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次面试2
第二位面试者让我在会议室左等右等，足足等了四十五分钟。后来我与我的银行客户打交道时，他们有的曾让我等上两个小时！银行的业务――特别是在交易楼层与全球上市公司两个部门――那是没有刀枪但仍然伤亡惨重的地方，紧急情况随时出现，等别人干完更紧急的事再和你谈，是我们这个行道恪守的原则。人要干成事，既要有热情，更要有耐心！
迈克是美国典型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出生的“婴儿潮”代言人，六十年代中期在加州见克利大学念量子物理博士学位时，曾因反对越战而蹲过监狱。我们成朋友后，他和妻子爱玛曾一块儿到我家做客。爱玛完完全全是美国电影“Forest
Gump”里Forest的女朋友珍妮的翻版：金色长发，高挑身段，长袖长裙，神经质的谈吐，反应快得惊人，同时抽烟不断。谁也说不清楚是迈克害了爱玛，还是爱玛害了迈克：两人在博士将要毕业的最后一年，爱玛怀孕了，于是两人都中断学习。
“就那么一次****（操），生活就给****掉了！”迈克的口头禅就是这么个“操”字。不是吗？他会反问。生活就是这么****来又****去的，没错！
“你也等着用钱？”这是迈克面试我的第一个问题。
迈克并不指望我的回答，他告诉我人的命运是由一系列错误决定的，比如说五年前的1987年年底，他当时所在的美国证券公司在美国股市崩盘时投在以色列市场的一笔股票生意，却意外地赚了钱，因之他也分到一笔三万一千美元的酬金。那笔酬金从此给他带来厄运，如今害苦了他。没那酬金，今天他就不会“沦落”到这步田地――他是该请大博士给他做咨询的，而不是给人做咨询。
“为什么呢？” “因为忘了付税。”迈克耸耸宽阔的双肩，百般无奈地丧气地说。
三万一千美元的酬金，应该有50％以税收形式给政府上缴个人所得税，但因为是年底，迈克不知为什么给忘了，所在公司的财会部门也没报上去，结果这一万五千五百美元便以每年25％的利息递增，再加上政府罚款，三年后，迈克欠政府五万多美元。雪上加霜，1989年到1992年，美国经济底朝天，迈克到哪儿去挣钱？华尔街那几年的股市，跟这两年（2000―2003）一样惨，股票掉得让人心惊肉跳。政府的税收是不能拖的，罚单一到，要么卖房子，要么进监狱，迈克把房子卖了，还了“山姆大叔”（Uncle
Sam――美国政府的代称），全家五口包括两个即将上大学需高昂学费的儿子，搬进了一个小小的三居室公寓，人人怒气冲天，全怪迈克。
迈克早于我十个月进这家公司，他的当务之急是挣钱，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他面对的是那些向高科技公司进行投资的风险投资者，替双方介绍业务与人材。如果是在1998年、1999年，迈克挣大钱的计划一定能如愿以偿，提前实现，但在1992年、1993年，高科技行业中，“网络”二字还十分鲜见。
迈克的“黑色幽默”使我在就职后好几次遇到困难想辞职不干时救了我。他让人开怀大笑，他奇特的语言和视角，为生活的各种不幸添加风趣。
为了瘦身，迈克从不吃午饭，只喝水和咖啡，喝得牙齿发黄。
“我早已没钱吃喝，也不能吃喝了，”他说，望着我们在公司餐厅吃烤鸡，喝新英格兰牛肉浓汤，他只舔舔干裂的嘴唇，“如果再长胖，我连衣服也没穿的了。”他说，然后拍拍挺着的胸脯和肚子，白衬衣绷得紧紧的，像一只青蛙的大白肚。
我和迈克是隔邻，他来上班后就一直不停地打电话，一天要打三五十个电话。有一天我走进他的隔子间问他嗓子累不累，他一边在电话上跟他的客户大声说话，一边用手指着他桌子上玻璃瓶里的一大包黑乎乎的东西；对我摇头。见我无反应，他抓过笔在纸上写道：“Chinese
herb： Miracle Throat。 Don’t you know？ It’s from yourhome
country！”（中国草药：奇迹喉。从中国来；你不知道？）他也许讲的是“通大海”？我大笑起来了：那是我小时候害百日咳用的土法，如今在美国大公司派上了用场！后来我在电话上声音说哑了时，也喝上了迈克的“奇迹喉”润嗓子，喝得喉咙没见好转，口还特干，整天嘴唇脱皮。
那天面试，迈克和我谈了一个小时五十五分钟，全跟专业无关。我们谈到陈冲，中国的人权问题，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海湾战争，我的学校和他的学校，美国梦与中国梦，中国的福州与唐人街的“蛇头”，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最后他说：“永远记住一点：实现美国梦是要花大代价的，我们应该时时问自己：值得吗？Freedom
is not free for the taking。（自由不是不花钱的。）” 七次面试3
第三次“面视”是在第二天上午9：30分罗兰对我进行的，这是七次面试中最正式的一次。罗兰有一个典型的美国成功男子的形象，很像电影“华尔街”里的投资银行家，风度翩翩，信心十足。他的提问全是一本正经的，如：你为什么要考虑这家公司？（仿佛我有什么其他选择似的！）你的就职目的？计划？短期目标？长期目标？你所学专长？对公司的要求？对这个职位的不明白处？
