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局长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呢？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克留奇
科夫始终是个助手，他提拔他，推举他，但不会让他担任如此独当一面的角色。切
布里科夫是个职业的党务工作者，对他的任命完全符合人事规则。
一年后，安德罗波夫使切布里科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1983年12月26日
中央全会上的事。安德罗波夫已无法出席这次全会，他躺在医院里，在世的日子已
经不多了。
克格勃新任主席干了些什么呢？
1983年11月，切布里科夫在递交苏共中央的《关于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某些演出
的消极倾向》报告上签了字：
“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最近一些谈话类的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把思想有害、
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间剧列人自己的演出节目，这些节目以低毁的形式对脍炙
人口的苏联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进行讽刺性的模仿……
“许多观众认为，这种演出有损于爱国主义和苏联人公民觉悟的培养事业，从
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
这主要是针对演员根纳季·哈扎诺夫的演出。克格勃工作人员，尤其是第五局
的工作人员总爱说，只能按党的指示办。但事实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自行其是。没有
任何人让他们去评判哈扎诺夫的演出。难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
的”小型文艺节目也属于克格勃的职责范围吗？但切布里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样，认
为自己有责任监视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康。
顺便说一句，卢比扬卡对犯下某种“有损肃反人员名声的”错误的自己人同样
毫不留情。
对外情报部门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
“我们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部分，但我们明白，情报机关既不是内部特务，
也不是秘密警察，而是国家的一个文明的工具。
“当然，第二总局（反间谍局）不喜欢我们，抓到第一总局喝醉酒的工作人员
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过节。有时他们会如愿以偿。
“有一次，决定派我们的一位军官以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到国外常驻，他按照
惯例同外交部的人一起到‘斯拉夫市场’餐厅庆祝出国工作。
“尚在情报学校时，我们就被警告不得去可能会有外国人的餐厅，但他忘了……
他和自己的新同事围桌而坐，突然一个人走上前来请求借火点烟，点完烟就走开了。
没曾想这是个正受到克格勃跟踪的美国人。
“对于跟踪者来说，这是外国人同苏联公民的一次接触。按照规定，应该果断
采取侦查行动搞清美国人所接触的这个人的身份。但由于天气不好，他们就偷
了个懒。按常规他们应该跟踪他到家，记下地址和姓名，可是他们采取了另外一种
做法。
“他们装成喝醉的样子，在存衣处凑到我们这位工作人员面前说：借个火！好
啊，你不借！挑起斗殴后叫来了警察。警察局是个有权要求出示证件的机构。在警
察局，他不仅出示了身份证，而且还拿出了红皮证件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证件，
口里说：‘哥们儿，我是自己人！放了我吧，我明天就要出差走了。’
“跟踪者喜出望外。他们叫来负责克格勃事务的值班人员，然后把他带走了。
出国被取消了，原来的工作也丢了，各级部门还‘敲打’了他很长时间：为什么要
暴露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克格勃的人呢？应该说自己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要亮
出工作证呢？难道不明白这会败坏克格勃的名誉吗？……”
安德罗波夫死后，切布里科夫转投戈尔巴乔夫，尽管当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成
为总书记，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肯定能当上总书记。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回忆说，在契尔年科去世前不久，切布里科夫曾
向他透露自己同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试图让克格勃主席相
信，不能选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切布里科夫觉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
诺夫本人想得到这一职位。但克格勃主席坚定地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契尔年科去世后，切布里科夫马上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当然，我已和我的同事们商量过。我们这个部门是个不仅应了解对外政策问
