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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埃文斯说，“他可是个大人物。”
巴里·贝克曼是他那一代中知名度最高的诉讼律师。二十八岁时当上斯坦福法学院教授，三十岁出头时，离开大学，开始私人执业。他已为微软、丰田、菲利普和许多跨国公司做过代理。贝克曼头脑异常敏捷，举止迷人，有幽默感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大家都知道他在最高法院辩论时（他已在那儿辩论过三次），引用文献的页码来回答法官问题的情形。“阁下，我相信你在第二百三十七页第十七个脚注上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等等。
“巴里有他的缺点。”贝尔德说，“他手头信息太多，很容易跑题。他喜欢滔滔不绝。我曾赢过他一次，也输过一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会看到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垒。”
“还没有提出起诉之前，就请律师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这是一种策略，”贝尔德说。“管理部门现在不想抗辩。他们相信自己会赢，而不想上法庭，因为一上法庭公众会对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他们胁迫我们撤诉。当然，我们是绝对不会撒诉的。特别是我们有莫顿先生充分的资金支持。”
“很好。”埃文斯说。
“同时，挑战也是严峻的。巴里会摆出证据，说全球变暖证据不足。辅助科学软弱无力，十至十五年前预言已经证明是错的。他会摆出理由，说就连全球变暖的主要支持者们也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怀疑：全球变暖能否预见，全球变暖是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变暖是否确有其事。”
“主要支持者们是这样说的。”
贝尔德叹了一口气：“他们是这样说的，在杂志上。”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类东西。”
“这些言论确实存在。巴里会把他们挖出来。”他摇了摇头，“有些专家在不同的时期观点也不同。有的人曾说二氧化碳增多不是一个大问题；但现在他们又说是个大问题。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证人的话不能被反转过来攻击他自己的，这会使交叉询问证人时出糗。”
埃文斯同情地点点头。他熟悉这种情况。你在法学院首先学到的东西就是，法律不是关于事实真相的。它是解决争端的。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事实真相也许会，也许不会，显现出来。通常，它不会显现出来。起诉人也许知道一个罪犯有罪，但仍然不能宣告他有罪。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贝尔德说，“这场官司要以太平洋的海平面的记录来定。我们已经收集到了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数据。”
“为什么要根据海平面的记录来定？”
“因为我相信，”贝尔德说，“我们应该扭转这场官司的方向。这场官司是关于全球变暖的，不是打动陪审员情感的事情。陪审员看这些图表会感到不舒服。通篇讲的全是十分之一摄氏度。让他们的头都要爆炸。这是技术细节。是专家们的遁辞，对一般人来说太枯燥乏味了。”
“但，陪审员会把它看成是一桩孤立无攫、深受其害、一贫如洗的人们被洪水赶离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的案子。一桩关于海平面急剧上升——令人费解的上升——不知任何缘由上升的可怕的案子，如果你没有接受近年来某种离奇的、史无前例的东西已经影响到整个世界这个观点的话。这件案子就更可怕了。这种东西正在使海平面上升，而且威胁到无辜的男人们、女人们和孩子们的生命。”
“这种东西就是全球变暖。”
贝尔德点点头：“陪审员一定会得出自已的结论。如果能给他们看一看具有说服力的海平面上升的记录，我们就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了。当陪审员看到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他们就会谴责某些人的。”
“好的。”埃文斯明白贝尔德想说什么，“这么说来，海平面的数据很重要。”
“是的，但它必须可靠，无可辩驳。”
“很难弄到吗？”
贝尔德竖起眉毛：“埃文斯先生，你了解一点对海平面的研究吗？”
“不了解。我只知道全世界的海平面都在上升。”
“不幸的是，这种说法还存在争议。”
