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纳博科夫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欧洲文学大师课”上的发言，这是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流行于欧美的“新批评”暗合的文学趣味，冷漠化、反趣味、反道德化，不过，在我看来，更主要的是，这是一位来自“彼得堡寒冷而又漫长的白夜”中的白俄作家的“反俄罗斯小说传统”的言论。
1991年，《文学讲稿》曾由三联书店出版，印量仅为一千册。对于久闻《文学讲稿》大名而不得睹其真颜的读者来说，对这本书应该是期待已久。不过，对于一名性情急躁并希望早日见到水落石出的读者来说，阅读《文学讲稿》并非一件快意的事情，甚至会对纳博科夫的名声大失所望。毕竟，大多数的读者并非生活在“彼得堡寒冷而又漫长的白夜”中，能有足够的耐心去听一名性情缓慢的文学教师复述一个又一个进展缓慢的文学史上的老生常谈，并且带着自己的“偏见”慢慢告诉你如何去阅读一本本经典小说。当然，《文学讲稿》自然有她的忠诚读者，是属于真正的文学爱好者，能沉醉进语言的畅快与甜蜜之中，无论是对纳博科夫的“偏见”还是“真知灼见”，都见猎心喜，或能激发起一番与前人的辩论。纳博科夫是一名严谨至极的作者，在表述自己的观点与意见之时，运思选材，遣词造句，都尽可能地使其能稳妥地支撑其观点。与这样的作者对话，或许更是文学上的缘分。不过，更主要的，或许还是纳博科夫在“彼得堡寒冷而又漫长的白夜”中的那些“偏见”。
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
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
对历史进行“火力”侦察，他在乱坟岗里扒出了一段人生
□书评人庄秋水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上大学期间，曾辍学加入英国皇家军队服役，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因钟情于古中国文明，毕业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耶鲁他转益多师，跟随美国当代汉学的巨擘费正清教授学到了不少东西。史景迁是幸运的，他的导师在教他汉学以及中国文化时也让他领略了中国的人文精神以及中国文化的迷人的魅力，培育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挚情。从老师莱特教授夫妇那儿，他了解到了在教科书上远读不到的中国——那不仅是神秘的、雾霭重重的中国，也是悲怆的、灾难深重的中国。
他今天是美国汉学界中大师级的人物，和孔飞力、魏斐德一道被称为费正清之后的“三杰”。其治学领域极为宽广，古今兼治，中西双擅；以治明清思想史和文化史为经，以治西方汉学史为纬，纵横交错，东西兼顾，从而在这宏观的背景上编织出深远的、富史诗般意境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他还是一位十分杰出、流行的作家型学者，力图把古老、枯燥的汉学带入当代社会。他的大量著作，文采斐然，妙笔生花，在西方社会一般层面上极大地拓宽了汉学的视野和影响力，开掘了读者群。汉学这一学科在当代欧美受人注目并日益走俏，史景迁居功至伟。
“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
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史景迁教授在《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的前言里写下的这段话，几乎是他的历史著作的主旨和精要。他像一个敏捷的侦探，总是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官方卷帙和飘落在历史风烟里的蛛丝马迹探寻往事真相，并用文学化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让僵化的史料背后的人物从时光隧道中返回，成为活生生的人物。
发生在1728年的曾静谋逆案，以湘西安仁县大路边一个小小学馆里的一次闲聊肇端，无数士子文人的命运因之改变，而一些也许本可以老死户牖的小人物也懵懵懂懂被卷入这弥天大案之中，此案最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和一个不起眼的乡村教书先生之间的“对话”——当然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话。阅读曾静案的整个侦察过程，我们很容易联想起2003年某个非典源的追查过程。史景迁确信：某次和来自省城的陌生人的谈天，某次和邻人的唠嗑，某次途中的被流放边陲的犯人们之间的闲聊，甚至是添油加醋欺瞒吹牛的大话，都在若干年后被掌握着巨大资源和人力的官吏们，从久逝的往事和深埋的记忆里拽了出来。
