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正是那种旨在消灭共产主义的思想。”
1933年2月一期的《为了祖国》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
人的领袖、民族革命的领袖、社会改革的宣传者阿道夫·希特勒” 掌权的短文，并
且得意洋洋地附上一句话：“德国共产党人不会有好下场。”
该报第62期刊登了题为《新德国，当代利益一致论》的一篇长文。文章中写道：
“当代是在社会改革的道路上进行创造性探索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已
经过时，社会主义的残暴行为威胁着最宝贵的东西国家。需要别的解决办法。
在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敢于不畏艰难地寻找解决办法的人。
“希特勒在改造德国。他按照自己的计划着手干这件事。是什么让他掌握了权
力？是慷慨激昂地呼吁对内为反对显而易见的腐败和堕落现象而斗争，对外为维护
国家尊严而斗争。靠什么作斗争？靠解除国家敌人的武装和消灭它们。这些敌人是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不过，希特勒本人说：‘与一
种思想作斗争只能是为了另一种更正确的和带着不小的狂热劲头宣布的思想。’他
的思想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德意志民族有自己的使命、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命运。应当使德意志民族团
结起来，应当保持它的纯洁性。因此才有种族主义和禁止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的法律。”
苏联情报机关注意到了侨民与德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尝试。
侨民作家伊万·卢卡什（他关于白俄运动的书目前已在俄罗斯重新出版）建议
派白俄军队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将军去见希特勒，争取说服德国元首建立一支国际志
愿军，以便同共产主义作斗争。
希特勒未经伊万·卢卡什的提示就想出了这个主意。由欧洲不同民族的代表组
成的党卫军志愿部队充当了这支志愿军。党卫军志愿部队招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
人、乌克兰人、哥萨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但是不要俄罗斯人……
战前在新劳盟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叫“新生活” 的专栏，它常刊登有关墨索里
尼的文章。下面是第55期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就》的文章的
摘要：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劳动者做了些什么？
“它进行的各种改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遏制所有者贪婪的本性，维护
正常的和人道的所有制形式……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预防性社会措施制度使失业、疾病、养老等方面的保险成
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这项制度使41．5万人可以领到养老金……在纳入这项制度管辖范围的疗养院
中，仅为肺病患者提供的床位就有1．5万个……根据这项制度，在全国总共建起了
42个疗养院。遍布全国的这些大型疗养院往往像一座座小城，而且常常建在环境优
美的疗养胜地。你们真应该参观一下它们的疗养设施。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妇幼保健制度在妇女分娩和子女生病时保证提供帮助，向
有需要的人提供牛奶……有70多万儿童接受过该制度所属机构的帮助。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意大利工人的工资比较低，但它只是名义工资。只有
加上以上各项制度提供给劳动者的各种好处才可以确定工资的实际价值……千百万
健康的和丰衣足食的人过着健康的人类生活……”
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杰出榜样学习很快就见了成果。
新劳盟二号人物、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在党报上阐
述联盟的纲领时谈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者超凡脱俗的理论”：
“一种新制度已经出现，并且要求自己具有新的形式。每个国家进行这种实验
的方法都不同。墨索里尼给自己的村社制度配上了村社式议会。为取得成就把全民
族动员起来的希特勒正在尝试让党成为永久性的党，把党和国家融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新潮流在民间通常被统称为‘法西斯主义’。那些自由主义的、不
坚定的和瞻前顾后的人看不到这种现代利益一致论所包含的本质上的东西，常常鄙
视‘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谈论‘政党独裁’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
害，还谈论恐怖和集中营。
“他们首先忘记了，饱受布尔什维克恐怖、凌辱和折磨的千百万受害者以及苏
