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 第11部分

　　的父亲相连。抽象化的父亲即父之名（the　name　of　father），在个体一生

　　中、在整个文化中起着重大作用。父之名既可由生父担任，更常常由生父的

　　代理人如继父、叔伯、上司、国王、巫师或教师等充任。它代表神秘的象征

　　性　（符号性）权力，既是个体成长之规范，又可能成为个体成长之阻碍。

　　不过，不是象征界而是现实界，才是个体之成为主体的最终支配性力量。

　　现实界，这类似于弗洛依德的“本我”，是处在知的彼岸，在意识范围内几

　　乎无法觉察的东西。它位于想象与象征界之外，是主体无法自控却反而控制

　　主体之“权力”，但又确实“在场”，永远在那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

　　想象界与象征界不过是它的预动而已。可以说，现实界正是“他者”的来源，它以“他者”的形式控制主体。现实界的特殊作用在于，不断产生“欲望的

　　客体”，施放“他者”迷雾，使个体处在寻求满足又难以满足的状态，从而

　　形成“焦虑”。

　　审美显然总是与想象的或幻想的东西相连的，因而在这“三角结构”中，审美首先属于想象界，即同自恋性镜象联系在一起。但在拉康那里，审美更

　　主要地属于象征界，与语言规范紧紧相连。因为，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趣转　引自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第149　页。

　　味等更主要地是文化即象征秩序的产物，离开象征秩序根本无从谈论审美。

　　这样，审美的东西总具有语言结构，可以由语言学途径去探索。当然，对拉

　　康而言，现实界通过“他者”才是审美之真正支配者。“他者”不断提供欲

　　望的客体，如优美、崇高和悲剧等。所以，审美不过是现实界这“他者的话

　　语”。美学的任务就应当是从语言途径去探索审美与无意识欲望、现实界或

　　他者的关系。但是，关键在于理解“他者”的含义。“他者”的含义取决于“现实界”的含义，这又是拉康本人所无法圆满给出而只能予以神秘化的。

　　杰

　　杰姆逊的看法颇有意味：现实界“就是历史本身”。现实界不属于语言概念，而就是代表“绝对拒斥象征化”历史本身。如果这一看法成立，那么“他者”

　　就不应再具有神秘性，而就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对立特征在主体

　　结构中的话语折射形态。审美作为“他者的话语”，也就正是历史演进的象

　　征性形式。

　　由此可见，拉康的研究也许本身是不具有历史意味的，但只要我们从历

　　史视界去予以重新审视，却可以从中窥见那暂时被遮蔽的历史。这是因为，拉康的本文本身已包含着某种颠覆“语言乌托邦”而返回历史的可能性。这

　　一点在他1955年爱伦·坡的小说《失窃的信》的著名分析中集中体现出来。

　　从这一实例中，我们可以具体见出无意识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三角结构模型与文学研究

　　语言的权力何在？它如何既能建构又能颠覆主体？拉康把主体“三角结

　　构”模型嵌入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小说　《失窃的信》中，作出了回答，也为

　　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模型。

　　《失窃的信》的故事并不复杂，颇有侦探小说意味。王后收到一封机密

　　信，正在细看，冷不防国王进来，情急中只好把这启封的信摆在桌面上，以

　　为这反而不会让国王疑心。就在这紧要关头，大臣又进来了。他一眼认出了

　　写信人的笔迹并看透了王后的隐秘，就在王后眼皮底下用调包计把信“窃”

