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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吴云涛参与发起了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免疫学学者俱乐部”，每个星期用两次下班后的时间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他的好朋友梅基铭博士是每次聚会的“比萨饼赞助人”。梅基铭以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后，几年前卖出了一个基因科技成果的专利，成立了自己的生物技术公司。他本来已经联系国内单位的工作，希望能回国当教授，搞一个开发疫苗的实验室。但风险基金的投资人希望他留在美国发展，因为美国这方面的基础条件比较好，所以只能放弃回国了。他说，这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在梅基铭的生物技术公司工作的李明林博士，对于在美国搞科研似乎有着自己非常坦率和实际的见解。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区别：“我想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科学家得有一种性格，就是说我的一生可以放弃金钱、家庭，只要我能从事科学就行。而科学工作者呢，这里的工作就是一个饭碗，是我谋生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上大学的时候都有美好的愿望，想当科学家，想得诺贝尔奖，最起码想当一个中国最有名的生物学家。后来，随着发展，大家认识到科学领域其实是非常艰苦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带头人，都能当最著名的科学家，大部分人还是做绿叶的。这时，心情就慢慢地比较实际了，我想这也是正常的吧！”
第二部分华盛顿的科学怪人们（2）
这些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就是在心态变得比较实际后才走上经商之路的。他们最早基本上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对社会了解不多，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才逐步去学会如何适应飞快变化的社会。比如，代表美国公司回到中国谈公司业务，免不了要喝酒。最开始他们不懂劝酒辞，不明白什么叫“我喝干，你随意”，闹出不少笑话。不过，现在他们也成熟起来了，认识到，搞科研是一条路，从商也是一条路，搞好了对社会都有贡献，都是有意义的劳动。
说到从商，在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硕士卖保险，博士卖房子”。王仲会就是这样一个很会卖房子的博士。他在当地中文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把自己的博士学位和对癌症研究的体会作为卖点，吸引了不少客户。现在他的客户里60％是华人，40％是美国人，不过他认为还是跟美国人的生意比较好做。一般来说，如果每谈15…20个客户，能有一个成交就算很不错了。王仲会坦言，最初入这一行的动机就是提高收入。从前，他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癌症基因治疗方面的研究，同那些学计算机的硕士比起来，他虽然是生物科学的博士，发表的论文也不少，但工资相差了一半还多。那时他的月薪才2500多美元，如果再扣掉所得税，实际上拿到手的收入还不到1800美元，勉强够生活用。不平衡和不服气的心理最终令王仲会在2001年从国立卫生研究院辞职，转而开始房地产经纪人的生涯。也许是由于知识积累多，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他很快成为业绩超群的金牌经纪人，生活条件也随之彻底改善了。
王仲会说，以前做研究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还算是一份正常的有固定收入的工作。自己辞职出去做事，刚开始的时候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他拿到房地产经纪人的执照以后，苦苦奋斗了6个月，才做成了第一笔交易，那个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个教训，王仲会一直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客户已经做成了，但又提出了一些很不合理要求，建筑商于是撤消了合同，这笔生意等于告吹了。当时，王仲会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欲哭无泪”。他那时的苦恼能跟谁去讲呢？只能自己承受，咬牙坚持下来，接着打拼自己的事业。
