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友老人说：当时沈阳红十字会医院（现202医院）收治不少国民党伤兵，就把它当成国民党医院了，6师17团一个指导员庄严，带人搬走一些药品，有的战士把一些设备也砸了。後来召集沈阳各界名流开会，有人说八路军抢砸医院。师政委李少元火了，要枪毙庄严。庄严才19岁。後来没怆毙，不知怎麽处理了，17团党委受到集体记过处分，团长和政委各记大过一次。
2纵政委吴法宪也受到记过处分。
不光是要承担领导责任，还因为2纵进到沈阳附近时，他不让架设电台收发报，怕总部变更命令不让进沈阳，捞不到油水。
在“林罗刘”签署的一份《沈阳解放後关于火炮调整的命令》中，有这样一段：
调出炮数，一纵山炮五门，二纵山炮十八门（包括九四山二），一四野四门，化迫三门，美十榴五门，十五迫六门，共三十五门，三纵三八野一门，一四十榴三门，美十榴三门共七门，五纵化迫五门，十三迫六门，共十一门，六纵山炮三门，三八野炮八门，共十一门，七纵山炮六门，十二迫六门，共十三门，八纵美十榴五门，十纵美十榴七门，十三纵美十榴四门。⑶。
2纵调出火炮，占总数的36％还多。
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受的处分也最多。
要物不要人，并非自沈阳始，也不止一个2纵。
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关於秋季战役（辽沈战役当时被称为“秋季战役”）中城市纪律情况报告》中，说：
“秋季攻热开始时在义县、兴城、昌黎等战斗中城市纪律是很好的，群众反映称为‘仁义之师’，一天半至两天就大致恢复秩序，部队有错拿电话局一把钳子，也查明送还，部队出城，连队都进行检查，做到缴获统一分配。但这都是小城市，参战部队不超过两个纵队，故易维持纪律。”
“锦州收复后，物资特多，参战者有五个纵队，地方党政工作接收的准备也很不够，尤其当时敌廖兵团南来，锦州可能再失，且敌机轰炸较烈，觉得如其便宜敌人还不如便宜自己，故决定让各部队争取迅速将物资搬出，且首先补充自已，当时三四天内，各部队搬出了大量物资。这是一个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况，却必然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有的搬多，有的搬少，有苦药不均现象，有的部队吃大米白面，有的连高粱也吃不上。也发生争夺物资闹不团结，其中七纵为各部所不满，如不照顾他部，到他部防区搬东西，占领之仓庠不肯上交，给他部之俘虏将青壮者挑出一些，战斗将结束时对旧城内尚有敌万余，他们拒绝别部参战，自己独吞，怕别人染指。……另一偏向，则是因物资多，大家争搬大仓库，而对收容俘虏，打扫战场反不注意，故锦战结束後三四天内，市内散俘伤俘尚到处乱走，无人收容。”
“长春敌投降前夜，有的部队其军官已失去统制力量，士兵自动走散，加之我军缺乏受降经验，和有些干部的洋财思想，致在新七军投降後，有的受降部队只要武器不管俘虏、有受降一两个团而俘虏不过三四百人。”
“战场上的零星物资的统一分配可以做到，但所规定的整批物资及仓库只能看守不得搬运，则不能完全做到，因为大家有’遵守纪律就必然吃亏’的思想，觉得别人拿了，我不拿不合算，统一分配没有自己分的多，或认为‘大家分了，也不是本人贪污’，这种思想就是抓一把的基础，而这主要是干部的思想问题，故锦战中有的部队得了米面被服很多，别的部队则发生了羡慕思想，於是沈阳战役中也就抓一把。”
“一般争执事件很多，领导干部间拍电报，写信，当面控诉，往返答辨，影响到下面则有因互争而开枪打死打伤人者。”
“这些争执，每个战役都有，而且几乎是包括了所有的参战部队。”⑷。
同年5月10日，东北野战军後勤部副政委陈沂，在後勤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这次打四平，抢了医院，连老百姓的两三个西药店都抢了，这就叫本位主义害死了，为了自本位搞点西药，竟不顾党的影响，这简直是强盗，而不是人民解放军。”
“去年某纵打进四平，光是仓库里的雨衣，皮衣，棉衣就是好几万套，他们派人看守，不要别的部队去拿，结果第三天被炸的光光的，这些人是只许让飞机炸不许别人拿，这是甚麽话？本位主义从红军时代就反对起，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严重，今天我不详细举例子了，我们部队中的本位主义照东北人的口语来说：‘老鼻子啦。’”
辽沈战役後，“林罗刘谭”狠抓了这个问题。
被抓了典型的吴法宪，也护了狠：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四野给天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进入北平就更好了。
衡宝战役後，有些部队老毛病又犯了。
很想写几位当年黑土地上的纵队政委，老人们却都对他们的司令员津津乐道。