1729年7月27日，雍正皇帝发出了一系列谕旨，和谋反的士子曾静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讨论。《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里的雍正不是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励精图治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也不是《李卫当官》里和兄弟们比勇斗智心系祖宗基业，这个雍正简直就是不良少年管教所的所长。他立志要让被异端邪说蒙了心的不良老年曾静翻然悔悟，深刻地自我批评，“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谋逆犯转变为一个诚心归向的合作者”。为了让曾静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让曾静学习朱批奏折并写下读后感。皇上和大逆之徒的书面对话，形成了一本《大义觉迷录》的书刊行天下，以求“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后来被他儿子乾隆全部收回销毁。
史景迁的历史侦察，让雍正从历代无数帝王中脱颖而出，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很难用政治手段或权谋一言以概之。
他这种讲故事的历史写作，正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特定时间的故事。大部分历史著作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给事件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会做出这些事，即使他只是“如实”叙述所发生过的事件，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而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则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像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察，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在史景迁的内心深处，他最真切地抵达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小小私塾。
这是我在现在风行的历史写作中看不到的真诚。一些写作者习惯于用现时观念去勒索历史上的人事，或者用一些自创的词汇去套用历史事件。当然并非不可用，但正如史景迁所言，万事万物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历史如此，现实如此。
历史写作也如此。
几十年前，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民族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往往诚惶诚恐讳莫如深，恨不得一下子抹掉记忆，好像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时候，历史是包袱，是负债。一不小心，就要为之人格破产，斯文扫地。三十年河东，如今证明历史不仅不可怕，还很有趣，还是生金蛋的营养鸡。
从黄仁宇的“大历史”纵横天下，到如今皇帝们的幽灵飘荡在大小荧屏上正说反说，消费历史好比消费电器，品种丰富任君选择。但在我看来，市面上无数“死者的倒影”都不及史景迁的一双磨损的软底红鞋耀眼。
如果说《皇帝与秀才》一书构建了一个寒儒社会——读书人一生陷入科考之网，一旦无法及第，便被定格为失败者，于是他们期冀在思想和知识上达到与达官显宦们的平等，那么另一本小书《王氏之死》则构建了十七世纪中国一个边缘小县的日常社会。
史景迁通过三个渠道进入郯城和郯城历史的悲痛。一是1673年编写的《郯城县志》，一是曾任郯城县令的学者黄立鸿的官箴和回忆录，一是郯城邻县淄川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十七世纪中国山东郯城乡下夫人王氏的死亡，经过史景迁的侦察，她的一生骤然再现，并由此勾画出清初庶民社会的重重面貌。
妇人王氏穿着软底红棉鞋，躺在被白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越过她的身体，我们才进入真正的乡村世界，走进我们先人的苦难和梦幻之中。
黑格尔曾简洁明了地评价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在无数雄伟的废墟之外，史景迁从乱坟岗里扒出的一段人生，格外地珍贵而且壮丽。
莱温斯基：与谁的爱情？
莱温斯基：与谁的爱情？
《我的爱情——莫妮卡·莱温斯基自述》
作者：＇英＇安德鲁·莫顿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4年8月
□书评人颜回乐
莱温斯基的口述自传最先露脸是在盗版的小车上，看到了这个女子的脸，很纤瘦，不是以前熟悉的那一张脸，连书名也没看仔细。正版拿到手，书名居然叫《我的爱情》，不是“我的经历”，不是“我的反击”，不是“我不得不说的故事”，居然是“我的爱情”，周围人都哑然：她和谁的爱情？和克林顿？他们之间有爱情吗？其实这些都是中文版翻译加入的颜色，英文名字很朴实，就叫Monica誷Story，而作者是曾经给戴安娜立过传的英国作家安德鲁·莫顿，看来还是挺有来头的一本书。
扉页上说“这是一个关于爱、背叛与迷恋的故事”，书读完了，感觉好像并非如此，在事件演化到后来这种情形以后再来说“爱、背叛与迷恋”，广告语无疑带着些东方色彩缠绵的纯洁，而书中的那个莱温斯基则就只是西方人单纯的简单了，两者看似相似却截然不同。我们总热衷于为暧昧事件中千丝万缕的情愫理个头绪，臆想着她与他的恋与爱，而对于他们，事件的结果即是事件的意义。