联集中营让人产生的绝望恐惧感，根本无法与特殊制度的措施相提并论，因为这些
措施通常是用来对付那些亲自为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准备监狱和刑场的人。
“既不接受滋生出掠夺性资本主义和使国家瓦解的无政府自由主义，也不接受
把人的个性一笔勾销的社会主义的人，才属于法西斯主义阵营，因为完全没有另外
一条路……”
新劳盟分子既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民主，也不接受资本主义。他们选择
了法西斯主义。
甚至在纳粹分子掌权后他们几乎马上就被迫关闭了新劳盟驻德国分部的情况下，
他们也没有拒绝法西斯主义。他们仍然希望希特勒把他们看成“自己人”。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派驻国外的阿纳斯塔西都主教给希特勒发去了一封致敬信。
阿纳斯塔西称希特勒为“下凡的上帝……全俄国都为之祈祷的使人摆脱布尔什维主
义的未来救星……为您祈祷的声音将会响彻所有的东正教教堂，因为不光德国人民
热爱您和忠于至高无上的元首。渴望和平与公正的各国人民中的优秀分子都把您看
作在全世界为和平和真理而斗争的领袖”。
许多年轻的侨民作出拥护希特勒的选择还是在德国进攻俄国之前。战争爆发后，
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有关侨民的情报以这种形式送达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手中：
“绝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国家安全总局
国外处
特别报告呈送1．亚戈达同志2．阿格拉诺夫同志3．普罗科菲耶夫同志4．加伊
同志5．莫尔恰诺夫同志6．米罗诺夫同志7．保克尔同志8．弗里诺夫斯基同志9．各
行动处处长
国家安全总局国外处获悉，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主席米勒将军在与他的副手
克德罗夫海军上将交谈时说，他在与一位德国记者见面时指出，德国可以通过迅速
果断地打击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战胜它所僧恨的共产主义。
如果德国选择这条斗争道路，那么所有侨民都会站在德国一边。不仅如此，假
如德国出钱，侨民会提供必要的人力……
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目前会十分关注德国，因为这是惟一宣布要与共产主义
进行殊死斗争的国家。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国外处副处长”
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还将长期开展有关新劳盟的工作。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解职并逮捕
1936年9月25日，正在休假的斯大林从索契给政治局委员们发来一封电报。与他
一起在电报上签字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
奇·日丹诺夫。电报中写道：
“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事情。亚
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4年时间。所有党的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大
多数州代表都这样讲。”
斯大林为什么下令撤掉亚戈达？这与他经常更换整个领导班子的原因是一样的：
他雇用人来完成某项任务，然后提出新任务，挑选新人。他的红人换得很快。当时
他非常喜欢总能出色完成任务的和勤快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亚戈达在国家安全机关呆得时间太长了，失掉了领悟能力，自满自足起来，看
不到周围有多少敌人。新人在这个职位上会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叶若夫施展起自己的本领来了……
1934…1935年在亚戈达任职期间，逮捕了26万人。1936一1937年在叶若夫任职
期间，被逮捕者已达150万人，而且其中一半人遭枪决。
真正的犯罪高潮开始了。
起初许多事情取决于地方党的领导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局长的个性如何：
有人工作上尽心竭力，有人则办事比较谨慎。当叶若夫取代了亚戈达后，有计划的
杀人工作就开始了。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是这个职位上最后一个可以与之达成协议，
做些解释和救下无辜者的人。亚戈达很少承认自己的部门犯错误，而叶若夫则根本
不可能承认错误。
叶若夫下令取缔了成立于1918年的政治红十字会（它在不同时期曾有不同名称，
如帮助政治流放犯和政治囚犯委员会，帮助政治犯协会）。
政治红十字会在亚戈达任职期间还存在着。它的领导人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
妻子、革命前的社会革命党党员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佩什科娃（1876…1965）。
在佩什科娃位于库兹涅茨克街24号的接待室里总是排着长队。被捕者的亲属都
跑到她这里来求助，因为再也没有人可找。同捷尔任斯基谈过话以后，她总能救些
人。在与佩什科娃交谈时，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有时候甚至会同意对方