后来我知道罗兰以前在美林证券当了好几年经纪，1987年股市崩盘后，他不愿再继续为客户输钱，输得连一个朋友也不剩，才转行到人力资源部，专门到大学和研究生院替银行招聘有“有可塑性”的年轻经纪人。但人力资源部的薪水对挣惯了佣金的罗兰来说，实在是个“侮辱”。在万般无奈受不住经济压力的熬煎下，他辞职到舒利文做人力资源和人才推荐，专门为美林提供券商人才，获得“只有苍天才是顶”的佣金。每年我们公司新招雇员或开办企业领导陪训班时，都由罗兰上主课，他懂美国股票，讲话又清楚又宏亮，像电视广播，又喜欢帮助人，且没有任何架子。这是我最喜欢这家美国公司的一点：人人都没有架子，除了我的小老板米切尔。所有的人暗地里都叫他Asshole（屁眼）。
正是从罗兰那里，我得知我将要从事的工作的基本性质是什么：人力资源加“猎头”。 这是什么工作？我看着他，不懂。
“就是如何把人放在最好的位置，让他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只有将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与每天从事的工作划上等号时，人的创新精神、工作热情与积极性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罗兰讲。他讲得没错：从A公司拉人到B公司，旨在合理安排公司的人力，使其在公司得到最大的利用率。
“但如果从A公司把人拉到B公司，这不是挖A公司的墙角吗？”我开始怀疑这种工作的道德性。
“如果这位A公司的人能被轻易地拉到B公司的话，那么这人在A公司的位置，要么定位定错了，要么能力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要么人事纠纷不断，要么环境不合适，要么薪水与能力不符，要么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原因很多。但依我看，主要还是定位定错了。位定错了，价也一定会定错，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发生，首先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把一个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从A公司拉到B公司，从而使他得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做有错？而且A公司应该谢天谢地，因为少了一个没有必要呆在A公司的人。人才多得是，没有谁是不可缺的。A公司可以汲取教训，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
一瞬间，猎头变成了伯乐，但我思想还是没转过弯来，我的路太直：读书出国，出国读书，不知道还有替人更换工作的工作。
“你现在还不明白，没关系。我们的工作在无形中也提醒我们的客户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怎样评估一个人才，给他定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价格。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看看我们前两个月刚做的一个抽样调查：在五十个被电话调查的人中，有四十八个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比例大得吓人，而且还个个原因不同。八个小时要在班上，可又不喜欢这个班，这不是找罪受？这太残酷！正是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才能帮助他们将不高兴、不健康、没有热情的每一天，变成愉快、健康、有创新的二十四小时。”
见我仍一脸狐疑，罗兰转了话题：“这样讲吧，我们都希望结一次婚，然后终身幸福，那该多省时间、精力、心力和感情？但事实是我们也许得结三次婚，才能找到幸福。工作也是一样的。哪有一次就订终身的？我父母亲那一辈可以，我们这一辈办不到。你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结构不同了，我们工作的工具不同了，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大气候变了，我们的机会增多了，我们的选择增多了。一生换三五个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要换得有道理，要换得高兴。我们的大老板唐纳德会跟你谈到公司性质、操作规则、运作方法、职业道德和信用体系这些问题的。他从事人力资源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雇用了我们所有的人，将一个几十万的小公司在几年内发展成七千四百多万的好公司，他干的一定都是守法的事，对他人对自己都有益处，否则，联邦政府早将我们给关掉了。”