谈的较多的，是後来成了“五虎上将”之一的吴法宪。
对于当年就有“吴胖子”之称的吴法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没架子，挺随和，联系群众。说他挺爱开玩笑，有时见了下级也敬个礼，“没大小”，和人挺处得来。
有的老人说他当年瞅著也挺正派，没甚麽壤心眼，後来怎麽就变成那样子了呢？人可真不好看。
有的老人说当年批判黄克诚时，吴法宪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扮演这种角色的也不光他一个，不过他垮台了，成“死拘”了，就怎麽批判都行了。
有异议的是关于他的能力。
有人说他当年就是个“草包政委”，没甚麽主见，魄力，就是个“坐车的”，说他一听说甚麽事情没弄好，就“娘卖＊的，娘卖＊的，咋搞的，咋搞的。”
有人说比起那种出类拔萃的，他不行，可讲话办事也是很有一套的，不白给。他若是个“草包”，“饭桶”，怎麽能当上纵队政委？共产党没人了怎麽的？
生活是一本书，生活中的人也是一本书，一本用各自密码编写的很难破译的书。
但是，“坏人＝草包十饭桶十笨蛋十白痴”，确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公式。好像他们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的无能。而且，坏人在娘胎里就不是好东西，好人生下来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但是，生活中确实有些干得很精彩，很出色的人，并没有被历史留下来，或是在某段历史时期中被埋没著，一些本来很平庸的人反倒少不了。历史有时需要这种角色。他们是被历史推到那儿去的，并不一定是积极主动创造、争取的。他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也是历史的悲哀。比之那些因出类拔苯而多灾多难的人，他们活得实在是够轻松的，他们中有的人若不是在某个时刻投了一下机，本来会继续轻松地活下去，甚至青云直上。
一位“罗荣桓传记写作组”的老人说，他们去监狱找吴法宪了解罗荣桓情况时，吴法宪站起来立正报告，张口就叫“首长”。这回可是正儿巴经，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却愈发使人忍俊不禁，又不能不强制忍往。
（一些人在台上时曾是何等“风度”，一旦失势怎麽就“幽默”如此呢？）。
这位在黑土地曾被吴法宪开玩笑敬过礼的老人说，吴法宪“态度最好”，问甚麽讲甚麽，写的材料最多，水份也最多。比较之下，李作鹏正好相反。
当年黑土地上的名将黄永胜，18年徒刑服了三分二就病死了。
和吴法宪一样被判17年徒刑，早已监外就医的李作鹏，依然是个“烧锅”，爱喝酒。他每天的工作是写回忆录。他有得写的。
笔老采访时已经释放的邱会作，和吴法宪、李作鹏一样，每月200元生活费。夫人参军前是个护士，後在延安医大毕业。“九·一三”後也被关了几年。现在，她办个执照，开个体诊所。据说生意还挺好——“邱会作”三个字无形中所起的广告作用，大概是不能低估的。
吴法宪经常上街买菜。人们都认识他，有的叫他“吴大爷”，有的叫他“老吴头””老胖头”，叫甚麽他都答应，依然挺随和。看见他挎著篮子来了，就让他先买，说照顾老年人，有的还说“老红军可以不排队。”
会打仗却打了败仗的杜聿明等人，在监狱中学会了做工，种田。
从人类进化的意义讲，这是一种从猿到人的进步。他们终于成人了。
从堂堂“空军司令”到“吴大爷”，“老吴头”，“老胖头”，吴法宪也成人了。
当他和售货员或小贩数点角币和钢崩儿（不知他会不会讨价还价，也不知“九·一三”前是否认识人民币——林彪是不认识的）时，当他提著装著亲手挑的蔬菜的菜篮子回家（开头，他会横过马路，会识别红绿灯吗？）时，他会想些甚麽？是弹雨中冲杀，风雪中行军，打了胜仗和部下开个玩笑的岁月？还是蒙着黑色窗帘的“红旗”，戒备森严的豪华庭院，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後拥的笑脸？他是为权力的失落而懊丧？还是为人性的复归而庆幸？
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第35章 葫芦岛不是“。”
黑土地上最後一面“青天白日”旗，是从葫芦岛的码头上消逝的。
南广北锐，中腰狭窄，只有6里长的小岛，凝固在万顷碧波之中，像只葫芦，又像个“！”。
最後归宿的那个台湾岛，则像个“、”，或者“，”。
从秦皇岛到葫芦岛
——再续战犯录之一
10月20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调任沈阳“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10月27日，就在东进兵团徒劳无功的终于攻占塔山这一天，廖耀湘兵团电讯联络中断。杜聿明立即命令停止东进，退守原来阵地。11月2日，沈阳失守。于是，杜聿明的使命，就由东进变成西退。
