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罪证，只有被告们的招供。
“能有什么罪证呢？”克雷连科向自己提问。“比如说，有什么文件吗？我问
过这个问题。可是所有的文件都已被销毁了……当然，像工商联盟的信件等文件早
已被毁掉了……我问过他们：会不会有偶然存留下来的证据呢？对此抱有希望是徒
然的……”
犯人自然是要销毁其罪证的。那怎样证明他是罪犯呢？因为他被捕而且招认了，
而“格帕乌” 总局是不会无原无故就逮捕人的。公诉人如此解释这一切。
主持庭审的维辛斯基对公诉人的逻辑完全满意。因为他本人的思想就是这样：
被告人的供词就是最好的证据。
然而此时克雷连科十分利索地甩出了自己的王牌。他说：“可是也并非所有的
文件都被销毁了……在有关纺织业破坏分子的材料中，我们掌握着特列季亚科夫致
洛帕京的信件以及洛帕京致特列季亚科夫的信件。”
1927年，也就是在审理此案前3年洛帕京就死了，因此他没有坐在被告席上。但
是在审理此案时他是被作为破坏分子的主要头目之一被提到的。
莫斯科的报纸到达巴黎是要晚几天的。12月11日使馆才收到刊载有克雷连科起
诉词的报纸。俄国在巴黎与特列季亚科夫联系的情报站领导人之一在睡觉之前翻了
翻报纸，当他看到有关特列季亚科夫信件的词句时，简直“吓出了一身冷汗”（密
电中就是这么写的）。次日一大早，他就往总部发出了密件：
“为什么你们决定让克雷连科在法庭上说这番话时，不预先告诉我们一声呢？
要是你们事先通知我们，我们就可以做些准备：或是和‘伊万诺夫’断绝一切关系，
既然总部决定说出他的名字；或是尽管克雷连科说了这番话，总部仍然不准备与
‘伊万诺夫’断绝关系，那也应该事先通知‘伊万诺夫’本人。要知道，现在他需
要向工商联盟讲清楚：他和洛帕京的往来信件是如何落到了“格帕乌”总局的手里
的。
“考虑到侨民组织目前对一切都很怀疑，以及这些信件是在法庭上提到的唯一
证据，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今后侨民组织对他的态度会更加警惕。”
然而此时“格帕乌” 总局的外事处对这个情况已经无力挽回了。更何况，审判
“工业党” 的案件比起巴黎情报站的某个间谍来是重要得多呢。
令人惊讶的是，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在巴黎，谁也没敢认为“格帕乌”总局
是直接从特列季亚科夫手中得到这些信件的。侨民组织还以为这些信件是在洛帕京
死后被抄走的。
1930年12月7日，有大批外国记者出席的、为期两周的。由“格帕乌”总局制造
出来的“工业党”案件的法庭审理终于结束了。
8位著名的工程师和工业部门领导人被判有罪，认定他们是“反革命地下间谍破
坏组织的头目”，说这个组织与西方狼狈为奸，自1920年起便在苏联经济部门里从
事破坏活动。
所有的被告人都被判处枪决。但是考虑到他们对所犯罪行“认罪较好”，中央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他们的极刑改为十年监禁。这些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扮演了自己
的角色，因此也获得了允诺给他们的奖赏：没有处死他们。
斯大林感兴趣的是更重要的人物，虽然目前他只是从远处打量着他们。缅任斯
基知道斯大林需要他做什么。“格帕乌”总局的侦查员们逼迫“破坏分子”们招供
了他们与所谓的“右派分子”有联系。
“格帕乌”总局弄到的供词中提到了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苏联中央执行
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和政府总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
科夫。加里宁没有什么政治分量，斯大林对他兴趣不大。可是雷科夫在全国受到尊
敬，斯大林已开始收集他的材料。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剥夺富农的财产
喜爱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的读者们在读到上交外币的情
节（《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的梦》）时，都会开心地大笑。那儿写道：“看您在
这儿已经坐了一个半月了，死活不肯上交留在您这里的那一部分外币，国家现在这
么需要外币，而它对您啥用都没有。”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描写在黑市上倒买倒卖外币的投机者的这些篇章带有幽默
性质。但是在第一次出版这本书时，书报检查机关把这个情节删掉了，因为这个情
节简直就是现实生活的复写。
在那个年代，谁要是还有某些珍贵的东西，那国家就一定要让他上交。人们只
要还有点什么，就会被捕（一般都是邻居或同事们向上级告密），关在监狱中，一
直到他交出所有的东西为止。国家需要贵重的东西，为了加速工业化。当城市已再
没什么贵重东西可以没收的时候，就开始掠夺农村了。
经济学博士、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阿列克谢·乌留卡耶夫认为：
