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请老赵到制片厂领导取个证明，将曼萍的骨灰盒取回来。
过了几天，鲁英又来提醒我于星期二下午到居民委员会学习小组参加会议了，并通知我一定要去。
〃带上一只凳子，会场里的凳子不够坐。〃她接着说。
星期二下午，我穿上蓝布的上衣和灰色法蓝绒的裤子。我希望我这件蓝布衣服能使鲁英感到体面，因为我接受了她的意见。可是我那件蓝布上衣是由我的老裁缝特别为我定制的，和其他大部分中国妇女所穿的手工粗劣，现成买来的完全不同。我要鲁英明白：我虽然接受了她的意见，但我不希望她向赞提过多的要求。虽然我不能对她有任何不尊重她威信的表现，但我也一定不能使她认为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我。这是对待像鲁英这种人的最好办法。
居民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和我们住房附近的另一幢房子里。为了要举行会议，楼下的三间房间打通成一个大房间。会场里三分之二的地方已坐满了穿蓝色衣服的人，里面有许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在走来走去，另外还有许多人不断地在进屋来。我发现许多人带着好奇的目光盯着我。这使我相信他们都知道我是第一看守所的释放分子。
我和朱太太一同进入会场，她带着我穿过挤满着人的房间来到靠窗坐着的一群妇女中间。她向我表示要我把凳子放下，和她们坐在一起。没有人来招呼我们。每个人对我们都保持着一副冷淡的面容，好像都怕无意中会显出不适当的面部表情。几个星期之后，我才知道和我坐在一起的一群人都是被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分子及知识分子，是文化大革命中清除出来的渣滓，也是无产阶级不予信任的对象。我们虽然和他们同坐在一个房间里，但座位和他们分开。即使房间里挤得密不通风，我们和工人们的凳子之间仍保持几英寸距离。
这种隔离并不是派出所或共产党命令他们这样做的，这是长期来极左派对人民灌输〃阶级斗争〃宣传的结果。几个星期之后，有一次我到达会议室时，那个发言人已开始讲话了。我急忙忙地把凳子放在门边和无产阶级分子坐在一起。她们好像触了电似的。两个最靠近我坐着的工人立即把他俩的凳子从我身边移开，让我一个人孤单单地离开群众坐在挤满了人的房间里。虽然对此我并不感到可耻，反而觉得有趣，但我仍在发言人停下来呷一口茶时，带着凳子冲到房间的另一端。朱太太和其他一些大姊，她们看来是我的一种无形的同盟军，带着表示同意的目光向我微微点着头，但面部的表情仍保持得冷漠无情。
会议室里点缀着许多我已听得很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口号，它使我回忆起对自己的斗争会。但其中也有些内容比较带有和平气息的大字报。它们歌颂我们国家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所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就，提到生产力得到解放及产量的增加。当然，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正是相反的结果。这种来自官方的谎言，一般是由上级领导授意布置下来的。它不能取得任何收获，只是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说大话。事实上这些大字报仅是表示居民委员会对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政策的拥护。
我们前面，贴着占房间里最显著地位昀大字报，是批判林彪的。他也是我们开展批判的主要对象。大幅的纸上画着林彪的漫画，列举了他对毛泽东及共产党所犯下的罪行。
会议开始时，大家站起来唱〃东方红〃。这是一首颂扬毛泽东是东方升起的太阳的歌曲。文化大革命以来，这首歌已代替了中国的国歌。一位男干部，没有向我们宣称他的姓名和职务，开始列举林彪的罪行。他从长征时期开始，先讲他任军队司令时的种种经历，最后以林彪企图杀害毛泽东而结束。他将文化大革命中吹捧林彪的宣传全部颠倒过来。过去告诉我们林彪所作所为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而现在都己变成错误的了，所有林彪的美德都成了罪行，本来未曾提及的罪行都揭了出来。然而，群众似乎没有一个人在听报告。许多家庭妇女在打毛线或缝补旧衣物。有些男人在抽烟或是打瞌睡。这种学习班只是个形式而已，大家都来开会是因为上级通知他们来的，不能违抗命令。这些领导没有严肃认真地努力教育好人民，所以效果等于零。参加政治学习的结果，没有人会成为共产党的先进人物，也不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那位干部讲话结束后，有几个群众站了起来发言表示拥护领导的观点。在这种会议的场合下，这位讲话的干部代表共产党，不管他的级别怎样低或职位那么小。每件事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些事后发言的居民只是从他们的袋里摸出一张纸稿来读一遍而已。发言内容也是事先经过居民委员会审查过的。
