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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预言已经开始神奇般地显灵。
张国焘宣布取消“临时中央”，给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创造了政治基础。徐向前一扫沉闷的情绪，开始活跃起来，他在率先头部队北上之前，亲自给部队作动员，他以朴实的语言，朴实的道理，朴实的感情讲道：
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7月1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即从炉霍赶往甘孜，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人相会。
会师的气氛是热烈的，比懋功会师还要热烈。
但这热烈的背后，那些行伍出身的将军们，不得不立刻变成政治家，各种意图的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
贺龙与朱德在1927年南昌城分别后，就一直未见面，他便与任弼时、王震一起先来到朱德下榻处拜访。贺龙送给朱德一匹壮实的小马。这是二、六军团从云南带来的云南良种马，这种马身架不大，但精悍，能负重，性格温顺，特别能走山路，很适合山地行军。朱德深情地望着贺龙，又看看这匹马，眼眶湿润了。张国焘为了防止朱德和刘伯承“跑”了，便把他们两人的马给杀了，他便从那时起一直跟着部队走路。他多么希望有一匹马啊，贺龙就好像知道这一切，专门送来一匹马，这怎能不令朱德感动呢！此后，朱德就是骑着这匹马走完长征，到达陕北的。
朱德热情地请贺龙坐下，在一番叙旧之后，朱德便向贺龙、任弼时介绍了中央与张国焘产生分歧直至分裂的全过程，把真相告诉他们，并希望二方面军的同志多做工作，促张国焘北上。他说：“去年的分裂，给红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现在主要是要团结，团结一道，北上会师。”
任弼时、贺龙、王震都赞同朱德的意见，并表示要竭尽全力弥合分裂，力促张国焘北上。
之后，任弼时、贺龙又去拜见张国焘。
张国焘设宴款待了他们。席间，张国焘说：“我们和二、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现在两军会合，更增大了我们的力量。只要我们密切团结，就能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
任弼时一听这话不对头，便打断张国焘的话，说道：“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开始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我们所有红军都应在这个目标下团结。”
“两军会合，过去缺乏了解，我们是不是召开一次党的联席会议，统一对党内一些问题的认识。”张国焘把话锋一转说。
“我们刚到，情况不了解，召开党的联席会议恐怕条件不成熟，如果出现争论怎么办？不但不能统一认识，还会出现相反的效果。”任弼时马上否定了张国焘的提议。
张国焘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提议当即被任弼时拒绝。看来，让他们跟自己走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便退让一步，说道：“这样也好。两军就先开个干部联席会吧。”
任弼时向贺龙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联合起来开个会，我们不反对，但只能讲团结，不能把一、四方面军过去的分歧再拿来讲。”
“好啊，我们只讲现在两军会合要团结的话。我觉得，二、四方面军不仅要团结，而且还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张国焘这话是一语双关。看得出，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意图，当领袖的梦还没有破灭。
这天夜里，本来很疲劳的任弼时却无法入睡。因为他了解到张国焘怀有政治阴谋，他以中革军委的名义拉二、六军团北上，就是这阴谋的一部分。
7月2日，两个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讨论两军会合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
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作了开场白之后，任弼时接着发言，他着重介绍了二、六军团的一些情况，尤其讲到了这次北进会师途中所遇到的困难。最后，他说：“国焘同志，你借用中央的名义调我们是不对的。你把我们调来干什么？你要吞并我们！还是想……”
没等任弼时把话讲完，张国焘便打断他的话，辩解说：“因为你们有困难，后面敌人跟着，和我们靠近一点，就能保持力量。”
“我现在不是说北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你不应该盗用中央的名义，就以你总政委的名义又何妨？”任弼时针锋相对。
张国焘哑口无言。
第四章 长征尾声：余波难平林彪要求到陕南闯天下
树欲静风不止
自中国共产党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以后，张国焘也取消了他那个“临时中央”，红军的北上抗日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过去政治上的一切分歧与对立，都已失去继续存在的必要。
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人，都是在人与人的比较中生活的。
历史，也因此留下许多值得人们回味的东西。
当红军胜利开进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其实，红军能开进吴起镇，作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林彪却似乎被毛泽东忘记了。
毛泽东能诗善词，在他的诗词中褒奖了许多人。仅就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怀、黄公略三位著名的战将，有二位曾出现在他的诗篇中，彭德怀自不必说，对于黄公略，毛泽东在他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之誉。
然而，对于自诩为“常胜将军”的林彪，毛泽东却未给他写下只字片语。
林彪对此十分不满，每当入夜，他躺在床上总要拿出记载着他指挥打胜仗的小本本，那本本上都记满了，从井冈山一直记到现在。究竟打了多少胜仗，他自己也算不过来了，反正是辉煌的。心想，我林彪的战功赫赫，谁能与我比？难道你毛泽东就看不见吗？由此想来，林彪自夺下腊子口以来因胜利而高昂的情绪，便低沉下来。
当林彪从吴起镇继续往东行的时候，他的心情更显得低沉起来，一路映入林彪眼帘的是一派荒凉，寒风暴虐中的窑洞，似是古猿人的穴居之处；那无垠的黄色尘土，把天和地搅得浑然一体。林彪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凄凉的景色，也许是他看惯了南国的山清水秀，当历史把他裹挟到这陕北高原时，他简直想不通红军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地方作为落脚之地。
