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被看成凭借性力量来获得权力，而男人是凭借权力扩大性威力。这个观察并不是残酷条文的优美表述，而即便不是在所有社会中，也是在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个现实。由于生活中角色的感知性质，使男人和女人受到不同的对待，有不同的相互关系，所有创造成果都必须导人这些设定的参数之中。
“大写的T”个性
高水平的睾丸激素看来使男人有较高的性动力，而比女性更富进攻性，这使得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人员弗兰克·法雷（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给具有较高性动力的进攻性冒风险男人冠以“大写的T”个性、根据法雷的说法，这种个性类型趋向于“更富创造性，更外向，冒更多风险，有更多实践艺术家偏好，在性生活中更喜欢品种多样”。相反地，法雷把典型的妇女个性称为“小写的t”，因为她们一般远没有冒风险、竞争性行为和高的性动力。研究显示，当女性具有较高睾丸激素时，她们倾向于模仿男人，“更频繁地以不同的男人为伴，而对性伙伴选择，更少挑剔，也更容易不慎怀孕”（《性和力量》，1990），睾丸激素看来是男女取得事业成功驱动力的关键变量，书中许多女主人公看来都赋有（或咒责成）较高水平的睾丸激素，使她们富有创造性，冒风险倾向、竞争精神和进攻态度，根据事实，其中只有五人有高于常人的性动力，她们比一般妇女更富竞争性、进攻性，更倾向于冒险，这使她们更具男子气。
卡米尔·巴布思，麦当娜的前经理说：“麦当娜身上有强烈的男子气，她以男人勾引女人的方式勾引男人。”哥达·梅在年少时也被骂作“meshugge”——野蛮疯狂的意思，戴维·本。居里恩说：“她是我班子中唯一的男人”，意思是说当面解决困难问题时，她的进攻性和冒风险倾向（“雷厉风行”）。艾恩·兰达《阿特拉斯耸肩》中的英雄约翰·戈特是她理想化人类形象的另一个自我，他是个英雄“超人”，代表她所想往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男人是她主题中的精髓，这可以从她对男女偏爱问题的回答中看出：“我总是喜欢雄性男孩，及其理性品格，女人在这方面不能令我感兴趣”，更有甚者，哥达·梅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由于她们男人般的激情，被世界上政界人士称为“强硬的人”，这在女人气的妇女中并不常见，即使她们手中有权。
创造天才的表达方式和情绪
约翰·格莱1993年在《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水星》一书中写道：“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因为他们是如此大相径庭”，他是指男人和女人在表达感情和处置压力方面有极其不同的方式。格莱同意陈旧的表达方法与成功性结局相抵触，他感到性别不同对问题处置方法不同。我同意（见表10）男女有别，在个性章节中讨论的“感情”亦或“思维”方法对创造性过程是关键，幻想家必须去除情绪反应（妇女中常见），运用更理智的方法进行决策，梅叶斯·布里格斯“思维亦或感情”尺度显示了这点。75％的美国妇女的决策是基于她们对一事物“感到”如何，只有25％的人是根据她们如何“思考”此事作出决定的；相反地，75％的美国男子一般根据自己如何“思考”此事，而不是如何“感觉”此事来决策的，难怪格莱得出结论：两种性别的人难以用同样方法来得出结论，互相沟通。
小结
正如索夫可斯所说：“女人一旦成为男人，她会比他更出色”，这些妇女具有同样的力量在同一水平上与男人竞争，达到与男人同样的高度——在许多情况下超越了他们。研究表明如果女人要想像男人那样有所成就，她必须具有男人般的性格，能将事业目标高于一切，包括高于家庭。妇女一般根据选择成为哪方面的主人，来进行个人生活（家庭）和职业（事业）的选择；然而无人能成为两个领域的主人，因而她的选择往往是个危险的结果。如果她选择家庭优先于事业，她不可能成为创造幻想家而取得杰出成就，但这也没什么，并非人人能成为创造天才。那些作出相反选择的必须作好为事业牺牲个人生活的准备。书中的女性创造幻想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事业胜过家庭，主导胜过服从，坦率胜过委婉，力量胜过软弱，表现胜过表面，理智胜过情感。