的意见：是的，我们好像做了大量多余的事情。
政治红十字会的办事能力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下降了：人们不敢为被称作“人民
公敌” 的犯人捐款。佩什科娃和她的助手们仅能够打听到被捕者关押在哪里和亲属
可以做什么。
不过，亚戈达毕竟是高尔基的朋友，他很难拒绝会见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
·佩什科娃。佩什科娃有时候在见过亚戈达之后能使犯人减刑。亚戈达在某些场合
曾承认佩什科娃做得对，并且说：“也许我们人抓得太多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认为，在前政治局委员和工会领导人米哈伊尔
·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于1936年8月22日自杀后，亚戈达的命运就决定了。托姆斯
基临死前给斯大林留下一封信，在信的末尾出人意料地附上了这样一句话：“如果
你想知道促使我在1928年5月走上右翼反对派道路的人是谁，请你亲自问我妻子，只
有那时候她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
斯大林当时在南方休假。留下来主持工作的中央书记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
卡冈诺维奇和政治局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派殷勤和彬彬有礼的尼古拉·伊万
诺维奇·叶若夫以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去见托姆斯基的遗孀。
叶若夫回来后报告说，托姆斯基指的是亚戈达。亚戈达“在右派的三人领导小
组中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定期向他们提供关于中央内部情况的材料，并且千方百
计地让他们活跃起来”。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在这个部门的历史上这种说法非常多。亚戈达无论
如何也不可能与布哈林和雷科夫关系密切。 一心想干大事的叶若夫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
“内务人民委员都暴露出了许多缺点。我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容忍这些
缺点了……沾沾自喜、养尊处优和自吹自擂的情形在肃反工作者的领导层日益严重。
人们不是从托洛茨基案件中得出结论并批评自己的缺点，改正它们，而是只想着侦
破案件后获得勋章。”
叶若夫报告说，完成了斯大林交给的工作，为作出新的判决组织重新审阅了所
有近期涉案被捕者的名单。“需要枪决数量相当大的一批人。我个人认为，应该这
样做，应该彻底解决掉这些败类。”
1936年9月26日，亚戈达被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取代了雷科夫（第二年他们就
一起受审了）。3天后，亚戈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格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
普罗科菲耶夫被调来当他的第一副手（普罗科菲耶夫也被枪决了）。暂时把阿格拉
诺夫留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让他向叶若夫交接工作。
只有知道底细的人才清楚把亚戈达调到另一个人民委员部的用意。许多人以为
是派他这个高水平的行政领导到另一个部门去整顿秩序，因为当时经常把领导人从
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
亚戈达本人显然已经明白什么在等着他。他了解斯大林惯用的手段。起初调动
一个人担任另一个不太显要的职务，然后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案卷中，
内务人民委员部把他的材料送到斯大林那里，接着政治局决定将其撤职，开除出党，
并将此案转给检察院。亚戈达多次参与了这种游戏。现在轮到他当别人手中的筹码
了。
1937年1月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国家安全总委员亚戈达转入预备役。这是第
二个信号。
1937年3月18日，新的人民委员叶若夫在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讲话时说，
亚戈达是沙皇暗探局的侦探、骗子和盗用公款者。
《真理报》4月3日报道说，“由于发现犯有刑事罪”，邮电人民委员亚戈达被
解除职务，他的案件已移交侦查机关。第二天，4月4日，他被逮捕。
亚戈达的逮捕证是接替他职务的叶若夫签发的。
搜查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1937年4月8日
我们，即下面署名的支队长乌利梅尔、国家安全大尉杰进特金、国家安全大尉
布里尔、国家安全上尉别列佐夫斯基和国家安全上尉彼得罗夫，根据苏联内务人民
委员部1937年3月28日和29日签发的第2、3、4号搜查证，于1937年3月28日至4月5日
搜查了亨·格·亚戈达的住所、他在米柳京巷9号和克里姆林宫的储藏室、他在奥泽
尔基的别墅、他在苏联邮电人民委员部的储藏室和办公室。
在搜查中发现：
1．苏联货币22997卢布59戈比，其中包括一个有6180卢布59戈比的存折；
2．各种葡萄酒1229瓶，其中多数是外国酒，产于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