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来到陕北，并非处处都是危机，有时也有人间趣事。毛泽东越来越爱开洛甫和小刘英的玩笑了。自从刘英与“中央队”一起工作以来，她与洛甫几乎形影不离。这难以逃过毛的眼睛。洛甫是党的总书记，他和毛大部分时间在一起。
刘英和洛甫一起到达瓦窑堡后，就决定结婚。“从渡金沙江以来，我们关系越来越密切，”刘英回忆说，“但到了陕北之后，我们才生活在一起。”
他们本来决定不举行婚礼。“我们太穷了。”刘英说。由于毛对他们的婚事感到非常高兴，并要他们举行一个招待会，这样才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但未设盛宴。
从江西直到延安时期，洛南一直在毛的左右。后来，他们明显地逐渐疏远了，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洛甫担任了——段时间的外交部长。刘英和毛的夫人贺子珍关系很好，一九二七年，她们—起去了莫斯科。洛甫任外交部长时，刘英也在外交部。
洛甫和刘英的爱情（洛甫三十五岁，刘英二十七岁）是长征中仅有的几起恋爱之一，双方感情始终如一。
陕北也有悲剧。红军刚刚到达吴起镇，赫赫有名的突击团——一军二师四团的指挥员杨成武和王开湘就患起伤寒，王比杨更严重。仅仅几天之后，杨成武就得悉王已不在人世了。原来王开湘在持续高烧（温度高达摄氏4o度）、神志昏迷的情况下，从枕下抓起手枪，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王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支手枪和一块金表。整个长征途中，他每晚都擦手枪，直擦到闪闪发亮才罢手。
几乎与此同时，在长征中一直被抬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病情突然恶化，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人们以为他活不成了。杨尚昆一直陪着他，
后来成为军队卫生部门负责人的王彬医生为受伤的王稼祥治疗，王的腹伤严重的时候，腰部曾插入一条引流的橡皮管。人们这时才发现，王稼祥濒于死亡的原因是腐烂的管子造成伤口感染。管子拔掉了，伤口进行了处理，他的烧也退了，生命得救了。
后来，王稼祥很快被送往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花了半年时间才使他的伤口愈合，并使他基本上康复。他们曾设法使他的体重增到一百三十二磅，但未成功。后来他在苏联接替要回国的康生，担任了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毛虽然找到了家，但斗争并未完结，同敌人的斗争，红军队伍内部那种随意发动、有饽常理的斗争都不会完结。但是，就在这片沟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风怒号，红沙飞扬的黄土高原上，毛和共产党将深深地扎下根来。他们在陕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年，而是住许多年。毛在吴起镇只停留了三天，随后即前往瓦窑堡。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六年初；然后去保安，在那里直住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这十年是革命的酝酿时期（这是革命孕育成熟的十年）。
毛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务。现在，他只有自己的一方面军残部和争吵不休的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但是，他预料队伍将迅速扩大。不久，由贺龙和肖克率领的二方面军，由难驾驭的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以及编入四方面军的毛自己的那些部队，还有朱德和刘伯承等指挥员都将前来会合。毛对此深信不疑。
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他诗兴油然而生。他把一张木凳拉到松木桌旁，让警卫员点上煤油灯，这盏灯从红军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之日起一直陪伴着他，他从锡制文具盒里取出砚台，研好墨，用驼毫小楷笔蘸了一下墨汁，开始在一张宣纸上写起来，诗句一气呵成：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结束了。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永远也搞不清楚。长征开始时，有八万六千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六千 人，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征途中。红军不断招募新兵、充实力量。那些“损失”的人也并非全都牺牲了，有不少人脱队逃跑了。
计算数字并没有多大意思。这是用热血和勇气谱写的史诗，是胜利和失败的史诗，是沮丧和憧憬的史诗。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
