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一百多天后救回。绝域生还，乃自号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佚名：《仪礼》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礼。
《仪礼》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
《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亚摈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的榜样。
桓宽：《盐铁论》
桓宽（前一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说，设榷酤（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
语文学类
许慎：《说文》
许慎（约五八～一四七），字叔重，河南郾城人。他是汉朝的古文学家，以博通经籍闻名，大家推服他，称他做〃五经无双〃。许慎在公元一○○年左右，完成了一部书——《说文》。这书本是打笔仗的书，是用来驳斥今文学家解经的说法的，不料书中对中国文字的整理，显出了它的另一层意义。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第一部以偏旁编排的字典了。
《说文》全书分三十卷，五四○部，共收九三五三字。它决定了两千年中文字典的形式，同时在文字学、语义学等方面，又有着最具影响力的功劳。许慎写这部书的重点、在说朋为什么一个字要那样写，他要找出每个字的原始意义，再从原始意义上说明它那样写的理由。就这样的，这书收存了小篆和晚周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可以溯源寻根，从而解决进入古典的许多问题。
《说文》就是《说文解字》，它的真正的价值，直到清朝才被认定出来。其中以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学人功劳最大。丁福保汇集历代注家于各字之下，成《说文解字诂林》一书，最方便实用。
陈彭年等：《大宋重修广韵》
文字学在中国古代叫〃小学〃，因为读经书要先识字，所以叫〃小学〃。〃小学〃分两大类：一类是字义，一类是字用（字和辞的联缀用法）。字义中有一个附庸，就是〃音韵〃。在传统中，〃小学〃是〃经学〃的附庸，〃音韵学〃是〃小学〃的附庸。中国字典有三类编法，从意义上分类的，有〃尔雅〃、〃方言〃、〃释名〃；从字形上分类的，有《说文》、《玉篇》；从读音上分类的，有《切韵》、《集韵》、《广韵》。
《广韵》原为隋朝陆法言所著，宋朝陈彭年、丘雍等花了五年工夫重修的，全名叫《大宋重修广韵》，它是世界上最早也最完整的一部〃声音的书〃。
《广韵》共五卷，分二○六部，收了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个字。它把每个字都先说明意义，再注上声音，然后把许多同音字，排成一组，放在后面。它收的字，超过《说文》、《字林》、《玉篇》等书，所以它是宋朝以来的最通用的一部字典（后来的《康熙字典》收了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字更多了）。
《广韵》的另一价值在它保存了魏晋以来的许多古音，在对中文溯源寻根上，很有帮助。
马建忠：《马氏文通》
马建忠（一八四四～一九○○），字眉叔，江苏丹徒人。他年轻时候，愤外患日深，乃专究西学，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提出有关洋务运动的种种意见，很得李鸿章的赏识。此后在洋务上、在朝鲜事件上，他都有很大的功劳。
《清史稿》记马建忠说：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典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别，而后施之子文，各得其当，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学，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这就是中国第一部文法书的由来。
马建忠另有《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记录他救国的言论和为国家辛勤的日记。他在五十六岁时，为李鸿章连夜翻译俄国七千字的来电，突然热症死去。而他的哥哥马相伯（《马氏文通》的合著者），却活了一百岁。
自然科学类
佚名：《周髀算经》
《周髀算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书（但李约瑟说它比《九章算术》晚两百年）。书名〃周〃字指〃天边的一周〃；〃髀〃字指〃表竿〃。据李约瑟考证：
因为《周髀算经》课文中有涉及吕不韦的地方，故有人断言，其著作年代不能早于西元前三世纪。但这种关于吕不韦的引用文句，也有被前汉著作家加入的可能，真相如何，尚难确定。反之，在另一方面，这书的著作，也不能后于它的首先注释人赵君卿时代。赵君卿生存年代，虽不能确知，但一般均认为系后汉夫年（可能系三世纪时）前后的人。这书的内容，第一章第一节就有周公与商高（商朝的旧贵族）
的对话，讨论到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就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定理。第二节就有表竿。圆、正方形的使用、高与距离的测量。第二章以后讨论日影与测量等，包括太阳岁动的计算、使用水准为日影获得水平面的方法、一年二十四节气各气日影的长度表、由观测日出日落以决定子午线的方法、各恒星的南中、二十八宿、十九年周期，以及其他天文学上的一些论题。
《周髀算经》除了这些外，它在迷信盛行的时代里，居然能挣脱迷信的污染，只谈天地不谈玄，这真是它的伟大了。
张衡：《张河间集》
张衡（七八～一三九），字平子，河南南阳人。《后汉书》说他：
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大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子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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