廖耀湘兵团被歼，沈阳易帜，锦西和葫芦岛的国军成了惊弓之鸟，唯恐共军顷刻间赶来，再把他们席卷一空。有的说应从陆上跑，有的说应从海上走，有的说还是海上走安全，但若船来晚了，掩护部队无法走掉。有的说有重要机器设备，奉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快撤退，有的说有档案文件必须先走。边区司令部门口拥挤著一重又一重人，争吵不休。连侯镜如都急了，催杜聿明当机立断，快些从陆路走。
面色黄瘦，一副病容的杜聿明不动声色。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共军搜索攻击”，给後方部队的命令是“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了葫芦岛码头，才发出上船命令。
11月8日午夜，最後一支部队54军8师经锦西机场去码头登船时，杜聿明很安闲地站在跑道旁，向8师副师长施有仁招手道：不要慌，沉著点。
卫立煌逃跑时，连“剿总”楼上的国防部战地督察组长都忘了打声招呼。儒将杜聿明，在这里把人心徨徨的10万大军的撤退，组织调理得有条不紊。
只是，林彪锦西撤退建立功名，杜聿明功名何在？
从昆仑关到山海关，他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他在黑土地上撤退了最後一名国军士兵。当年他揭幕，如今他谢幕，有始有终，倒是一个全过程。
离开黑土地两天後，杜聿明飞赴淮海战场，两个月後，他在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被俘，从此走出军界。
对于黑土地，对于杜聿明，战争结束了。
一切都完结了吗？
11月4日，“林罗刘”在给“军委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日前由沈阳至打虎山，由打虎山至锦州，由沈阳至营口之栈，到处是渍兵，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已令各部收容补充。
王继武老人说，打下锦州後奔辽西，路上到处都是迎头走来的国民党官兵和家属，羊群似的，乱哄哄的。也不知是打散的，还是拿到了还乡证。过锦州西大桥时，桥上都满了，我们是硬挤过去的。
这些从“西大桥”上过去的，那些从营口跑到葫芦岛，又从葫芦岛和东进兵团一起跑掉的，有多少人回到了家，或是去了台湾？回到家，去了台湾，他们和他们留在大陆上的亲人，苦难从此就了结了吗？
很多来华“观光”、“投资”的日本人，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当年的“故居”。当他们在那里流连时，其感情、感想大概是难以和盘托出的，却也不无可以理解之处。而对于世世代代繁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却只能对故土望洋兴叹，那又是一种怎样的冷酷，残忍？当他们中终于有人在有生之年如愿以偿後，他们会不会想到要去当年的战场上看看？他们中，可有在塔山和黑山等地幸存的“敢死队员”？
蒋介石死前留言：日後反攻大陆，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於孙中山陵前，这和那些胸前衣服上写著“想家”大字的去台老兵，心境是一样的吗？
1988年1月18日，台湾《民众日报》刊登去台老兵杨荣华的一篇文章：
我是个孤儿，是个没有亲属，没有党籍，没有教派，没有启蒙同窗，没有孤儿院玩伴的老孤儿，……14岁那年，在山坡放牛，被国军44军连人带牛抓进军中，牛被宰杀烹食，我被迫成为军夫，当炮灰，和鬼子打仗，跟共军拚命（“抓”也好，“被迫”也好，“和鬼子打仗”与“跟共军拚命”，是两码事情——笔者），直到金门古宁头之仗，奋战有功，放牛郎也能当官，升上排长，获得想要的光荣。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下，我视军营为家，埋头苦干，潜心求知，考上炮校，并能毕业，满以为运途顺畅，前这光明，未料47年（1958年——笔者）元月，突然莫名其妙被扣上“庸劣”帽子而被“撤职”，成为杀鸡做猴的祭品。迄今含冤30年，也曾多次申诉，却找不到半个包青天，怎不令我哀伤失望！尤其跟劫机“异”士，越南难民，驾机偷来台湾领取黄金的那些人相比，会使我吐血、发狂，再想想目前孤寂凄凉饥寒苦境，连半分钟都不想再活下去，真是先来的不如後来的，后来的不如偷来的啊！⑸。
正是台湾民间“返乡拳”·唱得兴致时，笔者在某地见到两位上访老人。一位是参加长春围困战的，一位是在长春起义的。在一间最下等的，被褥、床单和枕中油渍抹黑的房间里住了几天，接待部门通知招待所，撵他们走。两位长春城下的对手，又都在朝鲜吃过美国子弹的老人，联合起来去找“首长”，这才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