这样，一些新的想法在林彪心里产生了。
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广泛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为之一动，他紧紧抓住这一发表意见的机会，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部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林彪一到关键时候，为什么不是当面陈述而总是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呢？井冈山时期，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长征中到了四渡赤水那一段时间，他在会理又写信给军委，要求撤换毛泽东，现在，他还是以写信的方式，提出到陕南打游击。这恐怕有他的考虑，也许写信比较从容而慎重，可以有时间反复琢磨话怎么说，语气怎么表达，意图怎么更隐蔽一点，而当面陈述就达不到这种效果，一来当面谈话，别人可以察言观色，窥视你心中的秘密；二来当面谈话不免有漏嘴的时候，万一漏嘴，就不好办了；三来当面谈话往往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及主张全部表达出来。也许，与林彪阴沉的性格亦不无关系。
但无论怎么说，林彪这次还是写信了。
林彪提出这一要求，不仅仅是因为这里艰苦而要到陕南去生活得好一些，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
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当他面临一种新的环境，便会为延续自己的历史或者为摆脱自己的历史而产生新的想法。林彪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意在摆脱自己的历史而独自去闯天下。他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现在，他要决定自己是做虎还是做狐狸，不能既做虎又做狐狸，否则太不洒脱了。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顺从的狐狸。他想，经过10多年的奋斗，现在的军事谋略、政治资本已足够独自闯天下了。这一次，他渴望着能够为自己争得天马行空的机会，成为一只称霸山林的百兽之王。
为此，林彪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为之一惊，张国焘南下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林彪又提出了一个南下的主张。这无疑在毛泽东心里投下了一个阴影。但毛泽东很快冷静下来，他想，张国焘是有阴谋的人，而林彪还只不过是一位刚刚脱掉稚气的青年人而已，形势好了就兴奋，形势不好了就悲观。
于是，毛泽东便随口说道：“林彪又摇晃起来了。”
毛泽东以为林彪又是在那里悲观了，所以只是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并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
实际上，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员，仅从战略眼光来看待南下陕南的问题，林彪也不会不发现当时的战略态势。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
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这也看出毛泽东仍然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对待林彪，而没有想到林彪有什么政治意图。
不见毛泽东的回音，林彪又开始犯疑了，他觉得毛泽东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给你写信，却不讲情面地批一通，给你拍电报，你连个回音都没有。林彪越想越窝火，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看出了他的心思，劝说道：“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林彪与聂荣臻共事已经六年了，也是经历了六年的争论。林彪总感觉到聂荣臻居高临下，说话不入耳。但他也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林彪同志”，聂荣臻见林彪的脸色不好，于是放慢语调，和颜悦色地说，“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都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也未再作争辩。林彪对一些批评和劝告，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就曾这样讲道：“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那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倔犟。
不过，林彪要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由于毛泽东采取不理的态度，他也无法实现了。
但林彪心中的不满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深入到腹地的富庶地区，一方面宣传抗日救亡纲领，一方面解决目前部队给养困难的问题。3月下旬开始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红军以左中右三路军向山西腹部进军，红一军团作为右路军，直插汾河。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高原来的红军战士看傻眼了。山西的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藏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工作发展迅速，补充了5000名新战士。仅这一点，就抹去了林彪心中那不满的情绪。
不料，没过几天，林彪那阴转晴的心情又突然风起云涌。毛泽东给林彪来电，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
“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聂荣臻看完电报，没说什么，只是向部队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同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介绍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情况，请求免拨。林彪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样，脸色稍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