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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是由林彪签署的。
当然，电报的这份抄件搞错了。完成任务的日期是五月二十九日，而不是五月二十五日。
五月二十九日！杨成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就是明天！他们第—天走了二十五英里。他们还要走差不多七十英里，而且一路上还要打仗。平时用两天时间完成这个任务都很困难，更何况一天呢！
但是，正象杨成武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命令就是命令。”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象往常那样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教育了，也没有时间做任何准备。队伍急速前进。战士们沿着狭窄的道路爬上滑下，政委们边走边同战士们说上几句话。他们必须赶在二十九日早上六点之前到达泸定桥。
队伍开始爬猛虎冈时，大雾越来越浓。山顶上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营。红军战士借着大雾的掩护，悄悄摸到敌军阵地。一阵手榴弹和短兵相接之后，国民党守军溃退了。红军紧迫不舍，下午二时到达摩西面村。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奎武。这时已是下午六点，还剩下三十五英里。敌人无影无综。红军继续前进。道路在雾气和蒙蒙细雨中变得很滑，战士们砍下竹子当拐棍。夜幕降临了，红军在黑暗中行军。
大渡河的这段河面很窄。对岸是国民党军队的增援部队，他们和红军一样，也正朝泸定桥扑去。双方有时都能互相望得见。红军没有时间停下来吃饭，战士们空着肚子行军，饿了就嚼口冷饭团子。夜越来越深了。晚上十一点，在一个叫作楚梅的地方，杨成武看见对岸有火光。那是国民党的一个营，点着火把在赶路。怎么办？ 杨政委大胆决定利用刚缴获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联络信号。他让号兵吹号，告诉对岸，他们也是国民党部队，刚消灭了一股赤匪。那边的国民党部队回答了他们。杨成武命令部队也点上松竹做成的火把。就这样，两支队伍隔河并行了十来英里。“我们把他们给骗了。”杨成武笑着说。过了一阵，国民党军停下宿营了。四团仍继续赶路。
杨成武当时不知道。一军团一师的同志们正在他后面不远的地方沿右岸而上。右岸的路很好，是条主要的车马通道。五月中旬，道路两旁景色宜人：梨花虽已凋谢，有的果树依旧开着花，葡萄园一片新绿。房屋很坚实，石头地基，泥笆墙，红瓦顶，很有点欧洲巴斯克地区风味。
行进在右岸的一师的战士一路也打了几仗，虽然因大雨耽搁了一会儿，但进展还是很快。大渡河在这里形成一个V字形，窄的地方河面只有一百码，声音可以轻易传到对岸。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左岸四团走过的小路，并不象战士们传说的那么高，有些地方只比河面高出二三百英尺。
雨住云散，繁星闪烁。夜深人静，战士们沉重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间或踩落一块石头发出“咕隆隆”的滚动声，都清晰可闻。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的从路旁摔了下去。还有的战士干脆解下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互相连在一起，这样，即使倒下去，也会被拉着走。
这一夜，四团彻底轻装，只带了枪支和弹药。所有的背包、食物和不必要的东西部被丢在路边。战士们手里拿着枪，一路小跑。
破晓时分，他们来到桑田坝，离沪定桥只有两英里了。他们终于及时赶到了。但是怎样才能夺取沪定桥呢？
天亮了，周围景色秀丽。五月底的四川，到处是粉红色的有甜味的樱桃，把整个山谷装点得绚丽多彩。这时正值批把和樱桃的收获季节，西红柿也熟了。夹竹桃花鲜红似火，马铃薯花雪白一片，蜜蜂成群地飞来飞去，山坡上粉色的杜鹃正在怒放。但是，杨成武从阵地里看出去却是另一种景象：桥那边是肮脏的泸定小镇，白色的桥楼和轻轻摇晃的桥身。桥这边国民党兵力很少，对岸却驻守着几百人——假如曾同他们一起点着火把隔河并行的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对岸的兵力就更多了。
四团占领了桥这边仅有的几所房子和一个天主教小教堂，官兵们在这里进行了战前动员。敌人间或从对岸打过来一、两发迫击炮弹，弹片和碎砖乱石四处乱飞。
廖大珠的二连被选为突击队，三连跟进负责铺桥板。杨成武从望远镜里看到，桥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拿掉了。
杨成武认为战士们吃饱饭才好打仗，他命令连队炊事员做一餐好饭。战士们整装待命。攻击将于下午四时开始。杨成武把重机枪布置在桥后面的制高点，掩护部队行动。步枪用来加强火力。他们没有迫击炮和大炮。
廖大珠连长率领又十一个战士组成了突击队。每人带一支冲锋枪或手枪、一把大刀和十几个手榴弹。他们必须在滔滔河水上方顺着没有桥板的摇摇晃晃的粗大铁索匍匐前进。四团的号兵一齐吹响了冲锋号。机关枪开火了。二十二个战士开始冒着危险向前爬行。正在这时，只见对岸火光冲天，原来敌人把桥楼点着了。