题，而且还应熟悉国内社会问题的部门。因此，在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克格勃工
作人员委托我提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
候选人。你们也知道，克格勃的意见、我们的积极分子的呼声也代表着人民的心声。”
切布里科夫和利加乔夫与戈尔巴乔夫一道共同度过了契尔年科去世后的那个极
其重要的夜晚。在政治局会议厅里，他们为葬礼和中央全会做着准备，在这次全会
上应选举出新的总书记。当他们结束工作走出大厅时，天已经亮了。全会上戈尔巴
乔夫在一片掌声中当选为总书记。
最初一遇到棘手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就找切布里科夫商讨，征询他的意见，依
靠他的支持。比如说，当出乎许多政治局委员的意料任命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
一书记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为外交部长时，他需要仰仗克格
勃主席的威望……
切布里科夫支持戈尔巴乔夫，克格勃主席的忠顺得到了回报。
4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当选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会是从组织问题开始的。戈尔巴
乔夫建议选举切布里科夫、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及未来的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
奇·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
在1987年10月召开的那次著名的全会上，当决定解除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叶利钦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时，切布里科夫立即加入了谴责叶利钦的行列：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你不喜欢莫斯科人。如果你爱莫斯科，你今天就绝
对不会允许自己在这一讲台上发表这样一番讲话。有一个词用在这里合适，这就是
诽谤……在这一困难时刻，我们却开始信口开河，污蔑诽谤，而不是团结在一起。”
克格勃负责监视遭到贬黜的叶利钦。切布里科夫把叶利钦的一举一动都向政治
局作了通报。
1987年11月9日，在市委休息室里叶利钦似乎曾企图自杀。
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切布里科夫说，
“叶利钦在米丘林大街上的那所医院里大喊大叫，不愿接受包扎，不愿上床睡觉。
给他注射了镇静剂。现在他已安静下来，睡着了。第四总局局长恰佐夫院士守在那
里。他说什么？胸口左边有个伤口（是用刀子割的），但只是表皮一点轻微的外伤。
不需要住院……”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格勃与权力
切布里科夫领导克格勃达6年之久，在头4年里，他牢牢地控制住了这一继承来
的强大的。时刻监视国内形势的机构。
与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同姓的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先
后领导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的克格勃工作。他对我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方机构向来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地方领导人认
为反间谍机关的分支机构是‘他们的’情报机构。不过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原则
克格勃是个集权化的机构。各地送往总部的情报必须全面而客观。也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把地方上发生的所有真实情况报告总部，我就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
“规定就是这样。我要在密码文件上签字。如果说的是重要的事情，即使没有
克格勃主席的签字，也要自动把文件送交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这就是说，州领导清
楚地知道这种信息传到莫斯科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中央或部长会议马上会打电话
来，向他询问究竟。因此，克格勃地方机构的存在使国家最高领导层能够掌握全国
的情况。
“有时地方领导会央求不要把某些事情上报：何必让人不安呢？在地方领导看
来，重大事故是小事一桩，可在中央看来，这非常重要。例如，为职工小区供暖的
水管破了，这发生在夜里，早上开始修复。这场事故规模多大，工作进度如何，我
一清二楚。就在这时，有人给我打来电话，哀求我不要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
一书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报告，并且说：‘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事故
已处理完毕。’
