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这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见，主要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张国焘为什么对苏维埃运动那么仇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搞了个西北联邦政府。眼下，苏维埃与西北联邦政府，谁对谁错，谁存谁亡，直接关系到张国焘的政治生命。所以，他利用苏维埃运动的一些挫折，来极力抹杀苏维埃运动，维护他的政治生命。
“国焘同志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博古不满张国焘的说法，当即反驳，“其实，苏维埃运动的各项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又经过中共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绝不能说它错了。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只是部分地区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这种看法，是十足的悲观论调。”
“政治路线问题”，凯丰也沉不住气了，“已经在遵义会议作过结论，当时我的思想不通，经过半年的时间，我认为那次会议所作的结论是对的，现在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听着博古、凯丰的话，觉得是那么的没有力量，因而毛泽东又一次来了个紧急插言：“中央的政治路线对错与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即使有问题，也只能留待以后有条件，大家坐下来再研讨。”毛泽东的话一下收住了可能引起党内分裂的争论。
张国焘听得毛泽东此言，嘴像是被封住了似的，无话可说。他只好转移话题，从别处开刀。
“依我之见，中央还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样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张国焘开始了他的另一个步骤。
“增加政治局委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不可能随便处理。”张闻天插话。
张国焘当即借题反驳道：“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包括你张闻天在内，就不是六次大会选出来的。而是以后的各种会议增补的。这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值得小题大做……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决定，这样的事过去是常有的。”
张闻天无话可说，他感到张国焘一切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上个月部队屯驻芦花的时候，张国焘找他谈起遵义会议时，认为那次政治局会议不合法，理由不是党的代表大会。这主要是对毛泽东进常委不满。而现在，张国焘又说不通过中央全会可以增补，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解决，典型的实用主义。
毛泽东一听张国焘的话，也理解他的心情，无非就是争取在中央多找几个他的代言人。不然，在中央的会议上，他总是处于少数。这样下去，对于党内团结是不利的。何况在向毛儿盖进军的途中，张国焘已经向中央提出进政治局的四方面军干部的名单，还来回商量过好几次。于是，毛泽东说道：“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这个我没有意见，但不宜过多。是否增加陈昌浩和周纯全两同志就行了。因为中央还包括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组织。中央委员，可考虑增加一些四方面军的同志。”毛泽东只同意了张国焘建议的一半，因为在会前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名干部可以进政治局。
张国焘为什么要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名干部进政治局？这是有他的考虑的。目前，在此的政治局委员中，一方面军就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等人，而四方面军只有他张国焘一人，为了能在政治局与一方面军平分秋色，他就提出了四方面军的六七人可以进政治局的名单，如果被通过，在政治局他就可以占优势了，他提出的各种方案就可以很容易获得通过，就可以按他的意志办事。但现在毛泽东又一次阻碍了他的计划，怎么办？张国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提出要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他还就自己的这一建议作了说明：“我提议的高级干部会议，其职权可从长计议，它的作用，有时可类似于中央扩大会议，有时则只向中央提供意见。现在中央事实上与全国各地组织隔离了，实际上只是指导一、四方面军，因而由一、四方面军的干部组成高级干部会议，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
张国焘讲到这里，发现毛泽东脸色有些变化，便继续补充道：“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绝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接着，张国焘又讲到他这一建议能否被接纳的利害：“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以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
张国焘这番话无疑有着要挟之意，如果中央不表示赞同，那团结是没有希望了。在一般人看来，张国焘的这一建议并无不妥之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计谋，打着在党内实行民主的旗号，想借高级干部会议来取代中共中央行使职权，从而按照他的意志办事。更何况当时战事那么频繁，不像我们今天开会那么随便，说开就开，说开到哪一级就可以开到哪一级，那时不行啊。如果经常集中高级干部开会，红军就只好等着让蒋介石吃掉。
“现在是军事行动，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毛泽东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的这一建议。
张国焘白了毛泽东一眼，没有再继续讲下去。
“国焘同志，你的意见发表完了没有？”当会场陷入一片寂静的那一刻，张闻天下意识地问张国焘。
“暂且就说这些，以后有机会再谈。谬误之处，请诸位批判。”张国焘的语气淡淡的，他今天实施的左右开刀的战略，至此归于失败。
“我再讲几句。”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随即吐出一股烟雾，“其实张闻天同志的这个决议草案在开会前同昌浩、傅钟几位同志商量过，他们是同意的。国焘同志对苏维埃运动的看法，与我们略有分歧，如果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我看，今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将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卷起苏维埃旗帜的做法，我们似乎还没有失败到这个地步，大可不必。至于对遵义政治局会议的评价，我看，我们也不要勉强国焘同志接受，留待以后党的会议来做结论吧。”