这是个好天气。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但是很热。战士们浑身淌着汗水，伏在铁索上一节一节地向桥那边爬去，谁也不去看下面翻滚着的激流。一节又一节，一尺又一尺，艰难地向前移动着。杨政委焦急继望着。三连的战士拿着新木板跟在突击队员后面，一边往前爬，一边把木板往桥上铺。前面，国民党士兵把煤油浇在没有撤去的木板上，燃起熊熊大火。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突击队员，他们继续向前。到了桥的那一端，他们爬上敌人来不及抽走的桥板，在浓烟和烈火中发起了强攻。他们一边跑，一边端着冲锋枪猛射。当被烟熏黑、衣服也着了火的红军战士冲上对岸时，国民党守军逃跑了。
在这场拼死的攻击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这次勇敢的行动保证了毛的艰难的长征将以胜利、而不是以失败告终。
肃清残敌工作迅速展开。两小时之内，泸定镇和泸定桥已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了。
国民党军丢弃了又一个坚固的阵地。国民党指挥官李全山有两个营的兵力（ 其中一个就是和四团隔河齐头并进的那支队伍 ）。但是他只用了一个营守卫桥头，而把另一个营部署在河岸上，结果一点也没用上。
“那天晚上真紧张，”杨成武回忆说。他时刻提防着敌人的反攻。他派了一个巡逻队顺着左岸向下游安顺场方向警戒，巡逻队很快带回来一个一师的伤员。他们立刻意识到在安顺场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离他们很近了。果然，半夜时分，刘伯承和聂荣臻就已赶到，杨成武把他们带到桥边。刘伯承默默地站了—会儿，然后看着河面仁轻轻摇动的铁索桥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作了多么大的栖牲啊！”
他们走过桥去，看到桥头竖着一块建桥人卢氏留下来的石碑，上面刻着：
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一九三五年，红军来到安顺场时，安顺场有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是清未的秀才，叫宋大顺。石达开在的时候，他还是个青年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访问了他。李富春问，石达开为什么失败了？
老人回答：因为贻误了时机。石达开被大渡河挡住了去路，过不了河，也不能向左转，因为彝人毁了松林河上的桥，而清兵的追击又使他不得南下。
李富春又问，红军和太平军哪个强？老人说，都好，但红军更胜一筹。
人们传说，太平军是由所谓“神兵”组成的，也就是说，他们刀枪不入。然而，在大渡河，他们却一败涂地。后来人们把红军说成是天兵天将。据戴正启医生回忆，他参加了整个长征，不过他那时不是医生，只是个十七岁的卫生员，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听到人们把红军叫作天兵天将。在那以前，他从未听说过这种称呼。
几年前，有人问一个曾在泸定桥打过仗的原国民党军官，为什么红军在夺取泸定桥的时候伤亡那样少 ？他说，因为国民党的枪支太陈旧，子弹都潮湿发霉了，大部分打不到河对岸。
毛泽东到底把多少人带过了泸定桥和大渡河？ 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过于都河时，他有八万六千人。过大渡河时估计不过二万人左右。
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们受到了奖赏。他们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杨成武将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得到了这些奖品。”
这是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比金质奖章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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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毛张会师
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于六月十五日晚抵达懋功，在那里耽搁了几天。六月十六日晚。毛在懋功河边的天主教堂里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就住在教堂对面的一所漂亮房子里。周恩来、朱德、博古和洛甫住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毛几乎总是与他的同志们分开住的。
通往懋功的高山隘口几乎终年积雪，一九八四年五月下旬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样，残雪点缀着绿色的草原，爬上高达一万一千英尺，山坡的杜鹃花也披着银装。
毛及其同件策马沿狭窄的懋功河谷走着。气候温和的山谷里，丁香色的杜鹃花己从墨绿色的叶子中探出头来。山坡上长满了一片片的紫罗兰——或者是在外行眼里看上去象紫罗兰一样的花朵。山谷不很宽，没有多少土地可以耕作，房子也很少。尽管下着雨，但比起翻越夹金山来要轻松愉快得多。
