉割。但是，在清初私自阉割则是违法的。按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所定律例，凡私自阉割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均予处斩，后来又补充规定连该管官员也一并治罪。一直到了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直隶安肃县民人王二格由于家贫，把自己十一岁的儿子王成私自净身，事发后父子均被捕收监，后经乾隆皇帝弘历亲自审讯，了解到确因家贫实情，于是下令释放王二格父子，把王成安排到热河行宫当差，并传旨取消了严禁私自阉割这一条刑律。
尽管私自阉割不再违法了，但这仍然是十分危险的事。请想一想，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消毒药、止血药之类的药品，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炕头上，把他要命的器官从身上生割下去，那该多么危险、多么疼痛啊！晚清太监马德清老先生回忆这难忘的酷刑时，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我九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把我疼坏了，也吓坏了，疼得我不知昏过多少次。……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这样整治我，我也没有淘气，惹犯老人家啊！这件事，自己总不愿想，想起来，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狠心的父亲，就这样亲手摧残了自己的孩子，不久，由于良心的自责，他也失踪了，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像这样的人间悲剧，在这种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下，又何止一桩两桩？
“净身”的经历，对每个太监来说，都是一个惨痛而且挥之不去的噩梦，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第三部分
第45节 虫蚁一般之人
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
太监们入宫后，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他们在入宫时，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安家费。入宫后，每月还可以按品级得到相应的“月薪”，按季领取一份“口粮”。根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四品宫殿监督领侍、正侍，即敬事房大总管和总管太监，他们每月能得到银八两，米八斛（清制，一斛为五斗）。而刚刚入宫的小太监，每月也能得银二两，米一斛半。如果单从月薪这一点来比较的话，可以说清宫太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算很低了。拿一个月薪银三两的普通一等太监来比较，他折合年薪为三十六两，要比当时朝廷的九品文官的俸禄每年三十三两还要多一些。至于皇帝身边内殿、奏事处的太监，他们的年薪已达四十八两，竟然超过了七品知县。
除了按月领取月薪银米外，太监们每年还能得到名目繁多、数量不等的赏赐银两及各种物品，如果把太监一年中所得到赏赐粗略统计的话，有时甚至能远远超过他们的月薪和年薪。比如，遇到皇帝登基、亲政、大婚、万寿以及皇太后、皇后千秋寿辰、皇子公主诞生等喜庆日子，宫中都要大大庆贺一番，宫内上下包括妈妈女子及太监等，都能得到一份赏赐。但赏赐的多少，要由当时国家的经济形势的好坏以及皇帝和各宫主子的情绪好坏来决定。如果太监把自己的主子侍候得非常满意，那他随时都有可能得好处，包括升官（太监中的官）和发财。不过，宫中太监的升补有严格规定，普通太监要想升补首领太监一般得有在宫里服役三十年的资历，破格提拔的机会并不是人人可求的，除非像安得海、李连英那样有在慈禧太后身边又深受宠信的特别机会。因此，在宫里遇到的好处绝大多数是皇帝及后妃各宫主子的赏赐。赏赐的东西也不尽相同，小到几块点心、一个荷包，大到价值千八百两银子的皮袍或漂亮的住宅等等，全在皇帝或主子们的一点头、一摆手之间了。
从一无所有的乡下穷孩子，到现在的衣食锦贵，这生活简直是天上地下之分了。但是，在清朝皇室看来，太监不过是一群奴才，之所以给他们较高的生活待遇，是为了换取他们对皇室绝对忠诚、绝对听话的服务，因此对太监的管理必须严格，不容出现半点差错。在这个问题上，清朝的几个皇帝都有过明确的指示。康熙皇帝玄烨说，太监算什么，太监不过是“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把太监当成了虫子蚂蚁；乾隆皇帝也说，太监是“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就是说太监这样卑贱的人，能够让他们进入宫中服务，还授给官职品级，已经是恩惠得很过分了。这些话，作为圣训，已经把太监是卑贱的奴才这个定位，列入了皇室的祖宗家法之中，子孙后代都要严格地遵循执行，这正是有清一朝太监管理最严格、宫廷秩序最稳定的重要原因吧。
第三部分
第46节 数不尽的清规戒律
鉴于明朝太监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清朝皇室从一开始就不能容忍太监有一丝一毫地干预朝政的行为。开国之初，顺治皇帝福临在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就颁布了一道上谕，对太监做出了六条严厉的规定：
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
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
三、不许招引外人；
四、不许交接外官；
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
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两年后，顺治皇帝福临又命工部铸成一块高一百三十四厘米、宽七十厘米、厚六点五厘米的铁牌矗立在宫内交泰殿门前，上面镌刻着他的另一道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其全文如下：
“皇帝敕曰：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诵德。以至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接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