如果说生活中有一个对王仲会非常重要的人，对他的选择表示很可惜的话，那就是王仲会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这位导师对他说，在我这么多的学生中，你是我最得意的几个门生之一。现在你放弃了科学，但我希望你以后能回来继续做学问。王仲会的解释是：我所面对的，一个是科学上的追求，一个是家庭的责任。当时太太刚刚生了小孩，家里非常需要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对科学没有大的突破，那么对于家庭能做更大的贡献也是一个突破。也许，王仲会博士的经历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李明林博士所强调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区别。由于现实的因素，在美国的许多华人高级知识分子最终都没有能够在通往最高科学殿堂的道路上走下去。现在，王仲会已经转型当地产开发商，可以赚更多的钱。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栋毫宅，第二个孩子也已经平安降生。他认为，如果是今天让他再做一次选择，他还是会走现在的路。
吴云涛最近刚刚在一所美国的大学申请到一份助理教授的职位，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坦言，虽然一直在实验室里做有关HIV病毒的研究，但自己还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艾滋病患者。他非常希望有机会去了解河南老家的艾滋病患者情况，如果有可能，为他们的治疗提供一些帮助，把科学研究与实际结合起来。吴云涛离开之前，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免疫学学者俱乐部”为他开了欢送会。大家在相互惜别之际，也都憧憬着未来。其实，谁都知道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地位和科研条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在这里做博士后的收入仅仅够维持生计的话，那么做了一段时间后，就会有许多人离去。大家都希望不要把华人博士后当成廉价劳动力，年薪的起点至少应该在5万美元以上。然而，在雇员职位有限，竞争非常激烈的条件下，这种希望实现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第二部分暮色中的哈瓦那唐人街（1）
东欧巨变以来十多年过去了，“古巴”不再是一个只能在报纸杂志上见到的名字。哈瓦那街头，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品味雪茄和朗姆酒之外，总会带着参观历史博物馆的心态注视着这颗旧日的加勒比海明珠。
过往风云
哈瓦那曾经是南美最繁华最有魅力的城市，也曾是华人在南美最重要的聚集地。可是今天当人们留连在哈瓦那的大街小巷，却很难见到华人昔日辉煌的印记。然而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古巴华人有着苦难而英雄的历史。19世纪中叶，随着土著印第安人的灭绝和从非洲贩运黑奴的禁止，在古巴的西班牙殖民者迫切需要新的劳动力来源。
1847年6月，首批中国移民被骗卖到古巴。他们作为“苦力”被强迫在甘蔗园和糖厂干活。到1874年，华工的人数达到10万人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工们陆续摆脱“苦力”的身份，开始经营中餐馆、杂货店和其他行业，逐渐融入古巴主流社会。不单如此，在19世纪古巴两次独立战争中，广大华工踊跃参加起义军，其中不少人战功卓著，成为起义军的中坚力量和指挥官。
哈瓦那海滨大道附近的广场，矗立着一座8米高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记录着华人前辈们的英勇与辉煌。碑上面用西班牙文刻着古巴著名的爱国者和诗人盖萨达的名言：“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进入20世纪，华人移民古巴又达到了新的高潮，顶峰时华侨曾多达15万人，居美洲各国之首。50年代是哈瓦那唐人街的全盛时期，上了年纪的人至今仍记得过去的辉煌盛事。
毛罗·特里阿诺是1967…1971年古巴驻中国代办，也是《光华报》的老朋友。目前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古巴中国移民生活和中古关系的书。作为一名关心中国的外交官，特里阿诺先生亲眼见证了唐人街的兴衰变迁。
“以前的唐人街，在某个时期，我们认为哈瓦那的唐人街其重要性相当于夏威夷的唐人街。那时候有很多中国人的私人买卖，很多的商店，卖中国布料、瓷器，还有放映中国电影的电影院。唐人街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时候有若干家报社，现在只剩一个，那时候甚至还有中国杂志，那时唐人街是非常繁华的。这都是我书中写到的事情。”
1959年，古巴推翻了亲美独裁政权。1961年，卡斯特罗向全世界宣布：古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许多华人老板因而失去了一切。
古巴革命四十几年来，这里没有新的中国移民。老侨们如昨日黄花日渐凋零，唐人街的命运像暮色笼罩的海滩，朦胧而忧伤。
古巴最大的华人区位于哈瓦那老城的中心，而实际上，现在的唐人街只是两条交叉的小路，总共不到两百米：十几家饭馆，门口站着既不会讲华语、也看不出多少东方血统的华人后裔。周围陈旧的老房子里居住着在古巴的大部分华人华侨和他们的子孙。
唯一尚存的中文报纸
