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China and the Chinese In American
Literature；1850—1950；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Illinois；1952；p。493。1952年，John Burt Forster以此论文获得伊利诺依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遗憾的是此论文没有公开出版。
〔9〕详见并引文出自Pearl S。Buck：A Cultural
Biography；By Peter
Con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31～132。
〔10〕House of Earth；By Pearl S。Buck；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n。d。；Foreword。
〔11〕参见The
House Without a Key；By Earl Derr Biggers；New York：Bantam；1974；p。60。
〔12〕参见The
Chinese Parrot；By Earl Derr Biggers；New York：Bantam；1975；p。171。
〔13〕America
Views China：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Edited by Jonathan
Goldstein；Jerry Israel；and Hilary Conroy；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1；p。132。
〔14〕转引自冯崇义：《罗素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页。
〔15〕Master of Villainy；p。72。
〔16〕蔡元培曾说：“西洋各国，在文化上与中国最有关系的是法国。”（《在华法学务协会招待法国公使傅乐猷等宴会上的演说辞》。高平叙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9页。详尽论述可参见陈三井：《近代中法关系史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
〔17〕William c。Kirby在《德国与共和中国》一书中指出：“从1928到1938年间，蒋介石政府与德国的关系要比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关系都更加紧密。德国军事顾问团在重组蒋介石的军队时，顾问团的主要人物便成为蒋私人的政治和经济顾问。整个三十年代，通过一系列易货贸易协定，德国为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国际信用担保，中国的原材料用来交换德国的军火、铁路物资，德国协助建设的纺织业构成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与此同时，德国企业界还实施为中国培养急需的管理人才的计划，从德国归国的留学生，进入中国企业，掌握了中国工业与军事现代化的职能部门。最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国民党不同领域的领导人，都将德国法西斯主义当作一个潜在的、但有所保留的学习榜样，而蒋介石在中国建设‘新生活’的努力，也吸取了普鲁士军事伦理的精神。”见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By Williams C。Kirb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3～4。
〔18〕（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张静尔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0页。
〔19〕〔23〕〔24〕参见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By
Christopher Jesperse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
〔20〕《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第49页。
〔21〕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1620—1960；By
Jonathan d。Spence；New York：Penguin Books；1980；p。291。
〔22〕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恰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代。1949年之后，西方许多传教士在思考，基督教进入中国三百多年，并没有赢得中国人的心灵，马克思主义在三十多年间就彻底改变了中国。Adshead曾就此问题进行过比较分析，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并不输在数量上，而输在“智”量上，并不输在“主义”上，而输在组织上……参见S。A。M
Adshead：China in world History，Third Edition；ST。Martin's Press；Inc。；pp。376～378。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读《以自由看待发展》
？ 林贤治
托马斯·卡莱尔将经济学称为“令人沮丧的科学”，这里移用过来，借以表述经济学著作史的一般状况，应当是合适的。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那里，虽然只说资本财富，但也说道德情操；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却蜕变成实证经济学，技术经济学，致力于数理分析，多种著作充斥着数字、公式、图表，力图摆脱价值判断。经典作家大抵是独立写作者，他们向社会敞开自己的经济思想和改造世界的计划；后来的经济学家则努力为政府写作，不少著作是策论式的。因此，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出版（1999年9月初版）特别令人振奋。这是一个具有明确为弱势者写作意向的作家。他的著作，充满着一种道义感，种种技术分析为激情所支配，闪耀着科学的圣光。
森于1933年生于印度，几十年去国离乡，至今仍然保持印度国籍。1953年，他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获博士学位，曾执教于剑桥大学、德里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等；1987年在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和哲学教授，次年返回英国，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94年，他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教学，森还在许多学校和国际机构做过学术研究，1989年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担任《人类发展报告》的顾问工作。在研究中，他把经济学同哲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研究范围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到贫困、饥饿、收入分配等大量经济现象，视野十分开阔，但目光始终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最具威胁性的问题。他的研究不但是革命性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高度评价说的：“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然而，作为一种学术倾向，面向现实和穷人，未必能够获得周围的学术小圈子的赞同。至少，他的导师罗宾逊夫人便极力反对他，要求他抛弃这些远离抽象理论的“道德垃圾”。在学术道路的选择方面，他表现得相当偏执。他自述说，他之所以从自然科学转向经济学，是因为深受泰戈尔的“印度理念”的影响，再就是，他的家乡孟加拉在他九岁时发生的大饥荒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深切地知道，他和他的导师乃分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阿马蒂亚”，这个名字的本意，就是“另一个世界”。
自由：发展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把发展当作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关键是，发展意味着什么？朝什么方向发展？那些被看作促进发展的因素，会不会倒过来对发展本身造成损害？分歧恰恰出在这里。与众不同的是，森认为，发展并不是终极目标，自由才是发展的目标，发展只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已。
