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书中写道：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极权统治与告密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对于天高皇帝远的暴君专制而言，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统治更加令人恐怖，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时刻，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仅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做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她回忆道：〃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应该说郑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黄苗子与聂绀弩、冯亦代与章伯钧、英若诚的经历等等，都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幕。许多知识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写了控诉那个时代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实，但仅仅有控诉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反思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罪恶。
或许郑念是基督徒的缘故，郑念在小说中不仅有控诉，更有反思，这种反思表现了郑念对幽暗人性的深刻认识，她曾写道：
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轻，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这里，郑念反求诸己，表达了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观点。或许在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个平庸的邪恶导致了集体灾难的降临。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或许这种每个人所有的〃平庸的恶〃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性基础。郑念的这本书也为此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后悔与无悔1949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文革〃劫难之后，大多会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设。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陆，那自己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多数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把自己的行为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并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表示不后悔。
与这些知识分子不同，郑念是明确表示自己后悔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郑念有些像陈寅恪，陈寅恪就曾在诗中对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后悔之意。得知女儿曼萍的死讯，郑念曾自责道：〃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郑念还写到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妇。〃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诉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郑念及其朋友对自己选择所表达的后悔，表现了她的诚实。许多知识分子用爱国的言辞来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难道离开的人就不爱国吗？书中曾写到她其离开祖国时的感受：〃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在此书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对中国的种种关注。这一切无不体现郑念的爱国精神。
或许他们对于爱国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陈寅恪、郑念看来，爱国的前提应该是国家爱护我们。一个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发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呢？对于这样没有人权的地方，最好的选择恰如《诗经》所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园〃。
个人的抵抗：郑念的《上海生与死》
沈睿《英语〃中国主题小说〃阅读笔记（三篇）》，世纪中国网站，20060623郑念对文革的个人叙述《上海生与死》出版于1987年。出版后即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连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本书。使作家约翰〃库切感到惊异的是本书主人公的勇气，他评价为，〃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的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记录。这种压力可能使大多数人崩溃，而她的抵抗加续到一个重要无比的时刻，在那刻，她手带拷镣，牙龈溃烂，体内不停地大出血，被疑是子宫癌，在这个时刻，她被通知说，由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她被释放了，可以回去重过以往的日子了。她拒绝了自由：她宁愿待在狱里，她说，直到这个政权向她道歉，并在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公开。她拒绝屈服，直到她被强扭着扔到街头上去。〃库切称赞这是一本〃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郑念的身世在中国的背景下有些不同寻常。她是一个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年青时代，她留学英国，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丈夫。他们一起在一个激进的左翼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经济学。学成回国后，丈夫工作，她相夫教子，过着中产阶级平静的日子。她的丈夫曾为民国政府的外交部工作，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期待能为建设新的中国出力。可惜，他并未得到政府特殊重用，幸运的是他在得到中央政府同意之后，受聘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驻中国办公室。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这种幸运之中，郑念一家的生活方式成为新中国危石之下仅存的几个完卵之一，继续维持过去的中产阶级生活。更幸运的是，1957年他因病去逝，免去了后来政治运动的灾难。可是，他的妻女将为他选择留在中国付出代价。
郑念在丈夫去逝后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协助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原因是壳牌公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从中国人中任命主管，派来的英国人主管不会中文，因此，郑念便被派作协助工作。作为一个三十年代末留学的受过教育的女性，郑念显然十分胜任工作。她的工资是由壳派公司发的。在那个时代，她也许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职业妇女之一。她可以经常出国，来往于香港，英国和中国之间，她有很多机会把女儿送出去，但是，女儿是新中国中成长的，热爱这个新社会，不想出国。女儿漂亮，被选作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她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自己的房子里，保留着中国富裕阶级的生活方式。
1966年8月初，已经不再为壳派石油公司工作的郑念被揪到批斗会场，观看壳牌石油公司原总会计的批斗会。那时，壳牌公司已经停止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在生产了自己的石油后，决定断绝与外国的石油生意。郑念已赋闲在家。一两个星期后，文革的冲击波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据说是自杀，虽然郑念不相信她的女儿，那么热爱生活，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会在不知道母亲生死的状态之前自杀。郑念坚信女儿是被谋杀的。可是，女儿的死是文革初期混乱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认真调查此事。1980年秋，在经过多年的周密计划之后，郑念终于得以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壳牌公司又为她买了头等舱机票，她飞往加拿大，与妹妹会面，后来又移民美国，终于在首都华盛顿定居。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红色中国成立后就不断被批判和改造。除了那些享受共产政府特殊待遇的人，大部分的人经济地位都一落千丈。郑念是极为少有的以自己的能力，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之一。这种生活方式，不害人，不害己，没有任何可责备之处。但是，在一个疯狂地反对、害怕外国的红色中国内，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看作是要破坏伟大红色国家的里通外国的间谍，更何况是为一个外国公司工作的职业妇女了。仅仅因为此，仅仅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郑念就被认定有罪，被投入监狱。导致家破人亡。一个国家的对外心态也反应其对内心态。高度不信任外国人，以为外国人都是敌人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对内毫不信任的结果，也是对自己毫不信任的结果。这种时时刻刻担惊受怕地以为外国人要把自己毁灭，内部人想推翻自己的神经质状态，导致的是红色中国一次比一次疯狂的政治运动，结果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对人性的毁灭。
看透了这一点，1980年9月20日，细雨蒙蒙之中，郑念离开了上海的码头，前往香港，告别了已经生活了65年的故乡。她多少次曾从这里上船，来往与上海和香港之间，此次，却是永别。是的，是她接受丈夫的请求，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梅平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但是唯一的孩子梅平在23岁的花样年华死于文革。在离开之刻，她百感交集：内疚、伤心、决绝：〃毕竟，老人先逝，年轻人继续生活是自然的法律啊，而不是反过来。我觉得悲伤。我在永远地离开我出生的国家。决绝如此最后，几乎使人碎裂。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实于我的祖国，但是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却并不是由于我之错〃。
这是谁之错？郑念在书中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政治团体的集体责任。书中对红色中国的政治、政府、监狱、街道委员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细节描述，为世界读者提供了一副生动的红色中国多层次生活的画面。只有在分析文革时，特别是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监狱的理由时，郑念实在是为那些制造她个人生活悲剧人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郑念的分析则有些囿于她写作的时代背景之内。她把这场政治灾难看成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对周恩来有种80年代的感伤怀念。今日读来，这个局限性显而易见。但是，郑念的这个局限，并没有妨碍她对红色中国做极为准确的观察和描述。她对共产制度的描述，至今仍极为有意义。细读此书，郑念的描述，可以把她置于中国最出色的观察家之一。
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细节生动的描述和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角度对这个国家种种机制的分析。这本厚厚的书充满了生动准确的细节，把生活的生态展现给读者。同时，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她也时时刻刻都在对这个异己的国家进行观察，分析。从文革的开始到她离开，虽然她被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是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是她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和生活经验的结果。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她一定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在书中谈到她年青时学习的费边主义思想。费边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结构对这个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人不可能没提供理想主义的蓝图。现实当然使她失望，使她对专制政权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书开始的时候，她是这样介绍她对这个制度的认识，〃自从共产时代开始，我极为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件。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是一个试验品，固定的发展过程还没有决定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政策变个不停，好像钟摆从左到右摇摆不停。昨天对的，今天就错了，基层党领导人的言论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