后来莱温斯基回忆起与克林顿的第一次偷情，只是简单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忘记一个人一般要靠另一个人，而我的救生圈不过是总统。”她只是想借此忘记当时正在给她伤害的另一个已婚男人，却不小心让自己陷入了更大的麻烦里。
6年过去，当年的女孩早已经长成女人，6年前的那场风波让她平添了无数知名度，也让她在6年内令众多男士望而却步，浅尝辄止，并转而踏上了与当年白宫实习生截然不同的道路。书中有两张照片让我颇有感触，一张摄于莱女两岁时，憨淳的笑容，毫无心机地看着这个世界，据说这也是总统先生最称赞的一张照片；一张摄于克莱两人初识之际，两人礼貌地握着手，却有一种张力在交汇的眼神中无限蔓延开去……莱温斯基在书中仍然说着爱过这个男人，如今再单纯地说“爱情”这两个字似乎变得那么可疑，但一直以来，爱又似乎总比性显得更高尚那么一点。
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提及莱温斯基，只是说：“我和莱温斯基间发生的事是不道德的，是愚蠢的，我深深为此感到羞愧，却不希望被曝光。”
高耀洁：无私自然无畏
高耀洁：无私自然无畏
□记者甘丹
人就要讲社会责任感
记者：很多报道都说过你第一次直接接触到艾滋病人的事情，在这之前你对艾滋病有多少了解？
高耀洁：对这个病的基本知识还是有了解的，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中国的艾滋病有这么多都是靠血液传播的。第一次接触到的那个艾滋病人是一个妇女，送进医院没多久就死了，后来一追查，她就是做子宫瘤手术输血传染上的。于是我才开始注意到原来在我们这里得艾滋病的人多是血液感染。于是我开始印资料，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而且也一直强调，在农村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源。
记者：我曾听你说过你在退休以后，一直是在做妇女保健知识和防止性骚扰的讲座和咨询，1996年后又开始了防治艾滋病。是什么促使你去无偿做这些事情？
高耀洁：是社会责任感。有人老是笑我，说我又忧国忧民了。他们像在说笑话，可是我却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就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记者：你说人就应该有责任感，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人，也不是非得你来讲责任感，你已经70多岁了，一般的老人都会选择安享晚年。
高耀洁：我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小时候有个外祖父，他是个翰林，他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的大伯死得早，我爸爸就在我出生后把我抱给了我的大娘，这个影响我的外祖父就是我大娘的爸爸。我对这个外祖父比对我亲生的外祖父还要尊敬和喜欢。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女孩能读书识字，可是我这个外祖父却教我读了《四书》，直到现在我还是能背出《四书》里很多东西。他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常常跟我说要对人好，他也老是去帮助其他的人，他说：“仁者爱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最早让我看到了有责任感的人，我很敬佩他。
记者：就是你外祖父的影响让你坚持了十年去从事防治艾滋病？
高耀洁：其实我一直不太愿意说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真是经历了一些非人的生存方式，我因为忍受不了这些曾经自杀过三次，为此，我的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二。
我记得，记得清清楚楚，1966年8月24日，被游街后我第三次自杀。那个时候我的三个孩子都还小，他们看着我，在旁边哭啊，喊啊：“妈啊，妈啊。”我突然就觉得我不能死，我要站起来，为了我的孩子，还要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说实话。那次的经历让我开始发生了转折。
我是个妇产科医生，我那时能做的就是好好地看病。（笑）防治艾滋病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就是觉得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就是该为弱势群体说话，因为我曾经也是弱势群体。
关注艾滋孤儿再打“黑洞”
记者：听说你现在还在写关于艾滋病的书？
高耀洁：我前不久刚写完了的《艾滋泪》已经交给出版社了。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个关于艾滋病的故事。还有一本书叫《艾滋殇》，是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写的，写的是地方上的艾滋病病情现状。在这本书里，我把我所了解到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