“反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情可向第一书记讲，因此在星期一的汇报中，我避
而不提这件事。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半个小时后电话就打来了，我受到一顿严厉的训斥：
怎么没谈重大事故了’
“哪些事情应该通报给地方长官？”我问沃罗特尼科夫将军。
“没有严格的规定。由克格勃机构领导人自己决定。一切都取决于相互理解的
程度。克格勃地方机关所掌握的情报通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克格勃本身工作所
需要的，另一部分则更多地涉及经济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一部分材料我们会交付
民警机关。经过筛选后送往党的一些机关的情报有助于它们看清一些表面上不易觉
察、不明显的问题。对明显的问题它们知道得比我们清楚。但我们把地方上企图隐
瞒的东西揭示出来这一点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
“苏联解体后有人写道，国家安全机关是党的一个工具。我没有这种感觉。我
没有从党那里得到干这或干那的指示……”
我曾问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您同
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克格勃分局局长的关系如？”
“我知道，他有自己的规矩，有些东西能告诉我，有些东西不能告诉我。我对
他们所干的事并不好奇。但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是要一块讨论的。当时莫斯
科的治安非常好。犯罪率下降。还记得60年代的莫斯科的人都知道，一天24小时任
何时候都能在城里走动，不用担心遭到殴打或抢劫。持不同政见者由苏联克格勃负
责，有时该机构向我报告一些有关情况。我会说：‘我们不管这些问题，这是中央
的事，让中央来解决这些问题吧。
“克格勃莫斯科分局领导会不会告诉您一些您所不知道的市里的情况？”
“不会，莫斯科的事我几乎都知道。我同文艺界和学者们有着很好的联系。也
就是说，我不需要克格勃的情报。我对莫斯科发生的事了如指掌。”
“有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样，在任命一定级别的官员时请求克格勃审查一下候
选人？”
“我们在决定莫斯科的这种问题时，我从未作过询问，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干
部。我们不是从大街上随便找个什么人。我们了解每个人的工作情况，这种了解有
时都不止十个年头，还需要什么审查呢！可一旦要驻外工作，即便是去当大使，也
要经过审查。现在也是如此。前不久我通过外交部领取了新的出国护照，因为我是
已退休的大使。等国家安全部门的鉴定就等了一个半月，他们要核实能否发给我出
国护照。就是说，这套体制非常落后。应该把一切材料都输人电脑，按一下键，什
么都清楚了。可我们却弄了一支审查大军，这支大军也有家庭，大家都需要工资，
所以他们抓住这一点不放。” ‘有没有过这种事：局长跑来找您，说您提拔的这个人家庭有问题，或有其他
更糟糕的事情？”
“从未有过这种事。”
“他害怕找您说这种问题吗？”
“他没有必要来找我。每个人都要研究一番，看他是不是敌人？这样是不可能
搞好工作的。我们的工作靠的是信任。没有发生过我们中间出了个敌人这种事。至
于怀疑某人……也许他有个兄弟酗酒，可这关他什么事呢……”
我曾问当过多年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后又当过中央某部负责人和书记的叶
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
“您在中央当部长时，需要参考克格勃对候选人的看法吗？”
“从不需要，我可以用人格来担保。我从未征询过克格勃的意见。我任第一书
记时就是这样。不过，如果我在托木斯克州按老规矩办事的话，也许应该征询克格
勃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许多人是流放犯人的亲属。如果我照那种原则工作，
我很难选拔干部。我后来有时候得知一些情况，比如说，某人原来是被流放到西伯
利亚的一个富农的儿子。可这有什么意义呢？何况，他的父亲在战争年代参加过战
斗，有一些流放犯人被允许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当时被流放的人很多，尤其是在
纳雷姆边疆区。难怪有人说：上帝营造了天堂，魔鬼营造了纳雷姆边疆区。犯人都
被流放到这个边疆区，最先是十二月党人，然后是民意党人，再后来是布尔什维克，
最后是富农。”
“难道您没指望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干部了解克格勃的一些情况？”
“不，我们没这样做过……我偶尔出席州克格勃分局的会议。我对他们谈什么
呢？谈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工作，请求他们予以帮助。他们绝对不干预党内事务。
他们依法行事，这一点让我非常满意。他们开展预防工作，看看会不会有人对秘密
材料漫不经心，若真有这种事，可能要坐牢，因为你丧失了警惕性。他们请人们去
座谈，这一举措非常有效。
“况且，我们州里有许多超级保密企业。还有一座秘密城市，人口达11万。这
座城市当时叫托木斯克…7，现在称作谢韦尔斯克。该市属于中型机器制造部，当时
我们有一半的核导弹是由该市来‘装馅’的。
“我们州有许多科学研究所，其中一半至2／3从事国防研究。因此克格勃有工
作可做。但在做自己的事时不能激起仇恨。
“安德罗波夫当政时中央甚至注意到了我们的这位局长：托木斯克州怎么会没
有任何特别的案件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