我没做声。我还是有些想不通，但我想不通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时，有人帮你？为什么我没遇上这样的好事？
“如果我们被关掉，这些国际猎头公司，如Russell Reynold’s，Korn/Ferry（光辉国际）和Heidrick ＆
Struggles（海德思哲）也得被关掉。他们都比我们的名声大，他们的股票在纳斯达克交易场上天天上扬。我们只限于美国国内，而他们的高水平管理人才搜索和领导资询服务，则遍布全球。目前，他们还没有进入中国大陆，但香港、台湾、新加坡已是他们的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你这样有亚洲背景的人。日本方面，我们全球组的三位雇员已从这些老猎头公司口里，夺走了一片面包。可惜你今天见不到比尔和日本人大和。大和原来在李曼兄弟（日本部）（Lehman
Brothers； Tokyo）做外汇交易，1987年股市崩盘后，他来波士顿大学念书，毕业后不想回日本来我们公司工作，我们公司正给他办绿卡。你有绿卡吗？”
“我丈夫工作的电脑公司正给他办，我也会顺带给办了。”我如实回答。
“比尔是美国人，纽约州立大学东亚语系毕业，日语专业，在日本留过学，还在通用电器（日本部）工作过好几年，搞销售。比尔和大和是一对好搭档，一个会说，一个知道说什么。他们刚完成一个大项目，得了一大笔佣金，公司送他们去欧洲度假去了。日本组还有一个美国姑娘叫尼可，是哈佛大学东亚系毕业的，日语讲得和东京人一样。她给米切尔做助手，也刚完成一个项目，公司奖励她两千美元‘放肆购物’（Shopping
Spree）；今天去Filene’s（妃琳大百货商店）去了。今天这三个人你都见不到，很遗憾。” 七次面试4 在他结束面试前，一位有着满头银发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
“Hi； Donald。 How’s
going？”罗兰打招呼道，“这是我们正在面试的应聘者Jeannie。这是我们公司总裁Donald。你们见过面吗？”
我摇摇头，但他推门进来的那一瞬间，我已经猜到了他是谁，从他不凡的气质，他善意的眼神和友好的微笑里，我知道他是公司的大老板，那位在电话上替我开了门的大好人。
“How do you
do？”唐纳德将手伸向我。我立刻起身――我已经半起了，立即站直，赶紧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那手又大又厚实又温暖，给人可靠的感觉。他有力的握手，使我突然感到美国人，不，整个美国；对人的真挚与热情。来美国七年，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握手。
“Nice to see you
here（在此见到你很愉快）！”唐纳德热情洋溢地说，他的声音如同电视播音员那样浑厚动听，清楚和不可抗拒，过了好一会儿，那男中音还在会议室里回荡。然后他转向罗兰，“你高圣的客户在电话上，但愿不是要毁约？”
罗兰说了声抱歉，便匆匆出了会议室。 “我希望能和你聊上两分钟，但有一个领袖人物培训班正等着我，对不起，我也得走。” “Please
do。（请走。）”我认真地说，力图将这两个英文字说得标准。
“希望在新雇员培训班中见到你。”他说，然后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转身离去，同时将门轻轻地带上。
于是；我又一个人给留下了；不知所措。是否我也该走？我偷眼向留了一条缝的门外望去，正好看见三位秘书在同时接着电话，除了她们带有英国口音的美语（后来听公司的同事告诉我，为了营造某种高雅气氛，这些接话员在电话上模仿英国女孩子说话）在空气中轻轻回荡外，没有其他任何声音。在她们的正对过有一只巨大的鱼缸，在清彻透明的水中，一群色彩斑斓的金鱼和热带鱼在随意地游着，令人安详宁静。鱼缸的正上方是一块描金挑木，上面书写：Our
business is public trust（公众信任是公司之本）。 我打量着我所在的会议室，除了一盆兰花外，便是门上的烫金粗体字：People
make the
difference（人创造企业的不同），这个烫金匾在公司的进门处也有一个。这家公司看来真的相信他们从事的业务：人力资源。公司处处在提醒人的重要和如何用人的重要。
等了十来分钟也没人来，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只好把我的英语金融词汇生字本拿出来翻看，消磨时间。等我看完时，已是下午五点，我看见有雇员下班，我于是也起身，走了。
我认为今天两个人，罗兰和大老板，面试了我，大老板的关，我过了；罗兰这一关？我不知道。
在后来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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