许多与这些妇女付出同样代价，选择事业胜过家庭的妇女没有获得杰出成就，只有少数人达到顶峰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中从不失败的人是那些从不尝试的人。这些妇女敢冒众人之先，但她们的成就是有代价的。有人的代价是女人味，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哥达·梅，因为她们强硬的行为使她们披上了男人般的外套，这是使她们伟大的因素，但也使她们失去女人味，从而招来敌人。这些妇女被爱戴或遭憎恨，这是创造革新大联盟游戏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妇女牺牲了生孩子的机会（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琳达·沃切纳和奥普拉·温弗雷）。其他像玛丽·凯·阿什、丽莎·克莱伯恩、简·芳达，艾斯蒂·劳达和莉莲·弗农牺牲了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只有她们能回答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此项研究表明，这种牺牲对她们取得伟大成就是极其关键的，这些妇女获得伟大事业正是因为她们乐意将事业置于个人生活之上。她们的决策代价惨重，但不是任何女性都愿意玩这种大赌注游戏的。对我们女创造天才来说，这是美妙而有收获的旅行。
《工作妇女》（1994，4）以“战利品丈夫们”为封面，根据银行存折、明星力量和节俭作为“高权力”妇女的主要特征来排名次，泰德·特纳因为有他那强有力的伴侣简·芳达而名列榜首。成功和性在这些力量型妇女的个人生活和事业追求中起关键作用，她们对世界的整体观使她们大大有别于那些单向思维（专门化的）的男人。
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第六章 危机、狂热和创造力
第六章 危机、狂热和创造力
生活源自于墙（混乱）状态——不要鄙视混乱”。
任何艺术大师和科学家的创造活动都包含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阿雅·普利高津博士《耗散结构理论》
我们变化不定的自己都是历史秩序混乱的产物，是急剧动荡的混乱
品，无论后者是由战争和灾难造成的，或者是由不断变化的技术带来的，
还是由政治和文化观念剧烈转变造成的。
——罗伯特·杰·利夫顿博士
危机是创造之母吗？
如果危机并非创造之母，也是其教母。创伤和危机能为那些从此类经历的幸存者中孕育出伟大的创造力，所有卓越成就者都有着魔般的推动力，而这无疑是成功的重要标准。这种着魔般的推动力源自何处？是遗传的吗？研究结果不是。阿德勒说我们所有人都追求完美和优秀，但观察显示伟大者被疯狂般的需求所驱使，而其他人则更满足于过正常人生活。一周过度性地工作100个小时，不是普通的力量驱动，而是这些人难以抗拒的冲动力使然。看来这种中邪的魔力来源于孩子时期或年轻时候，注入了得到平衡补偿或向世人显示其特殊的念头。尽管独特行为来源于独特经历，然而许多因素与这种孩子时代的着魔能量的输入有关。危机和创伤是一种独特的经历。
有时着魔般能量和驱动力来自狂乱的抑制个性。在恩斯特·克莱奇马1931年出版的《天才男人心理学》中，他把疯狂作为大多数天才的品格特征的成因，他说：“在疯狂和创造生产力过程之间有相似之处”。安东尼·斯托研究了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造力，说：“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创造者都具有着魔症状或性格特征……也许着魔气质最惊人的特征是同时控制自身和环境的冲动性需要”（1993）。我们所讨论的十三位妇女符合这种描述，她们着魔般地取得卓越成就，这看来是她们早年生活中创伤性事件或危机的结果，这些事件注入了强烈的需求，要向自己和社会证明些什么。
其他研究者发现了类似事实。赫尔希曼和利伯在《天才之钥匙》（豆988）中指出：“轻躁狂被冲动驱使，坚持使自己的需要和渴望立即得到满足，并有一种‘钢铁般意志’。……许多高级经理和政界成功者是轻躁狂，他们的动力、想象、领袖魅力和其他轻躁狂特征为人熟识，他们的问题却隐而未露”。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声称：“没有作曲生活，我会毫无意义”。这句引语也适用于我们这十三位女性。凯瑟琳大帝是个完全能生活得悠闲自在的皇后，她的传记作者特洛亚特（1980）描述她疯狂地工作：“她每天早晨5点起床，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她很少有时间吃饭。晚上9点，和几个亲密朋友在餐桌前草草吃一顿后，她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床上。她起草条文之神速让人惊奇，也使誉抄者烦忧”。