会议结束后，大家站起来呼口号，表示我们集体反对林彪。虽然我听到他被定罪而感到高兴，但我没有加入呼喊口号。其实我们这个角落里发出来的声音很小。可能我们中间其他入也和我一样，觉得我们并不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只是旁观者而已。当我们蜂拥着在寒冷的十一月岁夜的暗淡灯光下走回家时，肯定比来参加会议时走得快得多。
在我家前门外的微弱的街灯下，我看见一个长得高高的男青年站在哪里。当我惭渐地走近他时，认出他是薇妮的儿子。他已由一个结实的十多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青年。但是从他的答貌，我仍能认出来。我请他到我房间里，问他父母的情况。
〃我们接到你的信很高兴，知道你在看守所里活了下来。我妈妈很想见见你，她病得很厉害。她的全身皮肤变了形，是不治之症。我爸爸身体也不好，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这小青年低声说着，显得忧心忡忡而难受。
〃将你妈妈的病说得再清楚些。她没有请皮肤科专家治疗过？〃我问他。
〃这病叫硬化症。皮肤变硬、僵化，内脏器官也受到影响，所以不能吸收营养。〃他说，〃她曾进过几次医院，但医生却没有办法治疗，只能给她血管输液。明天我去看她。''我惜诉他。
〃你要有思想准备，我妈妈变得很多，她和你过去看见她时完全不同了。你和你的两个兄弟怎样？你们现在都在工作吗？〃我问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大学学习。后来我分配到四川。因为那里老是闹饥荒，我得了肺病，才准许我回家。我的两个弟弟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但在林彪打倒之后，他们已被批准回家。一个弟弟现在商店当营业员，最小的一个还在待业。〃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潮湿的寒气使我受伤的关节疼痛而僵硬。我竟难以从床上起身。早餐后，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探望我的老友薇妮。
翻穿了雨衣和橡皮套鞋，手里拿了一柄大雨伞。由于上海排水设施的不当，马路上到处是积水。我淋着雨来到薇妮昀公寓大楼。因为思想全集中在薇妮身上，当我经过我自己的老宅时，也没有去看它一眼。直至我到目的地，收起了雨伞才发觉自己在什么地方。
即使到现在，十年之后，当时我所看到薇妮的僵化形态还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她美丽的脸庞已被无情、可怕的神秘疾病给毁了。我看到她时，已接近死亡。没有她儿子的帮助，她已无法移动她脆弱的身体。我得弯下身体，她才能看见我，而我也才能听到她颤抖的声音。
她的眼神告诉我，她能见到我感到非常高兴。但当她轻声向我诉怨时，这种愉快就立即烟消云散了。她说，〃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说完她即闭上眼睛。她挣扎着说了这几句话，已使她透不过气来。
我握着她的手，但它已成了一把枯骨，冷得像冰。〃我们大家都没先见之明的。别那么想了，亲爱的好友！〃我弯着身子在她耳边说。
她叹了口气，我将她的手放入了她的被里。我站在那里竭力忍住要淌出来的眼泪，我怕这样会使她更伤心。在我望着她在被窝里缩做一团的躯体时，她的儿子向我示意离开。我弯下身子吻了她的前额。她睁开眼睛，微微地移动着嘴唇，慢慢地含糊说出了她对我最后的忠告：〃想办法出国去！你还能做到。〃离开她的公寓，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在黑蒙蒙的过道里，我为薇妮、她的儿子、曼萍、我自己以及千千万万受极左分子无情迫害的无辜男男女女而痛泣。〃喔！上帝！为什么要摧毁我们的生命？〃我问。
当我听到有人带着沉重的脚步从楼梯上来时，急急地擦了擦眼睛。一位老人喘着气立在我面前。他是薇妮的丈夫亨利。他已是满头白发，一脸皱纹，一副绝望的神态。我叫着他的名字招呼他。开始他认不出我。当他认出我时，他也没有笑，只是点了点头说：〃很可怕是吗？但你活了下来。太好了！〃我问及他关于薇妮的病，他说的和他儿子已经告诉我的一样。我问到他自己的情况时，他摇着头叹气。最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他有心脏病，现在已准许他做翻译工作。以前他从事体力劳动。我问他是否认识同济大学的陈教授，曼萍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就住在他家里。