毛泽东看了看张国焘，提高嗓门：“国焘兄说得好，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今天我们算是又一次相识喽。”说完，嘿嘿笑起来。
张国焘也勉强苦笑了一下。
最后，张闻天宣布：“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草案，今天以多数赞成通过了，同志们所提意见，由常委修改后，再转发下去。”接着，张闻天宣布散会。
张国焘在警卫的护卫下，步出沙窝山口。此时，东方已开始发白，他停住脚步，站在那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头凝望夜空，暗自思忖：“我张国焘在这片天下也算是一个人物啊！”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冲突白热化
令人疲倦，催人衰老的，莫过于野心未能得逞。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陷入了一种失落的泥坑，浮躁不安，肥胖的身躯，显得消瘦了许多，白里透红的脸膛变成了白里透黑了，眼窝也凹陷下去。由于他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夏洮战役计划》，也不得不勉强执行，这使他痛苦万分。但他没有放弃他的南下主张，依然在等待时机。
中共中央为了迅速北上，实现《夏洮战役计划》，对左、右两路军作了进一步调整：左路军由红军司令部率领，领导人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领导人有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等。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以及红军大学等，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然而，当左路军到达卓克基以后，张国焘的动作就开始离谱了。
第三章 长征中期：惊雷四起张国焘借口拒绝北上（一）
张闻天、毛泽东对在沙窝会议上没有说服张国焘，一直忧心忡忡，便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北上问题。
其实，这一问题根本用不着再讨论。就在8月初，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起草了《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与毛泽东的北上抗日主张不谋而合。但由于与共产国际早已失去了联络，毛泽东不知道，张国焘不知道，其他中央要员也不知道。所以，张国焘依然认为北上抗日是“痴心妄想”，毛泽东在说服张国焘北上问题上也因此遇到了困难。
因为时空的阻隔，重要的信息不能传播到这荒凉的高原上，历史的进程在这里被延误了。
无奈，北上问题还得继续讨论。
8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儿盖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
张国焘呢？他以抱病为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朱德因军务、周恩来因病没有出席。但会议仍如期举行。
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会议最后以毛泽东的报告为基本内容，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
（一）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形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
（二）这个决定是根据下面的理由和考虑出发的，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上都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考虑是：
（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商动作及会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甘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乙）在敌情上，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地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着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的战斗力之薄弱，及士气之不振，特别是东北军正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从河北调来以及十九路军改编的士兵，他们中间反常与不满的情绪，正是我们革命工作之顺利条件，东北军与陕甘部队之缺乏与主力红军作战的经验，敌人现在一般的远离其现在军事战略及政治经济之中心地区。凡此等等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在灵活的机动之中，去各个击破敌人，取得重大胜利。
（丙）在居民群众的条件上，这个地区由于连年继续不断的深涸的农业危机，饥荒、沉重的捐税、土地的集中，迅速地生长着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并已开展着争土地反捐税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这使我们在当地基本的汉族群众中，能够给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以组织领导，提高其觉悟程度，而走上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并便利于红军的扩大与发展。这给在这个区域居住的及其临近的非汉族群众（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及建立他们自己人民共和国的运动，以大的激励和推动，并经过我们的帮助、发动、领导，能够迅速争取这个运动灌流于苏维埃运动的巨涛之中。
（丁）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区域中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的地位，而便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的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达这个地区去活动）。因为：
（甲）非汉族的民族（回、蒙、番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酝酿与发展着，但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的会引起这些民族群众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恶化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绝不能是强制的苏维埃化。
（乙）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位，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