“你在开玩笑。”
“我没有幽默感，”贝尔德说，“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海平面是不能存在争议的，”埃文斯说。“非常简单，满期时你在码头上做一个记号，一年一年地去测量，看看它上涨……我的意思是，它怎么可能很难？”
贝尔德杈了一口气。“你认为海平面很简单，相信我吧，不简单。你听说过大地水准面吗？没有？大地水准面就是地球重力场的等位表面，接近平均的海洋表面。你明白吗？”
埃文斯摇摇头。
“唔，它是海面测量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贝尔德轻轻翻着面前那一大摞文件。“冰－水－均衡说建模如何？海面升降和地质结构对海岸线的动力学又有什么影响？全新世的沉淀性次序？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有孔虫类的分布？沿海古环境的碳分析？氨基酸地层？不明白？不能让你想起点什么？我向你保证，海平面是一门争论激烈的专业。”他把最后一份文件朝旁边一扔。“这是我正在努力完成的事情。但在这个领域内部的争论使找到一套无懈可击的数据变得更加重要。”
“你弄到了这个数据？”
“是的，正等他们送来。澳大利亚人有几组数据。法国人至少在莫瑞亚有一组，在帕皮提也许还有一组。Ｖ·阿伦·威利基金会资助测量的有一组，但也许持续时间太短了。还有另外几组。我们正拭目以待。”
对讲机响了起来。他的助手说：“贝尔德先生，德雷克要跟你说话，他从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打来的。”
“好的，”贝尔德转向埃文斯，伸出一只手，“很高兴跟你谈话，埃文斯先生。再次感谢乔治。告诉他什么时候想来这里看看随时都可以来。我们都在这里努力地工作。祝你好运。出去时请将门关上。”
贝尔德转过身，拿起电话。埃文斯听见他说：
“喂，尼克，他妈的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在搞什么鬼，你能帮我摆平吗？”
埃文斯关上门。
他烦恼不已、忐忑不安地走出了贝尔德的办公室。贝尔德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能说会道的人之一。他知道埃文斯是代表乔治·莫顿来的。他知道莫顿只差一点儿就要为这场官司捐献一笔巨款。贝尔德应该对此乐观，而且信心十足。确实，他一开始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我们会打赢这场官司。 不过，埃文斯也听见：
挑战是严峻的。
没有一位专家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
我们应该改变这场官司的方向。
这场官司要以海平面的记录来定。
海平面是一个存在激烈争论的专业。
我们正拭目以待。
这场谈话当然不能被看作是一次增强埃文斯自信心的谈话。至于他与詹尼弗·海恩斯在一起录像的那一段，即探讨这场官司要面对的科学问题时也是如此。
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从事法律工作的人说出自己的怀疑实际上就是充满自信的表示。埃文斯本人就是律师；他渐渐地了解到一些与审判有关的事情，他们也非常诚实，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他。由于数据的复杂性和陪审员集中注意力的时间较短，他们要打赢这场官司不容易，但他们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即使不容易，他们也要打赢这场官司。
因此：他会动莫顿继续吗？
他当然会。
詹尼弗等在贝尔德办公室门口。她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你回会议室。”
埃文斯说：“真的很抱撇，我不能回去了。我的日程……”
“我理解，”她说，“那我们就另找时间吧。我在想，你的日程安排是不是真的很紧，我的意思是，你是否有时间吃个午饭。”
“噢，”埃文斯不失时机地说，“没有那么紧。”
“那好。”她说。
《恐惧状态》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
１４ 卡尔弗城
８月２４日，星期二
中午１２时１５分
他们在卡尔弗城的墨西哥餐馆吃午饭。餐馆里静悄悄的。一个角落里坐着附近索尼电影制片厂的十来个影片剪辑员。一对高中生正搂着亲嘴。还有一群上了年纪的戴着遮阳帽的妇女。他们坐在一个角落的包厢里，两个都点了今日特餐。
埃文斯说，“贝尔德似乎认为海平面的数据是关键。”
“这是贝尔德的想法。坦白地说，我不太清楚。”
“为什么？”
“没有人见过这些数据。但即使是高质量的，也需要他们拿出海平面实际上升的数据，以便给陪审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实际上没有上升。”