〃我和他很熟悉，但现在不要去见他和他的妻子。〃他劝告我，〃等到情况稳定些再说。到那时，他们说话可能会自由些。情况会好转吗？〃我问他。
〃是的，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经过可怕的考验能活下来，身体一定很好，你能等待。〃十二月初，阿姨的丈夫带来了好消息说是已为我弄到一批砖头，两位农民兄弟同意将砖头用木船从苏州河运到上海，在某一座桥堍的码头上靠岸，因为那里准许木船停泊。现在的问题是当船抵上海时，我是否有车子将砖头运到家中。我差阿姨去通知孔，因为我已和他讨论过这个计划。晚上他来我家时告诉我他可以介绍一位电力公司的青年，他是驾驶卡车送修理工到各地修理街灯的。
我打发阿姨的丈夫回去，先付给他一笔购买砖头的定金。在运砖头来上海之前，要他等待我的通知。他测量了我家门厅的高度和阔度，预算好需要多少块砖头，保证能弄到我所需要的大批砖头。还建议说必须在地板上横一条铁杆支持着砖墙的重量，以免地板往下沉。
虽然我急于想把墙砌起来，但我认为首先要使朱家保证不出来反对我的计划，这是很重要的。为了要使这个计划合法，我也要先得到房管所的批准。最好是先送一份申请书给房管所，由我和朱太太共同签名。为此何姨和我联合起来对朱家施了个阴谋诡计。我将每天外出散步的时间从下午改到清晨。另方面阿姨每天去买菜不再从后门进出而是经门厅由前门出去。每次当我们经过朱太太儿子睡觉的床铺时，故意把门稍为半开着，这样一股冷空气便针对他的床喷射进来。有时他起身将门关上，但半小时之后发现门又开了。每当他向我们抱怨时，我们就向他道歉。但每天早晨我们继续将门稍开着。两星期后，我认为他们对此已有了较深的印象，就请朱太太上楼来喝杯茶。
〃你认为筑堵墙将门厅分为两部分，好吗？这样你儿子可以有个小房间，早晨我和阿姨外出时，他不致睡在通风处了。我问她。
〃那样很好，只是费用很大的。〃朱太太说。
〃我负担全部费用：砖头、水泥及劳动力。你真肯这样做吗？这使我很不好意思。但你的钱是比我们多。假如你同意，我愿这样办。当然同意，这是个好主意。我先向房管所写份申请书。〃我告诉她，〃我们两人签名，明天早晨我会送去的。〃她在我已经写好的审请书上签了名。为了防止我扪的请求落入官僚主义的基层而遗失，我将为我搬移浴室的几位青年工人找来。我想他们能为我们打通房管所领导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问他们是否仍愿意在工余时间为我砌墙以挣些额外收入。当他们表示十分乐意时，我告诉他们我已买到了砖头，还向房管所送了申请书，我要求他们在我将申请书送去之前，先向他们的领导说明情况。我给他们一条高级香烟，让他们自己决定送给他们的领导还是留给他们自己。他们说：〃没有问题。我们会向房管所造反派中和我们同派的人去说明，他不会拒绝我们的。〃当他们联系好之后，我就将申请书送交房管所办事处。那里的人员毫不犹豫地将公章盖上。拿了这份证件，我到特设的铺子里买到水泥及铁杆。然后孔的朋友小方将它们用电力公司的卡车送到我家里。
小方先将电力公司的修理工送到目的地之后来到我家。我正在大门外面等他，我们就立即行动起来。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将这些东西搬到家里。然后他再去接那些修理工。当我问及他有关卡车的费用及所耗的汽油如何计算，他笑着对我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废除了。然后他还说：〃你别忘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你和我都是人民的一分子。〃虽然他口里这么说，但仍将我送他的那条香烟接受下来。他可用它来分送给那些修理工。他解释说：〃我想我现在需要到他们的工作地点等着他们。〃我又让阿姨回苏州家里准备运送砖头，我要求她来信告诉我运砖头的船何日起程。整个行程需要两天。我可和小方事先联系好，坐了他的卡车到指定的桥边去等船。
当那船到达上海那天，因为无法估计到达的正确时间，所以小方就大清早带我坐了他的卡车去等。我带了些三明治当午饭。我向小方问及那几个修理工时，他说他已和另一位卡车司机联系好，请他代送他们上工。这样他今天可以休息一天。当然我还要像酬谢那儿个修理工一样去酬谢代他送工人的同事。
但同样不必给钱，就以礼物代替。因为这样做是合法的。我认为我用这种手法来使用属于电力公司的卡车是不合法的，但我没有向小方谈及此事。我只是设想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只是位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小小间隙中而已。而这个狭小的间隙却日益在扩大。当我为此而感到担心时，小方说，〃别放在心上。毛主席说'政治必须领导经济'。只要我们思想纯正，经济并不重要。我们是否要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才能表示思想纯正？〃我开着玩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