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各角置放着的扩音器里，正在播放着新编的革命歌曲，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等等。假如你只听到那进行曲的旋律而不曾听到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歌词，只见到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而不是那些受害者和红卫兵，那你肯定会以为这是人们趁着金秋之夜在赶庙会、挤热闹、寻开心呢。真想不到，这竟是一场血淋淋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在老百姓之间挑起的，互相间的猜忌和阶级仇恨。
两个来月的打击和折磨，已令我心力交瘁了。我不知，现在他们将把我带去何处。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人民政府，他们如此对待我，令我非常气愤。他们对我的指控是绝对荒唐的。可能他们的目的，只是因为我过得太舒服了，所以借此机会来惩罚我一下。我是这场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受害者。正像薇妮所说的，亚细亚上海办事处业已停办，因此那些极左分子就认为，必须把我的生活水准，拉至与一般老百姓一样的标准。
路上的行人看到我坐着的这辆公安局的车，并不觉得新奇。在我们的车挤得无法行驶时，好奇的行人就涌上来围观我这个〃阶级敌人〃。有拍手称快的，祝贺无产阶级又挖出一个敌人；也有人只是颇感神秘地凝视着我；还有的显得沮丧忧虑，急匆匆地抽身而走了，或许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在极左路线控制下的中国，进监狱与民主国家相比，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里，一个人可以长期被假定为罪犯，直到他有能力证实自己是无罪的。有时对一个受迫害者量刑，并不是以他本人的行为来判断，而是按照他祖上曾经持有多少土地财产来决定。在中国，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人，会永世被蒙上一层阴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被送进监狱，是常有的事。不仅是道德败坏或触犯刑法的人才会进监狱。事实上，人们对那些被指控为犯罪的人，确实是半信半疑的。
自从六月初，我也被置身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已决定不作任何假交代，因此我也不排除自己进监狱的可能性。我知道有许多人，包括那些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也会在形式上作一些假交代，以避免与党冲突对抗，或者希望能以此减轻一些对自己的处分。也有些人在重压下，思路混乱了，失却了自制力以至作了假交代。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有些人给平反了，但也有些人却没有得到平反。在劳改农场接受改造的犯人中，有些无辜者被判了重刑，只是因为他们作了假的交代。这些劳改农场都分布在中国荒凉偏僻的省份，如苏北和青海等。我认为自己没有罪，如果随便作虚伪交代而认罪，那才蠢呢。不论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我要以合理巧妙的方法来对抗迫害。
我默默分析了自己的处境，认定对我的第一步迫害将是隔离。至于再以后会怎样，那就得靠自己设法，使那些加害于我的人妄图栽在我身上的罪名，都不得成立。只要他们不杀死我，我决不放弃对他们的抗争。所以我人坐在吉普车里，情绪却并不是那么恐惧或失望，而是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当汽车拐入热闹的商业区时，那里人群更为拥挤了，车几乎无法行驶，只能走一段停一阵。那戴深色眼镜的令司机拉开警号。它的声响，像是凄厉的哀号，有节奏地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地不断转换着。那声响掩盖了扩音器里的革命歌曲及路上的喧闹。行人纷纷为我们的车让路。就这样司机加快了车速一路往前开去。不久，在一道双层黑漆铁门外停下，门口站着两个岗哨，枪上的刺刀在路灯下闪着寒光。大门一侧是一白底黑字木牌，写着：〃笫一看守所〃。
大门开启后，吉普车直驶进去，里面一片黑魃魃的。借着车灯的扫射，我看清沿着向右拐进去的车道两侧，是两排柳树。车道的一边是个篮球场，另一边地上的木杆边，则躺满了活人般大小的假人体，看上去像是横卧着的一片尸体。直到好几个月后我被送去监狱医院治病时，才有机会在白天看清楚这些假人体，原来它们是看守监狱的解放军作射击靶子用的。
我知道第一看守所是上海第一流的看守所，专供关押政治犯用。常有天主教神父、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企业家、作家及艺术家被关押在这里。可笑的是，这所监狱并不是在解放后造的，而是一九四九年前国民党政府囚禁共产党员及其同情支持者的场所。