转过古巴唐人街的街角，在一所破旧的楼房里便是古巴唯一尚存的中文报纸——《光华报》报社所在地。
赵文立是报社现任总编辑，今年71岁，退休前曾做过会计和交通警察。4年前，前任总编因为年老多病退下了岗位，于是，赵文立开始接手报社的工作。因为报纸现在还是传统的铅字印刷，而年轻一辈的华人没几个能识中文，所以他还要兼任排版的工作。
赵文立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学会了排字这份工作，但是也有几十年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工作了。从2000年开始，由于报纸先前做排字的人年纪大了不想继续做，他只能接手了这份辛苦的排字工作。
在这群为华人报纸工作的老人之间，赵文立还算是年轻的了。老人们苦苦支撑着这份报纸，不过是希望能够维持中国文化机构。而排版的工作并不是赵文立唯一的一份工作，为了能够维持生活，他还需要做会计、校对。
他并不知道这份报纸还能够支持多久，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有一天做不了了，这份报纸只有停办了——报馆里的人年纪都大了，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第二部分暮色中的哈瓦那唐人街（2）
现在的报纸都走向现代化了，都已经开始使用电脑了。而在古巴的这份华文报纸，却没有电脑可以供他们工作，所有的设备都还用那些古老的机器。如果不是这些会用老机器的老华侨们还在苦苦支撑，报纸肯定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尽管他们很可惜这份辛辛苦苦创业的报纸，但是却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
鼎盛时期的古巴曾有四家中文报馆。1959年革命后，由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如今只有《光华报》一家硕果仅存。现在的《光华报》是由《开明公报》和旧《光华报》于1976年合并而成。报头几个大字是董必武先生亲笔提写的。它原来是日报，后为周报。
几年前，迫于人员和资金的严重短缺，改为每月出版两期。《光华报》至今仍采用传统的铅字印刷，每次出对开纸一张四版，头三版是中文版，第四版为西班牙文。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要闻、古巴要闻、国际新闻、古巴华人社会动态、小说连载等等。
近四十多年来，古巴没有新的中国移民，老侨们年事已高且大多生活困顿。报社没有了后备力量，经营举步为艰。现在连社长在内总共11人，平均年龄71岁，平均月工资不到7美金，全部都是由各个行业退休下来的老侨自愿组成。
对于这个勉力维持的报馆来说，其实什么都需要，他们缺的不仅是人，是钱，甚至缺乏来自外面华语社会的消息。以前还有香港的《星岛日报》等中文报纸寄过来支援这份报纸，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报纸就不再寄过来了。于是，老华侨们主要是靠收集翻译一些本土消息来继续报纸的新闻，有时候还会收到一些来自中国的消息，不然这份报纸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蒋祖廉是蒋祖乐的堂兄弟，1950年追随叔父来到古巴，现在担任报社的翻译。老人通常会从古巴当地的西班牙报纸中选取一些新闻翻译过来，而这些报纸通常都是古巴共产党的喉舌，例如：《古巴公产青年报》就是古巴共产党的党报，还有《工人报》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
《光华报》选择翻译的新闻主要是跟中国有关的，比如蒋祖廉老人就曾经翻译过中华人民共和国55周年纪念时，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参加庆祝会的新闻，标题就是“中古两国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报纸也会报道古巴国内的重大新闻，比如对居民供电缺乏情况的报道。
就在那所昏暗的楼房里，几名老人艰难维系着中国文化的血脉。除了一盘盘残缺不全的铅字，一台百年老印刷机就是报社最主要的家当了。
这台历史悠久的印刷机是1900年生产的，是当时的美国华侨送的。当年把印刷机从美国运过来的老华侨们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它能够运转100多年。而世界上现存的这种印刷机恐怕也不多了。毕竟这种老式的机器已经被全淘汰了，现在的人们早已经用上了电脑。
几年前，曾经有法国人想要买这台老式的印刷机，但是老华侨们却不肯出售。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公共的财产，他们要用它将中华文化传承下去，给多少钱他们都不会将这台相伴报纸百年的机器出售的。
现在用铅字的报纸已经越来越少，这份华文老报也缺乏应有的电脑人才。毕竟这里古巴华侨年纪都大了，没办法学电脑了。赵文立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今年也已经71了，但是报馆的其他工作人员年纪比他们还要大，都快要80岁了。
老华侨们也想不到什么办法能够将报纸长期维持下去，现在他们只能把报纸办一天算一天。他们也希望有新人能够加入到办报纸的行列中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