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却因她身子滑溜溜地，一把没抓住。这时玉儿已冲到院子里，声声惨叫。来永忙追出去，一把揪住她的长发，一手捂住她的嘴，拖回屋里。玉儿仍声声尖叫，拼命挣扎。来永慌忙抓过枕巾，堵住她的嘴，又扯过地上的尼龙绳把她反绑了起来，再绑住双脚，抱到床上。玉儿就在床上扭动着身子，鼻子里仍呜呜哼叫。
过了一个多小时，玉儿才安静了下来。虽不挣扎，不出声了，却泪流满面。来永百般地宽慰她，抚摸她，说了许多好话，才扯出她嘴里的枕巾，解了捆她的绳子。玉儿坐起来，揉搓着勒红勒痛了的手腕脚腕，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
来永又说：“玉儿，我也是为了你……我是太喜欢你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玉儿这时开了口：“我是个人，是个女人，不是头牲口。你要是再糟践我，我就死给你看！”
惊得来永倒吸了一口凉气。
打那，虽玉儿仍顺从地跟来永过那个生活，可任他怎么摆弄，却从来没有过一次快感。来永也从未得到过如跟赛金花或跟小秀时那样淋漓尽致的一次满足。不过来永再不敢给玉儿灌兽药了。
过了七八天，三猛见来永不通知他去取营业执照，就到城建局办公室去找。
来永冷冷地板着脸，从抽屉里拿出了三猛原先写的那几页纸，放在了桌子上。
三猛顿时结巴起来：“怎怎怎么？没没没批？”
来永看也不看他，说：“没批。”
三猛又问：“为为为啥，没没没批？”
来永懒得搭理他，说：“你得上兽医站去考试，考合格了，才有资格申请哩！”
三猛还想问什么，来永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走吧！快走吧！我还有事哩！”
三猛出了办公楼，冲着院子中央的假山花坛就骂起来：“这个癞蛤蟆下三烂王八蛋，活该断子绝孙！”
这天上午，桃林县第二建筑公司的贾经理给韩立冬打来个电话，说下午要来看看他。韩立冬知他是为进一步落实承建百货批发市场工程的事，就笑道：“我还用看吗？免了吧！”贾经理说：“韩局长，请您一定等我。我到那边还有点儿别的事儿，一块儿看看。”
下午4点半，韩立冬在办公室里又接到了贾经理的电话，说：“韩局长，我现在你家门口呢。弟妹也没在家，请您回来一趟吧。”
韩立冬就明白贾经理是给捎来了什么土特产品。这个老贾，这么快就侦察到了自己的家。说：“咱们还是一块儿去饭店吧，今晚我做东。”贾经理恳切地说：“还是请您回来一趟吧！我有几句话想跟您单独说说。”
韩立冬就忙骑车子回去了。贾经理和司机给他搬下了一塑料桶活鲤鱼活鲇鱼、两箱桃花运特酿、两箱五月鲜白桃，还有一大包海米海蜇鱼片。坐了几分钟，也不让沏茶，挺谦恭地说了几句：“批发市场工程的事，还望局长多多关照。”就告辞要走。韩立冬留他们吃饭，贾经理说：“县里有事。”又悄悄地问，“韩局长过几天到桃林去看看吧？您定个时间，我带车来接您。给您弄颗鲜桃尝尝。”
韩立冬笑笑，摆摆手。
贾经理走了十几分钟，韩立冬却又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韩局长，有一箱五月鲜，您要送人的工夫，先打开看看。”
韩立冬就明白那里边放了东西了，忙去查看。看了一箱，全是红尖白桃。又打开另一箱，只见桃子上边放了一个信封，拿起来看看，是一袋子大票。掏出来数数，是5000元。就想，这个事儿可不行，抽空得给他送回去。
晚上9点多，韩立冬在县招待所参加完一个酒场骑自行车回家。走到离望荷桥还有十几米时，忽听有个女人叫他，下了车，回头一看，却是秀娟。秀娟走近了他，先客气地问了几句局长这么晚还忙工作呀，又说了不少感谢他给表弟办了调动的话：“俺和玉儿老想请请您，又怕请不动您这大驾，还怕给您造成不好的影响。”韩立冬笑笑说：“一点儿小事，不用谢，也不用请。”就要上车。这时秀娟机警地四下看了看，离他更近了些，低声道：“韩局长，我跟您说几句玉儿的事。”
“玉儿？”韩立冬心里一颤，本来挺热的脸更热了。就跟她走到沉荷湾边柳树下的黑影里。