监禁政治犯的看守所，对任何执政政府来说，都是个要害之地。我的桀骜不驯的脾气，竟使我对进看守所后将碰到的际遇感到兴奋。一下子，我竟忘记了自己身处的险境。
吉普车继续沿着车道往前驶去，又通过一道铁门，开过驻监狱军队的营房，在一个院子的主楼前刹住。车内两个男子车进去了，一个女看所，头上戴着一顶镶有红色国徽的制服帽，将我带进一间空房。另有一个穿制服的女人已等在那里。，她把门关上，打开我的手铐说：〃把衣服脱掉！〃我把衣服脱掉放在桌上。那是室内唯一的一样陈设。两个，女人全面彻底地搜查了我的衣服，在我的裤袋里，她们搜到一只装有四百元人民币的信封，那是我准备给花匠师傅的。
〃你为什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其中一个看守问我。
〃这是我准备给花匠师傅的。我等着他来拿，但他一直没有来。你们可否派人代我送去给他。〃我说。
她们把衣服都还给我，唯狱扣下了乳罩。因为左派分子认为它是代表西方腐朽因素。待我把衣服穿好后，那女看守又押解着我走过一条灯光昏暗的狭窄过道，走进另一个房问。
一个外表神态颇像北方乡下人的男人，坐在一张账台模样的高台后面。天花板上，一只光秃秃的灯泡在我们头顶上不住地摇晃着。那女看守指着离木台不远的一把椅子令我坐下。她把装有四百元钱的信封搁在桌子上，俯身对那人轻声交代了几句。那男人抬头看看我，出乎意料之外，他倒挺和气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一住址等后，将它们一一登记在一本簿子上。他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很笨拙，似乎不习惯拿笔杆子，他无疑不过只有识字的水平。这并不奇怪，因为极左分子分配工作和用人，只要求政治上可靠，根本不考虑其受教育的程度。
那人登记完毕后，对我说：〃你到这里后，就不能用你自己的名字，只能用编号。对看守也不能用自己名字，明白了吗？〃我点点头。
这时，一个年轻人手持照相机和闪光灯进来了。他对我说：〃站起来！〃然后就从各个角度给我照了好几张相，完事后，就趾高气扬地走了。我重新坐下来，希望他们快些把手续办好，因为我实在太累了。
木台后面那人显出一副令人厌烦的腔调慢吞吞地对我说：〃你的号码是一八零六。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八零六，记住啦？〃我又点点头。
这时，那女看守指指墙上贴着的一张布告对我说：〃放声读一遍。〃那是张监狱守则。第一是所有犯人必得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第二是必须全面彻底交代罪行，同时还要揭发他人的罪行。第三是同室犯人如有违犯监狱守则的要立即向看守汇报。其他的都是有关进餐、洗衣及其他一些日常生活守则。
读完之后，那女看守说：〃记住这些守则，并要严格遵守。〃那男人又把我的大拇指往红色印泥里按了一下，就在登记簿上打了个手印。打好后我向那人要了张纸擦拭一下拇指。
〃快点！〃那女看守有些不耐烦了，在门口大声叫着。不过那男人心肠倒还不错，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废纸递给我。我匆匆地擦擦手，就跟着那女看守离开了。
他们把我送入第一看守所显得十分轻率，毫不介意似的。那坐在账台漪的男人和女看守，都把这事作为例行公事来办。在他们看来，我进看守所是小事一桩，很是正常的。但对我来说，跨入监狱的大门，则是我生命另一章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我为了争取生存，为了进行正义的抗争，令我的精神更坚强，政治更趋成熟。我可以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来静静回顾我的以往，及一九四九年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也令我对我本人及我所置身的环境，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虽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夜晚，我被逮进看守所时，未来已是不堪设想，但我却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相信公正的上帝，我坚信他能带我脱离地狱的。
我跟着女看守出去了。室外黑沉沉的，地面凸凹不平，空气倒十分洁净。沿着主楼经过一扇油漆剥落了的红色大门，借着惨淡的灯光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里面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那就是女牢。
在入口处一个小房间里，一个女看守正在打着呵欠。那把我带进去的女看守什么也没说，就把我交给她了。