与毛同行的指挥员只有几个。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现象。他已派三军团的彭德怀和一军团的林彪率领大部分人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也许他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这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
毛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两河口镇，可能在一座相当壮观的喇嘛寺的底层住了下来（这座寺院的底层现已被拆除，用来堆放木材）。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仍在下雨。毛一直在等待，直到有消息说，张国焘就要到了。于是毛和他的一行便前往离镇约三里多路的一个叫作抚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墙上刷着口号，街上贴着标语，红旗上用白字写上了欢迎口号。村与村之间装上了电话，这样，两支军队可以保持联系。还在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以便举行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支主要的共产党军队及其领导人第一次会师。五年来，张一直率领第四方面军在作战，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毛自一九二七年以来，除博古和李德让他靠边站的一段时期外，也同样地一直在战斗。
大雨倾盆而下。毛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五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踏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了。毛及其一行走出暗褐色的帐蓬，迎上前去。一会儿，马队便来到了跟前。张身材魁梧，面色与毛久经风霜的脸色比较起来显得白净，他翻身下马，和走上前去的毛拥抱。
红军欢呼起来。数千群众欢呼起来。两人登上讲台，制服上滴着雨水。毛致欢迎词。张作答词。接着两人肩并肩一起走进城里，在喇嘛寺里举行了宴会。当时在场的目击者李群，一九八四年时已六十四岁，依然十分壮实，整齐的外衣下面露出一点衬衣。他是亲眼看到他们两人一道行走和这一切的，他兴奋极了。当时他才十五岁，是第四方面军的一名红小鬼，他认出了张国焘。有入喊道：“那是毛泽东！”，他曾多次见过张国焘，认为张说话温和，对部下战士和气。
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但是骨子里——而且就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
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
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但是第一方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大概不超过二万人，尽管张国焘不可能作精确的计算，因为毛巴把其部队分散到好些地点。张也夸大了自己的实力，就象长征开始时第一方面军夸大自己的实力一样。但是不难看出，第四方面军比第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张有七万至八万战斗部队，可能还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他与毛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
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 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义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有位红军战士由于见到四方面军的马长得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道：“别羡慕那些马！”那天晚上对四方面军确是赞声不绝。后来在参加长征的人员中产生了—种感觉，认为张是个野心勃勃可能不讲原则的人，是故意在焙耀自己的成就，对毛的部队流露出傲慢之意。也许是毛的人过于敏感。但是使他们感到恼怒的是，毛及其司令部人员站在雨里等候，而张骑着马像旋风一般地驰来，下马之前差一点溅了他们一身泥。四方面军还把张叫作“主席”他们听来也很刺耳。“主席”这一头衔是他们专留给毛泽东的。四方面军的军帽也比一方面军的大，于是四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大脑袋”，一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小脑袋”。
宴会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张国焘认为欢乐只是表面现象。毛三句不离吃辣子，他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异义，他坚持说，江西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强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