秀娟换了一种称呼，说：“韩大哥，玉儿家里的事，你可能还不大了解。她爹是梨花寨的苗家老户。她奶奶生了四个孩子，其他三个都是五六岁七八岁上生了病没钱治早夭了，只剩下玉儿她爹一条根儿。玉儿她妈是西边几百里的外地人，经一个亲戚介绍来的。刚来的工夫才19岁，长得又瘦又黄，玉儿爹大她五岁。两人结婚以后，玉儿妈老是病病歪歪的，到二十三四岁身子才壮了些，生了个儿子雷子，30岁那年生了玉儿。按说两口子长相都不算太漂亮，可儿子个头蹿到一米七八，是那种英俊小伙。玉儿就更不用说了。”接着，秀娟就把玉儿高三没上完，为了哥哥雷子就业和小香结婚，辍学就了业，19岁让来永强行占了，不满20岁改为23岁结了婚，老挨打挨骂，还给绑在一把老梨木太师椅上，上老虎夹板、刺青、灌兽药等等诸多事情讲了一遍。说，“玉儿原先只知来永给她灌的是刺激性挺强的药，不知道是兽药。后来，我的一个瓜蔓子表弟三猛来找我给办兽医营业执照，发牢骚漏了一句‘给来永那小子的老婆都配好了药，他娘拉个蛋的连个证都不给办’。我这才知道给玉儿灌的是让牲口发情的兽药，恨得我大骂了三猛一顿。后来告诉了玉儿，把她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又讲了来永父母和来永的诸多劣迹。“这个老来是真行，商业局和以前他干过的几个单位，都搞得不怎么样，眼看快‘放学’了，嗨，不知是啥关系，倒弄了个县政协副主席，副县级。听说是地区里有人。”又说，“玉儿是个好女子，可她的命真可怜！您这当局长的，多关心着她点儿。如果玉儿离了婚，就彻底解脱了。反正又没留下孩子。”
秀娟的一席话，虽声音不大，却如一串串惊雷在韩立冬头上轰轰直响。但他仍不动声色，说：“我知道了。玉儿的情况，你就不要对任何人讲了。你跟她是好姊妹，要多关心她。”秀娟点点头，又告诉了韩立冬自己单位上和家里的电话号码，说：“韩大哥，您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能办的，一定尽犬马之劳。”
胡泊记起李长胜让他联系丁琳的事，就先打查号台，查了西郊木材厂的电话号码，打过去，通了，却是业务科。胡泊问：“请问，丁厂长办公室的电话是多少？”对方没好气地说：“知不道！”“砰”地扣了话筒。胡泊想这人咋这么熊？又问查号台，答复还是业务科的这个号。胡泊灵机一动，又拨木材厂业务科，却换成了普通话，慢悠悠地打着官腔道：“喂，西郊木材厂吗？我是区政府办公室，请你们丁厂长接电话。”业务科的人口气顿时大变：“噢，噢，区政府呀？请你直接要丁厂长办公室。”接着就告诉了号码。胡泊拨了号，是个女士接的。胡泊说：“喂，丁琳吗？我……”对方忙说：“噢，您找丁厂长？请稍等。”丁琳接过话筒，问：“哪一位？”胡泊自报了家门，丁琳笑起来：“好几年不联系了，怎么想起老大姐来了？”胡泊说：“两个事儿，一是单位垮了，我下海了，你那边有什么业务，我可以帮着干干。特别是拍广告照片做宣传的活。二是……李长胜想……”丁琳忙打断了他：“嗯，过十分钟，我给你打，好吧？”胡泊知她那边有外人在场，说话不方便，就告诉了这边的电话号码。
十几分钟之后，电话来了。胡泊说：“不愧是女企业家，时间观念挺强呀！”就说了李长胜想跟她见见面的事。丁琳长叹了一口气，说：“胡泊，你不知道，当年为这事儿，差点儿把我闹出了精神病。见好？还是不见好？”胡泊就把李长胜的工作单位、电话号码、传呼号、手机号都告诉了丁琳。丁琳说：“胡泊，我先谢谢你！这事儿，我再考虑一下。业务上的事，有了线索，我就告诉你。”
胡泊的父亲原是市汽车修理五厂的电工，母亲是一个小百货商店的营业员。母亲生了他之后，身体一直不大好，就没再生育。胡泊高小刚毕业，“文革”就轰轰烈烈地爆发了。汽修五厂的工人冲着市委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砸烂”，一派是“捍卫”。“捍卫派”里老工人、优秀工人多，“砸烂派”里调皮捣蛋的工人多，甚至还有几个刑满释放分子。厂长的位置被一个造反派孟司令取代，叫革委会主任。孟司令看中了胡泊父亲懂电会摆弄收音机，就派人动员他“反戈一击”，加入“砸烂派”，给司令部去管理“喉舌”扩大器和高音喇叭。胡泊父亲却坚决不干。孟司令觉得丢了面子，捏造了个罪名，说胡泊父亲在家里弄个收音机偷听敌台，伺机叛逃，让人把他抓了去，批斗毒打了好几场，最后给扣上了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改造。父亲一倒霉，妻子儿子也跟着受了连累，成了“反属”。