琳达·里尔纳德，一位荣格学派心理学家描述到危机和创伤是如何导致着魔般工作和创造性成就的，她在《与疯女人相会》（1993）一书中说：“出自内在混乱和感情动荡能出现创造性激发性的幻想，给个人和文化带来崭新的生活天地”。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雅·普利高津说得更明确：“心理折磨、焦灼不安和消沉颓丧能导致新的情感的、理智的和精神的力量。”这十三位妇女的研究结果可证实，她们的卓越成就可能与儿童时期给她们留下创伤的事件有关。
典型例子是凯瑟琳大帝，她遭遇了众多危机——个人的及政治性的，身体的及心理上的——挺过一切后成为俄罗斯、欧洲和世界历史上最功勋卓著的统治者，她遭遇手足之死，7岁时因脊椎骨弯曲而卧床不起。玛格丽特·米德也目睹妹妹去世，对她是个极大的创伤。寄达·梅也经历5个兄妹去世的事件。有三个人（卡拉斯、劳达和斯坦内姆）遭遇母亲进精神病院，其中一个人的母亲自杀。每个人都克服了特定的创伤，许多人早年还面临死亡的威胁，这些事件常常使她们烦忧和不快，不快是创伤中的重要因子。精神病专家安东尼·斯托曾多年调查创造者个性，认为一种“非凡的不满”激励着他们朝向创造性成就，这种不满可能产生自我适应，因为挫折有助于内部想象世界的形成；……转而引发标志着成就和满足的创造性发现（1988）。
不快／孤独的童年和创造力
大多数创造和革新者都有不快活的童年，看来已契入其个性，驱动他们对社会的巨大贡献。牛顿、狄更斯、贝多芬和凡高都是童年历经坎坷不幸的典型。德国作家高塞说：“我总被看作一个受幸运之神特别偏爱的人……但是……我确信无疑，在自己75年光阴的生涯中，我没有几天脑于得到真正的休息”。
这十三位女性早年生活创伤和危机看来对她们爬上顶峰也大有影响。她们经历了“最糟情况”剧情，而自此以后，能极其轻松自如地处置世俗的生活规则。一个人遭受破产打击后，再也不会为钱担忧；从雪坡滑下而没摔断大腿，就能更轻松自如地滑雪而绝无任何恐惧。对未知的害怕比未知本身更可怕；因而对那些有幸经历创伤和危机者而言，童年的打击有助于培养应付技巧和自我满足，他们知道如何毫不惊慌地处置面临的障碍，而这是每个创业／革新者的必修课；这种技巧能赋予这些人能曲能伸的弹性品质，而这种弹性正是那些过着平静顺利生活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危机幸存者学会了如何有效处置竞争性世界。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早年与危机的较量（一位感情严重错乱的母亲）给予她面对女权主义运动挫折时的力量和决心，她反叛性地对听众说——“在接下去的24小时内，为简单的公正去做件出格的事情”（《出格行动和每天的叛逆》1983）——这便是她过去经历练就的弹性精神气质的证明。很显然，斯坦内姆觉得自己不用摧毁它，也能给现行制度以重大打击。大多数人从早年就学会不与现行制度斗争，因为这会被它埋葬；而对那些几乎被葬身其下的人来说，这种灭顶之灾就不那么可怕了。大多数孩子早就学会：卸下威吓者武装的唯一办法是威吓，威吓者并不想战斗，他们只想吓唬人们。只有那些从危机和创伤中幸存的人，才能彻底体验那种滋味，从而不再对此惧怕。他们是最糟糕剧情安排的幸存者，能对不太友善的环境处之泰然。看来危机是创造之母，因为它决定人们以积极姿态有效处置矛盾。
危机和超级学习
弗洛伊德学派的威尔海姆·里奇和克罗拉多大学医疗中心的生物反馈专家托马斯·布辛斯基认为巨大的危机强化超级学习，因为它使人陷入一种状态（脑波动极低的昏睡和梦幻状态），从而学识、记忆和创造力都得以强化。当人们经历危机和创伤，他们的脑波活动转移到这种状态，换言之，人们的行为往往在创伤事件后改变定型；在创伤性状态下，任何人都以极快的速度学习和记忆此事。当玛丽亚·卡拉斯6岁时被车撞倒，昏睡了12天，她受到了创伤；当她从昏迷中苏醒立刻呈现一个沉溺而着魔的预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到达顶峰，她在自己自动选择的声乐歌剧事业中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和卓越成就者。这种梦境对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剧女主角有多重要呢？这很难说，但确定无疑的是任何经历类似危机的人都会同样被驱向成功，凯瑟琳大帝、哥达·梅、艾恩·兰达、琳达·沃切纳、奥普拉·温弗雷、玛丽·凯·阿什和麦当娜在生活中也有严重的危机，其他人则有创伤极大的事件的打击。依我看来，即便不是原因，危机经历也肯定相关。玛丽亚·卡拉斯身上所发现的激情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能量是少见的，而往往是危机或创伤性事件的结果。
创伤或“打击”状况的学习并非新鲜事，这种行为改变装置在战争年代清洗战俘头脑中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