〃跟我来！〃她睡眼惺忪地将我带进一条两侧都是牢房的夹弄里，牢门上垂着硕大沉重的铁锁。这夹弄给我的第一印象，令我终身也忘不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会梦见在那惨然的灯光下，长长两列垂着大铁锁的监房。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这里面所尝到的苦难和孤寂。
当我们走到甬道尽头时，那看守打开了靠左边一间空着的囚房。
〃进来！〃她说：〃你随身没带其他东西了？〃我摇摇头。
〃我们明天会通知你家属把需要的衣物送进来的。现在你睡觉吧！〃我问她可否上厕所。她手指囚房左角一只水泥马桶说：〃我借你几张手纸。〃她把门栓用力推上，上了铁锁，就走了，空寂沉闷的脚步声在甬道里消失了。
我引颈四顾，感到十分骇然。天花板上爬满了蜘蛛网。原先应是白色的墙壁，因年久失修，已泛黄了，还布满了黑色盼裂缝。一只光秃秃的小灯泡上也蒙着一层尘埃。满目疮痍的水泥地上，四处都能见到斑斑污迹。室内充满着一股触鼻的霉气。我急着想打开那扇仅有的小窗，窗闩也是一片锈迹。由于我个子太矮，必须踮起脚才能攀到。我捏着窗勾子猛力推开窗户，尘埃和脱剥下的油漆，就像雨点似掉下来。室内仅有的家具，是用三块粗糙的狭木板搭成的三张床铺，一张紧贴墙面，还有两块叠在一起。我有生以来，从未接触过，也没想象过，世上竟会有这么一个简陋又肮脏的地方。
那看守又回转来了，从囚门的小方窗口递给我几张粗劣的手纸，说；〃给你手纸，你自己买到后必须如数还给国家。现在你可以睡了。睡觉时必须面朝囚门，这是规矩。〃我实在不敢去碰那张蒙满灰尘的床。但我双腿实在酸疼薄很，只得把床板移开墙而一点，用手纸擦拭一下铺板。但那尘垢积成那么厚厚的一层，根本只能拂掉一些浮尘。我硬着头皮躺下闭上眼睛。但那天花板上的电灯就垂在我头顶上，灯光虽然是昏然惨淡的，却也刺得我眼睛很不舒服。我想把它关掉，但环顾四周，却找不到开关。
〃请你过来一下。〃我用手敲敲门叫着看守。
〃安静点，安静点。〃那看守急急地过来推开门上的小窗。
〃我找不到电灯开关。〃我告诉她。
〃这里晚上不熄灯。以后你有事找看守就说'报告'，不要敲门。现在别废话了。你能给我一把扫帚让我打扫一下这里吗？太脏了。〃我向她要求着。
〃别神经了。现在已是半夜两点啦，快睡觉！〃她把小门〃啪〃一下关上，但并没走开，她在窥孔里看我是否顺从了。
我重新在床上躺下，把脸转向墙壁，如是可以不至让灯光刺着我双目。我合上眼睛，那肮脏厌人的墙壁便不在我视野之内了，但我仍呼吸着周围那股触鼻的霉气。远处，时隐时显地传来马路上断断续续的哄闹声，虽说此刻，它们已构不成对我的威胁了，但我却放心不下女儿。希望我进了拘留所后，能减少一些对她的压力，不会再强迫她来揭发我。假若真能这样，她还能成为革命群众之一员的话，那我就放心了。
蓦地一群饥饿的蚊子向我袭来。我举臂挥赶它们，但它们赶也赶不走，把我叮得好苦好苦，我浑身都给咬起小疙瘩，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天亮以前，灯熄了。黑暗中，那种肮脏和丑陋反倒消隐了，我幻想着，自己还是躺在另外一个环境之中。瞬间，我觉得〃自我〃得到一种解脱，这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好像给松开了一道绳索。但这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享受，很快，天边透出一片灰白，而后就转成一抹光亮，接着，日光开始射入囚室，那番丑陋又被摄入我眼帘之中。但不管怎么说，在我被关押在这里的几年里，从熄灯到黎明前这段短促的光阴，永远是我那已失却的自尊苏醒的一刻，也是仅有的摆脱监视而获得瞬间可贵自由的一刻。
甬道里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起来，起来了。〃还是那看守，在各个囚房门口喝叫着。接着，整幢楼都开始有人在走动了。我楼上也有人在絮絮低语，四处走动。
门上的小窗又被打开了，一个年轻女人，将一把水壶嘴对着小窗眼叫着：〃水来了。〃我告诉她我没装水的脸盆，她就把水壶拿开了。然后她将苍白的小脸贴着小窗口打量着我。当我俩目光相触时，她对我微微一笑。几天之后，我看见她上衣缝着块小白布，白布上注明她是在这里劳动改造的犯人。打那以后我们再相遇时，大家便相视一笑，以示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慨，我们都是政治犯。这种默默的交流及她苍白的脸上那一抹隐隐的微笑，给我在看守所中的生涯带来奠大的安慰。后来我就再没见到她，可能她已刑满释放了。这让我一直郁郁不乐，若有所失，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
那门上的小窗洞又开启了，一只长方形的铝质饭盒搁在那儿，一个女人不耐烦地催着：〃过来过来！〃我将饭盒收下，她关照着：〃以后吃饭时就候在门口。〃她又递给我一副毛竹筷，那筷子湿漉漉的，细细的，估量使用时间，已十分悠久了。
那只有个瘪凹的饭盒内，装着四分之三的半冷不热的泡饭，上面搁着儿根腌菜。我用手纸将饭盒四周擦拭了一下，勉强喝了一日。那泡饭里有一股冲鼻的焦糊气，腌菜发苦，伙食比我预料的坏坏多了。但我还是尽力将大半送入肚里。当那女人又把小窗启开时，我把饭盒和筷子都递还给她。
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