就这样，在发展问题上，森安放了一个楔子一般的坚硬而锐利的视角：自由。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把他所持的自由的发展观同狭隘的发展观作了对比。所谓狭隘的发展观，是把发展定位于纯经济目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社会产品的丰富、个人收入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管理的现代化等等。森指出，所有这些目标都属于工具性范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而人的最高价值标准只能是自由。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发展必须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森特别重视贫困，认为极度贫困会导致经济不自由，会使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时成为一个弱小的牺牲品。同时，经济不自由可以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或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不自由一样。专事贫困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本来就极少，突出的如缪尔达尔，他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法则分析美国黑人和南亚的贫困现象，说是“歧视繁殖了歧视”，着眼点仍是收入不平等。像森这样把贫困直接纳入自由的范畴进行综合考量的，在经济学说史上恐怕没有先例。
森既然认为发展只是为了促进自由，就有理由要求集中注意这一主导性目的，而非别的手段和工具。在这里，自由是固有的、实质性的，它构成发展的建构性部分而变得无可替代。书中回溯了废奴前美国南部奴隶的生存状况，说那里的奴隶比自由农业工人拥有相对较高的货币收入，而寿命期望值也不特别低，几乎等同于法国和荷兰那样的发达国家，而且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自由的城市工业工人，但黑奴还是逃跑。当奴隶制废除后，庄园主曾试图召回昔日的奴隶，给他们给付更高的工资，让他们继续按奴隶的方式——奴役劳动和人身依附相结合——工作，但始终未能取得成功。为什么？因为个人自由至高无上。作为一种发展观，森强调的是面向主体的观点，即是：只有当生命个体成为自由、独立的主体，所谓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每一个个人，都应当有效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应沦为被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
森主张把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引入经济学分析，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由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拥有，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控制、歧视、奴役和压迫都不能被接受。自由的存在根本无须给出理由，它本身就是价值，无须借助别的事物来体现它的价值。只有在自由这一基本价值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经济福利方面的改善才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福利的增加。
自由在书中分为实质性自由和工具性自由。实质性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阅读计算、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森借以表述实质自由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个人自由从事各种不同活动的可行性，实际上是自由选择的能力。森曾经使用过的“权利”、“机会”等概念，都可以包括在这“能力”里面。以贫困为例，在森看来，贫困不仅限于贫困人口的低收入，从本质上说，它意味着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缺乏和丧失。因此，种种解困脱贫的办法，重要的还不是收入的补充，而是让贫困人口获得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即获得自由。由此出发，森强调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并且指出，一个失去能力的人是无法承担责任，也不能认为是有责任的。关于工具性自由，森列举了五种不同的形式：首先是政治自由，也可以说是民主，主要表现为言论自由和普选；其次是经济条件，表现为参与贸易和生产的机会；三、社会机会，重要的是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社会安排；四、透明性担保；五、防护性保障措施。对于政治自由，森阐释说：“政治自由，就广义（包括通常所称的公民权利）而言，指的是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而且按什么原则来执政的机会，也包括监督并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等的可能性。这些自由包括人们在民主政体下所拥有的最广义的政治权益（entitlement），甚至包括诸如政治对话，保持异见和批评当局的机会，以及投票权和参与挑选立法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权利。”同时，他又指出：“政治自由和自由权只具有可允性（permissive）的优越性，其实效性取决于政治自由和自由权是如何行使的。”因此，尽管民主无可争议地被看作是社会机会的一个主要来源，却仍然需要具备使之良好运作的方式和手段。其中，他特别强调广泛的参与，此外，还提及反对派的重要作用。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贯重视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独立运作，对此，森提醒说：“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常常致使人们反对和否定市场机制，事实上，这些问题并非由市场本身而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森指出，这些问题包括：对运用市场交易准备不足，毫无约束的信息藏匿和缺乏法规管理，使强势者能够利用非对称的优势牟利。因此，他多次论及公共政策和公共行动的重要性，说：“为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市场机制的深远力量必须通过创造基本的社会机会来补充。”他提出，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警惕“既得利益小集团”的高调宣传，蕴含在排除竞争的努力中进行的“寻租活动”。至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他认为别无选择，只能借助公共讨论和参与式政治决策的自由来解决，即通过民主政制来解决。民主与自由，森是通过“能力”的获取，即将机会向弱势者倾斜的思维途径达致的，这样，平等已然植入自由之中。在涉及社会机会问题时，他有一个意见，就是：应当把人类发展的资金用于对提高生活质量更起作用的领域，而不应把公共资源用于其他社会利益远不清楚的目标上。他举例说：“现在一个又一个穷国用于军费上的大量支出常常比基本教育或医疗保健费高出几倍。财政保守主义是军备扩散主义的噩梦，而不是学校教师或医院护士的噩梦。学校教师或医院护士比军队的将军更感到财政保守主义的威胁，表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总是是非颠倒。”森总是不忘把自由同每一个人的有价值的生活联系起来。
在书中，五种不同形式的自由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结合以扩展一般性人类自由的。森认为，惟有凭借自由这个综合视角，才能合理地评估各种制度、机构，以及有关发展的状况。
关于饥荒
在俄罗斯文化史上，曾经有过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划分，这在当时颇有点惟“出身论”的味道。其实，在现时代也不妨沿用这个说法，结合社会地位和思想倾向，知识分子可分为贵族化和平民化两类。倘如此，森明显地是属于平民化知识分子的。仅是论贫困和饥荒的专著他就有四种。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除不少篇幅论及穷人和妇女外，还有专章特别讨论到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