　　走。因国王在场，王后敢怒不敢言，被迫装作若无其事。事后，王后命令警

　　长找回失窃的信。警长能力低下，把大臣的住宅里外搜遍却一无所获，只得

　　求助于业余侦探杜宾。杜宾智力过人，似乎毫不费力便找回信，捞取一大笔

　　酬金。他后来告诉警长，根据推理，那位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的大臣喜欢别

　　出心裁，因而会象王后那样把信放在显眼位置，以此作障眼法。于是，杜宾

　　便设法在壁炉架上挂着的文件袋里“换”回了那封要命的信。

　　拉康把这篇小说带入他的“三角结构”模型，从而在小说中发现同一“三

　　角关系”的“自动重复”结构。小说有两个场面：第一场面是“主要场面”，第二场面是它的重复形式。

　　主要场面发生在王后卧室，出场人物有王后、国王和大臣三人（如图）。

　　国王对王后收到信之事视而不见，具有唯实者的低能（现实界）；王后因此有秘

　　密可藏的错觉，这属想象界的自恋性错觉；大臣则看清两人的弱点，拿走信，这显示出象征界的眼力。第二场发生在大臣寓所，出场者为警长、大臣和杜

　　宾（如图）。警长处在1号位入替前一场的国王，他也一无所见；大臣取代

　　王后占据2号位，犯了与王后同样的错误：自以为秘密可保；杜宾取代大臣杰　姆逊：　《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理论的意识形态》，卷1，伦敦，1988　年版，第104　页。

　　进入了3号位，他象上一场大臣那样看到了本应收藏的信放在显眼处，于是

　　也用调包计取走了原信。

　　在拉康看来，关键是把内容不明的“信”看作一种无意识隐喻，即它是

　　无意识愿望的一个能指，这个能指表明：一种规范性语言　（a　formal

　　language）决定主体。“信”是王后本人的“象征”，“她把自己的存在寄

　　于其中，这个象征是违法的”。正是在此拉康发现了语言的权力对主体的绝

　　对支配性能：“恰恰是那封信和它的转手制约着这些主体的角色和出场方式。

　　如果它　‘被搁置’，他们就会遭受失信的痛苦。他们将从这封信的阴影下走

　　过，变成信的折光”。例如，这封失窃的信仿佛享有主宰人吉凶祸福的神奇

　　权力，因为它“暗含着凶兆”，可以令王后或大臣受到惩罚。所以对拉康来

　　讲，重要的不是关心罪行和过失，而是“由那封信构成的对立和诽谤的象征”，拉

　　即信这种语言规范对主体的支配性功能。信为主体设定角色位置，令主体无

　　条件置于语言规范的重复性控制之下，正如杰姆逊所评论的，这种自动重复

　　结构“把一种结构化权力施加于在某个时间里占据这些位置的主体身上。因

　　杰

　　而能指链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而这种叙事的所指“恰恰是语言本身”。

　　这表明，拉康的叙事分析实为语言的权力的寓言性阐释：语言结构既可以建

　　构主体，也可以颠覆主体，恰如中国古语所谓水能载舟也可覆舟一样。实际

　　上，语言对主体的建构正象王后和大臣对自己的自恋性错觉一样，都是一种

　　幻觉。因而拉康所力图证明的是，语言对主体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颠覆性权力。

　　原来，拉康所竭力探寻的无意识的语言性乃至主体的语言性，与其说是

　　引向语言对主体的建构，不如说是引向语言对主体的颠覆。这表明，拉康的“语言乌托邦”其实是“否定性乌托邦”，即语言的卓越功能不在于它肯定

　　或建构主体，而相反在于它否定或解构主体。这无疑是一个语言悖论。这个

　　悖论的存在是确实的，但不是绝对不变的；同时，这个悖论的根源无法由拉

　　康的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学揭示出来。拉康的理论“贡献”正在于他使人看

　　到了这个悖论，并且也看到了他本人的局限处。

　　应当看到，拉康关于《失窃的信》的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

　　应用价值。首先，“三角结构”及其重要模型，可以变通地应用于某些合适

　　的本文的分析，从而有助于追究语言结构对主体的支配性权力，并顺此使历

　　史阐释置入其中。在我们看来，语言的权力根本上是历史的权力的显示。其

　　次，拉康对本文的不同凡响的拆解，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新的本文胜景，这使

　　得作者和一般读者都成为把头埋到书里的鸵鸟。也就是说，拉康违反常规地“读”出的本文意义，看起来是全新的，但实际上又是本文完全显露出来的。

　　本文既显露又隐藏一些东西，从而为不同读者的自由阅读和自由发现提供了

　　伊

　　可能性。因此，伊丽莎白·赖特相信，拉康的上述模型可以用作“阅读过程拉　康：　《〈失窃的信〉的讨论》，《当代电影》，1990　年第2　期，第43－60　页。杰　姆逊：　《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理论的意识形态》，第62　页。伊　丽莎白·赖特：《心理分析学批评：实践理论》，据《精神分析》，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年版，第331页。