“20年代末发生的事，简直就可以称为恐怖政策。在我国处于孤立状态的条件
下，这就是一种代替进口的模式。主要的可以转化为现款的东西是粮食。国家要把
粮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由于农民不会自愿地交出粮食，所以当局就组织了征
粮队并实行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用现代语言讲，这种政策就是加速破产的一种特
殊过程。
“所以，20年代末开始执行的恐怖政策不是由于凶狠的主观意志（当然，这也
不是没有的），而是因为国家领导人作了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们没有时间说服人们
上交私有资本，我们需要集中所有的资源并将其投入国家的发展。”
1930年1月，上级向前往组织集体农庄的干部作了如下指示：“如果你们在完成
任务时有过火行为并因此而遭逮捕的话，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为了革命事业而被捕
的！”
全国各地党的书记纷纷组织竞赛：看谁能最快地实行全面集体化。在第一次出
版的历史文件和材料汇编《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中详细地描写了这种做法的后果。
于是，先向有粮食的人，也就是富裕农民征收粮食。这种被称为富农的人实际
上被宣布为非法。开始只是把他们迁到贫瘠的土地上去，夺走他们的“余粮”。苏
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解释应如何对待富农时说：
“把他们赶到土壤贫瘠的地块上去，没收他们多余的生产工具。”但是后来连这也
显得不够了，党的宣传机构把他们说成是天生的杀人凶手和恶棍。开始掠夺他们：
没收了所有的财产，禁止他们在储蓄所取出自己的存款。
1930年1月30日，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名为“关于在全面集体化地区内消灭富农产
业的措施” 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6万名富农户的主人要被关进集中营或者枪决，
他们的家属被赶出家园，另外还有15万农户要被赶走。然而反对富农斗争的规模超
过了这些预计的数字。
“格帕乌”总局关于“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 的决议是在1930年2月2日
签署的。国家安全机关的任务是消灭那些吸收人员参加现行反革命造反组织的反革
命富农积极分子。有关富农的案件要迅速审理。大多数被捕的人被关进集中营，那
些特别凶顽的则处以极刑。还规定要把最富裕的富农、过去的地主、地方上的富农
权威、教会中的反苏分子及其家属统统赶到边远的北方地区去，将他们的财产收归
国有。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他的书中写道，1930…1931的两年间，共有150万农民和
他们的家属被关进了“格帕乌”总局的集中营或劳动居民点。约有50万农民自动逃
往城市和建筑工地，还有近200万农民是作为第三类被迁移的，这种人在本州范围内
迁移，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其中多数人逃往城市。
被掠夺的富农财产成了国家的收人，也有一部分在同村的人当中分了：人们很
乐意地收取了邻居的财富。
曾在集中营中被关押过的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告诉过我：
“斯大林的一切所做所为我是理解的，它们有其严格的逻辑性。可是怎样才能
看透他手下那些人的黑心肠呢？这些人为了执行命令不惜去杀人。回想一下农业集
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那个可怕的时代吧：当一个人被划成富农时，邻居们就来拿
走他的财物，再把他和他的孩子们赶上大车，拉到西伯利亚去。能够理解这些人吗，
他们都是农民……” 一半被赶出家园的农民被送进了林业、矿业和建筑工业部门，去干那些最繁重
的活儿。甚至老人和半大孩子也要在采林区干活，妇女要去挖地。
这些被流放的农民只能住在工棚、窝棚和土窑里，他们几乎得不到医疗服务，
没有钱，也不配给他们食品，冬天他们没有御寒的衣物。出现了大批孤儿，他们无
权得到食品。流放的农民时常5…6个月拿不到工资，地方当局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牲
畜一样。关于这一切，都可以在“格帕乌”总局的汇报中了解到。
在这些特别居住点中，人们就像呆在受歧视的民族聚集区，不仅不能离去，甚
至不能走开一步，不能去学习，不能调换工作。这些限制一直到1947年才取消。
给缅任斯基的指示是：迫使农民交出粮食，把富裕的农户搞破产。农民如果宰
杀自己的牲畜就要去坐牢（根据1930年初通过的新法律条款），完不成播种计划，
搞投机倒把和隐藏粮食都要坐牢。1931年刑法典又增加一条：弄坏了拖拉机也得进
监狱。
刑事处罚当时主要是针对那些不能完成上交粮食任务的人，主要对象是富农。