胡泊上了初中后，不但当不上红卫兵，还常受到几个“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的谩骂。胡泊虽不敢反驳，可打心底里恨透了那个孟司令。只有从小一块儿光着腚长大的同班同学李长胜、金大章不歧视他，还常找他一起玩。有的孩子欺侮他，李长胜、金大章就站出来护着他。过了一年，胡泊16岁了，个子也蹿到了一米七。他瞅准了已当上局革委会副主任的孟司令每天下午下了班要打护城河上的一座石桥过，初冬的一天傍晚就悄悄地埋伏在桥头下边。见孟司令骑自行车上了桥，他像一只猴子灵活地冲了上去，连人带车子把孟司令推下了护城河。河里全是肮脏的臭水烂泥，孟司令好不容易才从冰凉的泥水中爬上了岸，去向公安局报了案，说是“阶级敌人陷害红色革命造反领导干部”。公安局的人查了好多天，也没找到肇事者，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1970年，城里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胡泊本属于独生子女，按规定可以留城。可因为父亲的问题，还是要下乡。母亲默默地为儿子收拾了行装。胡泊和李长胜、金大章一起下乡去了。那个小村，离天河有六百多里。临行前，母亲让金大章、李长胜多照顾小弟弟胡泊，金大章和李长胜说：“阿姨，您放心吧！”
下乡后，胡泊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村里的农民和知青们并没有歧视他。加上有金大章、李长胜兄长般的呵护，胡泊感到在农村反而比在城市里自由多了。
他在村里极其秘密地谈过一段非常短暂却又是刻骨铭心的恋爱。那叫不叫恋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但那个无比可爱的农村姑娘雪儿，却无可奈何地嫁到另一座大山深处去了。那件事，过了十几年他才告诉了李长胜。其他人，谁也不知道。
过了两年，李长胜当了铁道兵，走了。又过一年，金大章也回天河就了业。胡泊在村里当了几年民办教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底才回城。但回城后，却因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纠正，有关部门就是不给安排工作。胡泊为了生活，就到建筑队去当临时工，推沙子、水泥、红砖，后来因活太苦，收入不多，而他身体又不太壮，就不干了。一天，他联系了一个家电维修部，要去当个临时维修工，父亲却因一朝被“电”咬，十年怕“触电”，坚决不让他干。胡泊只好答应不去了。直到1980年，造反派头头孟司令因打砸抢迫害老干部，加上强奸女工给判了十二年徒刑。胡泊又陪父母多次上访，有关部门才给胡泊父亲平了反，并把胡泊安排到一家区办的勺星商店当了工人。可父亲平反后不久就病倒了，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间。父亲的死对胡泊的刺激很大。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他就经常头痛。为了防止母亲担忧，就悄悄地吃止痛片。但就在这时，母亲因积劳成疾，又思念丈夫，患了心脏病，在丈夫去世后不到一年，也在一天夜里悄悄地走了。母亲的死对胡泊的打击更大。他的头痛病又犯了，而且比原先还重，一个月没能起床。后来，胡泊翻来覆去地琢磨，父亲母亲在最艰难的年月里都熬过来了，怎么反而没能过几年舒心的日子呢？
他也曾想过复习功课参加高考的。他不想在商店当一辈子搬运工。特别是店里那个五十多岁外号烂地瓜的老经理，对他非常的呲毛。他早就不想在勺星商店干了。可一拿起书本，脑袋就疼、就晕，试了好多次，都无法战胜那个可恶的头痛病。他这才声声哀叹，这辈子完了！
店里有个叫曹双的营业员，比他大几岁，长得黑黑的瘦瘦的，人愣精愣精，外号黑泥鳅，也有叫他曹泥鳅的。这人很适应气候，觉悟得早，从80年代中期就“亦工亦商”，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请了病假外出跑买卖。家里早实现了电器化，还给闺女买上了钢琴。他就悄悄地劝胡泊不要一棵树上吊死，趁年轻干点儿能挣大钱或能干一番大事业的行当。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泊在市工人文化宫门口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张举办摄影培训班的告示，心中一动，就报了名，每天晚上去听课。刚听了三天，就把积存的几百元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去买了一架海鸥相机。边听课，边练摄影，又跟个老师学暗室技术。几个月之后，把家里的那半间房也改建成了个小暗室。当他冲洗出自己拍的第一张黑白照片时，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呵！画面上是一只在初春的河水中游动的小鸭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