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这道敕谕后来也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有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康熙元年被斩首的太监吴良辅，就是第一个被祭刀的太监。吴良辅是顺治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他的其他事迹档案及文献资料中均鲜有记载，但是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时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外官贿结太监案，当事人涉及许多重要的官员包括一位被革职的大学士陈之U，另一个主要当事人就是太监吴良辅。如果按顺治皇帝钦定的法律以及审实的案情，上述人员均应处以极刑。可是，顺治皇帝却以“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甚多”为理由，免除了犯罪官员的死罪，只把他们分别革职罢官、抄家流放了事；而对此案的罪魁祸首之一的太监吴良辅，更是百般庇护，留在宫中。直到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正月，顺治皇帝在临死前五天，并且自知已患绝症的情况下，依然抱病送吴良辅到悯忠寺落发出家，希冀能保全吴良辅的性命。但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天，朝廷就正式公布了据说已被纂改的遗诏。随后，就把那个已经成为皇帝“替身”的佛门弟子吴良辅绑赴刑场斩首示众，理由就是“变易祖宗制度，把持朝政”。
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清宫内又发生奏事处太监高云从泄露职官任免档案的案件，为此乾隆皇帝异常震怒，凡牵涉此案的大学士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严厉申斥，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ぁ⑽馓呈艿搅烁镏按Ψ帧Ｋ婧笥植槌龈咴拼咏唤油夤佟⒅鐾型夤侔才牌淝灼莅福当即将案犯粤海关监督李文照、参将王普等革职并解京严审，同时，两案并发，其主犯奏事处太监高云从立即被处斩。
可以说，由于清朝统治者严格遵循了严禁太监干政的制度，因此在其二百多年执政历史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太监干预朝政的现象。但是，史学界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传统看法，认为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她大权独揽，实行独裁统治，并且重用包括太监在内的亲信，诸如十分有名的太监安得海、李连英等人，打击异己，这就使宫廷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太监不许干政的祖宗家法也由此而废弛。这种传统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政治制度废弛，太监也确有结党营私之辈，公然敲诈勒索、贪污纳贿的现象比比皆是，慈禧太后对此也是一眼睁、一眼闭，听之任之。但是说到李连英、安得海之辈干预朝政，则多为传闻之言，并无实据。关于李连英的情况，在《总管太监李连英的宠辱一生》中将做详细的介绍，而关于太监安得海，则是在同治八年（１８６９）的时候，由于“捏称钦差织办龙衣”的罪名，并违反了“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的祖宗家法，在山东泰安地方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并奉旨就地正法的。由于安得海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慈禧太后身边的宠监，因此这个案子在民间也留下了许多绘声绘色的传说。不过安得海被杀时才二十六岁，是宫中的六品蓝翎太监，并不是传说中的权威赫赫的敬事房大总管。从清宫档案中可以看到，在一段时间里，安得海确实以他的年轻伶俐，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但由此就得出他能够干预朝政的结论，就显得过于牵强了。
倒是光绪朝发生的两桩案例，是比较典型涉及朝政的案例。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储秀宫慈禧太后身边年仅二十岁的小太监寇连材因甲午战败，国势日危而上书慈禧太后，死谏国事，随即就被以“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斩首示众。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曾为寇连材立传，称赞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归到维新志士的行列之中。其实，寇连材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入宫做太监，分配到奏事处做小太监，二十一年九月调到储秀宫慈禧太后身边当差，四个月后上书被杀，无论从时间还是从职掌上都不可能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帝党、维新派之间的斗争有什么瓜葛，从寇连材上书的内容上也能看出，这纯属个人的行为。但是，寇连材确实是清宫太监中忧国爱民的第一人，他冒死上书的行为也给暗淡无光的晚清历史添抹了一笔亮色。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及珍妃分别被幽禁，他们身边的太监也都因为这场政治斗争受到株连，据清宫档案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敬事房就奉到慈禧太后的懿旨：
内殿太监杨瑞珍、杨昌恩，内殿司房太监张得明及珍妃下太监戴恩如，此四名干预国政，搅乱大内，往来串通是非，情节较重，实属胆大妄为，著交内务府大臣即日板责处死。
这就是奴才的命运，在复杂激烈、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做主子的失败了，那么做奴才的当然不能幸免，而且许多时候是首当其冲的给主子当替死鬼。
当然，因干预朝政而遭到惩罚的毕竟是少数，太监们一般都深知这里的厉害，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