可是富农不等被捕就跑了，于是地方当局就去搞中农，结果是一样的：中农也破产
了。
中农和富农一样受到迫害。谁要对形势表示不满，那就说你进行反革命宣传；
喝醉了酒以后同地方官吏打架，这就是恐怖活动。法庭审理案件根本不需要证人，
也不听辩护，不遵守法律程序。
按照1932年的秘密指示，所有死刑判决都应通知政治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由
它批准。然而1932年8月7日的法律又允许“格帕乌”总局的三人小组执行死刑判决，
而不经过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批准。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指出，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强制农民加人集体农庄把国家推
人了国内战争的状态。饥饿的人们不让把他们的粮食拿走，农民在全国各地起义了。
1929年全国发生了1300次叛乱每天平均有4次。1930年1月参加动乱的一共有12
．5万名农民，2月份有22万人，3月份有将近80万人……
政治局只有靠恐怖政策才保住了自己的政权。1930年据“格帕乌”总局审理的
案件一共枪决了20多万人。国家安全机关动员人们参加它的工作，把过去的“契卡”
人员又招了回来，这些人是在“全俄契卡”改编为“格帕乌”后精简机构时下岗的。
分散的农民起义差点发展成全国性的反抗运动。斯大林禁止动员红军来帮助镇
压起义者，因为红军本身就是由农民组成的，他害怕昨日的农民会掉转枪口来反对
当局。
大概是因为看到了反抗的规模，斯大林及其亲信产生了要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念
头，以便铲除所有那些那怕只是在理论上对他不忠的人。
1933年建立了公民证制度，以控制人口的流动。1923年以前在不同的城市里使
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证件，最常用的是劳动手册。1923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实行统一身份证制度的命令以后，也仍然可以用各种证件比如家委会证明、
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军人证等等。我在自己祖父的记事本中曾看到过一段记录，
其中说他在民警局里得到了“有权在俄联邦所有城市和乡村居住”的证明，在这个
证件的反面还盖着证明户口登记和已婚的印章。
1932年政治局组建了一个以“格帕乌” 总局副局长弗谢沃洛德·阿波隆诺维奇
·巴利茨基为首的委员会，负责筹建公民证制度。在解释建立此制度的原因时指出：
这是为了有必要从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它大城市中“把那些与生产及机关工作
无关的多余人口清除出去，把那些隐藏在城市里的富农、刑事犯等反社会分子清除
出去”。
在1933年4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一项有关发放公民证的决议中明文禁止向
“经常住在乡村地区的公民” 发放公民证，为的是让农民没有可能离开农村。这个
禁令一直到1974年才废止。
那些没有公民证的人就被工农民警局赶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彼得·所罗门在他的书中写道，1932年8月7日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窃取国家
和公共财产就是犯了死罪。这个法律是根据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制订的。
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只要偷一点儿粮食，就要去坐10年监牢。不少法官都
不忍心把只偷拿了几穗粮食作物的人送去坐10年大狱。
农村的破产导致了1932…1933年冬季的大饥荒。饿极了的农民有时要偷一点儿
粮食给小孩子吃。这时“格帕乌” 总局就开始行动了。1932年，根据8月7日通过的
法律，判处了大约1000人死刑。1933年仅上半年就因此处死了同样多的人。
1933年5月，“格帕乌” 的地方机构收到了“格帕乌” 总局、检察院和司法人
民委员部的一封秘密信件，其中说：
“由于现行的刑事法令没有规定对犯有食人罪行者的惩罚，所有食人案件都应
立即交由‘格帕乌’的地方机构审理。
“如果是先杀人、后又吃人，那么这类案子应按刑法典第142条的规定，不由法
庭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侦查机构处理，而是交给莫斯科‘格帕乌’总局的领导班子
去审理。”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指出，工业形势也并不比农村好。资金投人了完成不了的
胡子工程，而现有的企业却得不到原料和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