“即使如此，也许还是没有，”她说，“你知道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群岛吗，他们担心海水泛滥，因此，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人员来到这里研究海平面。科学家们发现，在几个世纪里，海平面没有上升——在过去二十年内还下降—^”
“下降了？公布了吗？”
“去年……”他说。
这时菜端上来了；詹尼弗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不要三句话不离本行了。她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墨西哥玉来煎饼，一边用手背擦了一下下巴。他看见她的手掌至前臂内侧有一条锯齿状的白色伤疤。
她说，“天啊，我喜欢这种煎饼。你在哥伦比亚特区吃不上像样的墨西哥的东西。”
“你从那儿来吗？”
她点点头。“我来帮约翰的忙。”
“他让你来的吗，”
“我无法拒绝。”她耸了耸肩。“我隔一周去见我的男朋友。或者他来，或者我去。如果这场官司要打下去的话，可能是一年，也可能两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他是干什么的，你的男朋友？”
“律师。”
埃文斯笑了笑：“有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律师。”
“每个人都是。他的专业是证券法。我不感兴趣。”
“你的专业是什么？”
“准备证人和挑选专家。对合伙经营者进行心理分析，这就是我为什么负责核心小组的原因。”
“我明白了。”
“我知道大多数陪审员都听说过全球变暖，而且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事实。”
“天啊。我希望是这样。”埃文斯说，“我的意思是，过去十五年来，这已是既成的事实。”
“但我们需要确定的是，在相反的证据面前，人们会相信什么。”
“比如说？”
“比如我今天上午给你看的那些图表。或者卫星数据。你知道卫星数据吗？”
埃文斯摇了摇头。
“全球变暖理论预言，高层大气层会因截留的热量而变暖，就像一个温室。地球表面随后也变暧了。但自１９７９年以来，我们的轨道卫星可以毫不间断地测量五英里以上大气层的温度。结果显示，高层大气层变暖的情况要比地面轻得多。”
“也许数据有问题——”
“相信我吧。卫星数据被重复分析过十几次，”她说，“这些数据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检查得最为认真的数据了。气象站的数据跟卫星数据也是一致的。变暖的情况也要比理论上预计的轻得多。”她耸耸肩，“对我们来说，这是另一个难题。我们正在设法解决。”
“怎么解决？”
“我们觉得对陪审员来说，这太复杂了。微波探测装置的详细情况——四频道辐射分析的跨轨扫描器——以及二频道是否因为日漂流、卫星间不均匀性和时变非线性仪器反应而得到纠正的问题……我们希望它会让他们举起手来。总之，这就够了。”她用餐巾擦脸时，他又看见顺着她手臂内侧的那条白色的疤痕。
“你手上是怎么搞的？”他说。
她耸了耸肩：“在法律学校弄的。”
“我以为只有我的学校才那么粗暴。”
“我给市中心的一个空手道班上课。”她说，“有时候很晚才下课。你还要一点炸土豆片吗？”
“不用。”他说。
“要买单了吗？”
“给我说说。”他说。
“很简单。一天晚上，我正准备开车回家，一个人跳到乘客位上，拔出一支枪来，命令我把车开动起来。”
“你班上的人？”
“不是。一个大小伙子。快三十了。”
“你怎么办？”
“我要他下车。他要我开车。因此我把车发动起来，一边挂挡，一边问他想去哪儿。他愚蠢之极，竟然给我指路。所以我掐住他的脖子。由于我出手不重，他开了一枪，打穿了挡风玻璃。随后我又用肘部打他。两次、三次。”
“他怎么样了？”他说。
“他死了。”
“天啊。”埃文斯说。
“有人做出了错误决定，”她说。“你那样盯着我是什么意思？他身高六点二英尺，体重两百一十磅，从这里一直到内布拉斯加州都有他的犯罪记录。持枪抢劫，用致命的武器袭击他人，你能想得到的罪行他都犯。你认为我应该为他感到难过？”
“没有。”埃文斯急促地说。
“你是这样认为的，我从你的眼腈里看得出来。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个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做？让我来告诉你吧。人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那天晚上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我很高兴，死的不是我。但是，当然，它仍然让我感到不安。”
“我同意你的看法。”
“有时我一觉醒来，一身冷汗。看见子弹在我眼前把挡风玻璃击得粉碎。我意识到自己离死亡是多么近。我愚蠢。我应该首先就把他杀了。”
埃文斯不说话了。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有过一支枪顶在你头上的经历吗？”她说。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