中国革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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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生死与共
假如说在红军的队伍里也有一对生死朋友，那么，这对朋友无疑就是二十六岁的六军团司令员、身材修长的肖克和三十六岁的二军团司令员、相貌英俊的贺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靠近黔、川、湘、鄂交界“四角”处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
六军团和二军团在这里正式合并组成了后来的第二方面军。也正是在这里，肖克和贺龙开始了他们之间密切而持久的合作。
任弼时政委在向部队宣读红军最高司令部的贺电时，场面热烈感人。在这深山荒野之中，肖克和贺龙根本无从知道，给他们拍贺电的红军司令部已经在长征的路上走了十天了。
肖克和贺龙的会合，丝毫没有象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面一样引起那种病态的猜忌。肖克在五十年之后回忆道：“我们和贺龙会师的时候都特别高兴。我们需要他，他也同样需要我们。”
一九八二年，肖克赋诗纪念那次会师。一九八四年，肖克向一位来访的客人背诵了这首待，当时他正在研究一张铺在地板上的长征路线图，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 ”
八千健儿挥戈东向，沅澧涌狂飙燎原，…………
抚今追昔怀梵净山。
贺龙和肖克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见过面。现在，他们要生死与共了。在长征前，他们分别和蹇姓姐妹二人（姐姐蹇先任、妹妹蹇先佛）结婚、而且不久每人都有了一个孩子，贺龙的是个女孩，肖克的是男孩。
贺龙在南腰界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根据地。现在、他们必须依靠三样东西：他们的腿、嘴和枪。余秋里那时二十岁，是军校分队的负责人，已有了五年军龄，参军前是个赤贫农民。他解释道，贺龙的意思是说，他们必须继续前进，用宣传来争取群众，用枪杆来阻止敌人。——余秋里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当肖克和贺龙一九三四年秋在四省交界的地方会师时，贺龙只有一小块没有明确界限的根据地，六十英里长，三十英里宽，有十万人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根本不足以养活一支军队。这是贺龙从前常到的地方，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贺龙和肖克都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贺龙一八九六年生于靠近“四角”之地的桑植县洪家关村一个贫农家里，排行者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大姐贺英练过武，领导着一支游击队，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父亲是个裁缝。家里人把希望寄托在贺龙身上，希望他能振兴家业。
贺龙十岁的时候，曾跋涉近三百英里，买了一百匹马，在回家的路上又把这些马卖掉，而居然没有被盗。他念过小学，种过一年地，还开过客店，这一切使他联想到穷人的生活。在一位名叫陈图南的教师——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影响下，贺龙也报名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贺清楚地记得，“我不仅仅是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了手印。”
一九一六年旧历二月十六日，贺龙发起了他的第一次革命行动。他带领一伙农民，手持菜刀，袭击并捣毁了盐税局，缴获了一些枪支，逮住了税务官，并砍了他的脑袋。
贺龙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
贺龙曾对他的同事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上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
他从来不讲究礼节。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一九二五年，北京的军阀封他为警备司令，还给了他一套漂亮的军装——镶着金边，缀着金扣，肩章上镶着用金子和钻石做的军衔，还佩有漂亮的黄色绶带。他穿着这套军装照了像，后来给他的革命同志们看照片，并开玩笑说：“瞧我的鬼军装！”（“文化大革命”中，这被说成是暴露了他的“军阀思想”。）
蒋介石一直试图把贺龙争取过去。他派贺龙的一位旧友试图劝说贺龙回到国民党里来。贺龙把那人臭骂一顿，并枪毙了他。（ 这在“文化革命”中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里通国民党。 ）与此同时，蒋要把贺龙家的人斩尽杀绝。国民党杀了贺家一百个人，其中包括他的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合——贺龙是个老革命，肖克比他年轻十岁，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类型。贺龙豪放爽朗，留着小胡子。他说，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海伦·斯诺把贺龙称为洛钦瓦。（英国作家司各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农民英雄——译者注）