　　伊

　　的模式”。再次，围绕拉康分析而展开的德里达、约翰森等的讨论，可以帮

　　助人们了解本文研究中的其他复杂情形。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于　1975

　　年写　《真理的供应商》批评拉康把能指理想化，犯有“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弊端，即处处把能指与生殖器形象、与欲望联系起来。

　　这在我们看来，拉康的偏颇正在于，他把“语言乌托邦”片面化为“能指乌

　　托邦”，而且这种“能指乌托邦”又是与性象征密切关涉的。两年后，约翰

　　森　（Barbara　John－son）在题为《参照框架：坡、拉康和德里达》　（1977）

　　的论文中，则向德里达挑战。她认为德里达重犯拉康的错误：同拉康把能指

　　理想化一样，德里达强调能指的“延异”和“播散”等，也是把能指理想化

　　参

　　了。这等于说，如果拉康的“能指乌托邦”是“菲勒斯—能指乌托邦”的话，那么，德里达也有他的“能指乌托邦”，不过是能措游戏的或播散性能指的

　　乌托邦。这表明，后结构主义的本文研究容易陷入使能指过分理想化的能指

　　乌托邦险境。

　　心理分析诗学的症候

　　无论是弗洛依德还是拉康，心理分析诗学都体现了同一条思路：从无意

　　识语言学角度探寻叙事、象征、寓言、化装和重复等语言规范对主体、审美

　　的功能，或者说，语言的权力对主体、审美的影响。弗洛依德最初与后来的

　　拉康相近，认为无意识具有语言性，但后期却转而强调无意识先于语言，这

　　等于亲自舍弃以前的语言论视界。拉康虽然致力于返回前期弗洛依德语言论

　　思路，并且更坚决地突出语言的重要性，确乎可以说建构起心理分析学的“语

　　言乌托邦”了；但是，这一“乌托邦”之所以是“乌托邦”，就在于它本身

　　不是要证明语言对主体的正面建构力量，而是相反要表明语言对主体的负面

　　颠覆力量。其实，当弗洛依德后期注重无意识对语言的先在性时，也等于是

　　体察到语言对无意识的负面压抑力量，因为语言代表着超我、理性、文明性

　　道德等对无意识的颠覆性规范。心理分析诗学既说语言是重要的，又说它是

　　颠覆性的，岂不矛盾？如果真的相信语言是颠覆性的，那就索性承认好了，为什么偏要自欺欺人地说语言是重要的颠覆性的？其重要性难道就是其颠覆

　　性？实际上，心理分析诗学的危机存在于如下症候之中：它正确地发现语言

　　的权力，但却无法找到使这种权力效力于主体的解放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主

　　要是由于，它无法把无意识语言结构研究置于更为根本的历史视界之中。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抛弃心理分析学的遗产，相反，应当重视它提出

　　的问题和它的症候。它提出的主体在语言结构中的位置、无意识的语言性等

　　问题，提醒我们关心语言的威力；而在它陷入迷津之处或病入沉疴之时，我

　　们的历史视界却可能展示走出迷津、或者妙手回春的前景。当然，这还只是

　　一个有等于深入谈论的话题。

　　总之，心理分析诗学从无意识语言学探索文学，不失为二十世纪西方语

　　言论诗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是富于特色的，但又是偏颇明显的。

　　伊　丽莎白·赖特：　《现代心理分析批评》，据杰弗森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0　页。

　　参　见约翰森：《参照框架》，据扬（Robert　Young）编：《松开本文—后结构主义读本》，伦敦，1981　年版，第225—242　页。

　　文学与存在语言学

　　人存在着，总要追问存在的意义。当他思索存在时，存在就进入语言。

　　正是在文学　（诗）语言中，存在寻到自己的家。由于如此，存在语言学与文

　　学便发生了联系。

　　这里的存在语言学，同无意识语言学和象征语言学一样，并不属于狭义

　　的语言学，而应当从广义上来理解。同时，它与文学发生联系，不是由于它

　　能象结构语言学那样提供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的文学研究模型，而

　　是由于它能让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去体验文学，思索文学的意义。这种新的

　　方式正表现为存在、语言和文学　（诗）的同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加达

　　默尔向人们展示了这种同一。

　　存在语言学与文学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gger）不曾打算建立专门

　　的文学理论或美学，而是悉心思考存在的意义问题。那么，他的存在语言学

　　又如何同文学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