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
贺龙手拿菜刀、揭竿造反的时候，肖克还是一个八岁的小学生。肖克领导六军团还显得太年轻，但是他办事准确，原则性强，胸有成竹。他说自己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实际上，他的父亲是个破落乡绅家里的秀才。肖克于一九零八年八月出生于湖南的五岭地区，他勤奋好学，是个优秀的诗人。他身材细瘦，脸上长满雀斑，小时候一场病使他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他于一九二七年进入黄埔军校。他告诉海伦·斯诺，他的一个兄长“因和士匪有来往”而被处决了。
这两个人互相补充——贺龙性格开朗，走在街上总要吸引很多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肖克为人则比较内向，有点好为人师。但是他象所有勤奋而认真的人一样，总要寻根究底地调查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善于计划，行动坚决。贺龙和肖克都认为他们的政委任弼时在政治上非常英明。肖克五十年之后还说，二方面军之所以成为一支精悍的部队，应归功于任弼时。
“他是个出色的将领，”肖克在谈到他的朋友、十五年前在“文化革命”中蒙冤惨死的贺龙时，声音沉重而满怀激情地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我敬爱的老上级。”
在贺龙和肖克会师的三个星期以前，一位不寻常的观察员——一个外国人——出于偶然的机会也参加了长征，他将（非出于自愿）伴随红军达十八个月之久，后来发表了他的印象记。
肖克解释道：“有一天，我们来到贵州省会东边的旧州，打败了一股地方部队，接着占领了黄平县老城。”在这里，肖克的部下在一所天主教堂里发现了一张三十六英寸见方的大幅中国地图 地图是法文的，而他们谁也不懂法文。肖克说，幸亏教堂里有一位“神父”会讲一点中文。这个人名叫鲁道夫·博萨哈特，瑞士人，是中国内地的—位新教徒传教土。肖克早已把他的名字忘掉了。
博萨哈特被带到肖克的司令部。晚饭后，两人坐在一张方桌前，把地图打开，肖克一一指出各个地点。在一支小蜡烛的微弱光线下，博萨哈特把这些地点的名字读出来，然后两人一起想出中文的译名。他们在地图前工作了一个通宵。这一天对肖克来说是难忘的，当他在军事学院谈及这件事时，脸上还露出一分喜色。
肖克说：“我们现在有了一张贵州地图，真让人高兴！”
博萨哈特和另一个传教士阿诺利斯·海曼跟肖克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一起参加了长征。海曼待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四百一十三天，博萨哈特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复活节，共五百六十天，与他们一起被俘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不过，妇女和孩子们很快就被释放了。博萨哈特的印象记是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唯一印象记。
对博萨哈特来说，六军团和二军团会师的那天是个欢庆的日子。乐队在他和海曼的囚房外面奏乐，他享受了被俘以来第一个休息日。他和海曼都在洗衣服。他发现自己成了他们说的“中国千百万虱子的美餐”。
他和海曼从一个过路的农民那里买了两磅蜂蜜，大吃了一顿。
博萨哈特开始对长征有了一点了解。他和海曼一前一后排成单行走，他们的前面是一位掌旗兵，扛着一面红旗，旗上有一颗 黑色的星，星的中央是白色的锤子和锤刀。掌旗兵用一幅油画的 帆布做了一个防水套子。画上是耶稣躺在马槽里，周围站着牧羊 人和他们的羊群，伯利恒之星在空中闪烁。博萨哈特追述说：“跟着红旗走，最初觉得很别扭。但是一旦红旗被卷起来，我就感到自慰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前面的星是明亮的晨星。”
有时，俘虏们被绑起来。博萨哈特和海曼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起，或者一个卫兵走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绳子，像牵狗一样牵着他们走。俘虏们被带来审问，假如他们被当成探子，就要挨一顿打。然后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几岁的年青人处死。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处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每个尸体上都别着一张纸，上面写明死者的罪状。
肖克满怀热情地怀念博萨哈持。他觉得欠了这位传教士一笔人情债，因为博萨哈特曾帮助他识别地图。五十年之后，肖克派人查寻博萨哈特，发现他还健在，住在英格兰，已经八十八岁了。用一九八四年十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