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长方形的巨大花园，满是树，花，藤萝，还散布着两个美丽的人工湖，湖上泛着金光和游艇。四围是摩天大楼，我们的飞机与金光闪亮的Chrysler大楼的层层玻璃尖顶几乎相遇，但巧妙地绕了过去；帝国大厦就在飞机的左下方，顶端的气象灯塔亮着蓝灯，预示今天是个大好晴天；中央公园的东西两侧是昂贵的公寓住宅，美国的大亨，华尔街的“庄家”，电影界的明星，政界的大腕，老的家族和电视台走红的“一代天骄”都在东边占有价值千万的公寓，西边则为医生、律师、教授和白领居住，充满生机与活力。
“OK，我们往下城飞去，到哈德逊河看朝阳下的自由女神和资本主义的心脏华尔街。”机长又说。他今天心情很好，于是一机人又无声地飞向下城金融中心。
飞翔在华尔街上空3
天水一线的碧蓝背景里，华尔街与自由女神，就这样一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展开在我们的身下。一个铸立在开阔的哈得逊河上，让千百万移民为她折腰；一个建在哈得逊河岸，让全世界因它的起伏而起伏，因它的意志为资本市场的行事标准。它是金融界的龙头，它是梦想的代名词，它集成功与财富一身，因而受到全世界各国精英的无比厚爱！是的，华尔街因其成功的形象，优越的条件，高难度的工作性质，以及丰厚的回报，一直是各国人才聚集的地方。随着九十年代股票市场的拓展，各国学子更是对华尔街报以青睐，人人都力图进入这一片西方主流社会的“禁区”，伸展自己的才华。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这片“禁区”，而且还在上面飞翔。 我，还能上升吗？
我是不是已经到顶了，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我接触到玻璃顶了吗？（Have I hit the glass
ceiling？）”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尽管人们相信，在美国，人的能力可以发挥到极致，人的上升能力是无限的，只有蓝天才是顶（The sky is th
limit），其实不然。因为横亘在个人梦想（职场的上升趋势、社会地位的攀升能力等）与蓝天是顶这一说之间，有一个由玻璃做成的顶，虽不可见但可触摸。我目前的状况，不正是这样吗？
我想：我，一个外国人，我对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尽了我的全力在做着贡献，我十分努力地工作，给自己创造资产的同时，通过纳税的方式，为国家创造财富。我们公司的税务部门，每年四月报税期到时，墙上就贴着这样的横幅：物质生活与美国梦=个人富有与社会责任。时时刻刻提醒公司雇员每一个公民的纳税责任，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和福利事业也会在公司设摊摆点，要求我们“主动捐款”，环保，穷人温饱福利（soup
kitchen），癌症研究中心，等等，告诉你捐款免税――你捐掉的这一笔钱从你的收入里减去后，你的总收入就低了，那么纳税的百分比也低了。这是美国的第一大国情：纳税。当1621年，第一批贫穷、敢于冒险的勇敢的英国人离开自己的故土，乘坐“五月花号”，横跨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他们有的只是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和创建富有物质生活的追求。这两点：向往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的富有，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法律保护自由，辛勤劳作就能改变社会地位。“从白木小屋到白宫”（From
a white cabine to the White
House）是解放黑奴的美国伟大总统林肯的写照；而出身贫寒的克林顿则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白宫。美国，正如国歌所写，“是勇敢者的家园（home for the
brave）”。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对每一个工作的公民征税，用以平衡贫富。我除了在物质上获得极大丰富和最大限度地纳税以外，我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在美国这个社会上升呢？能够举足轻重吗？而且，我愿意在这个国家举足轻重吗？意义何在？
我是一名女子。一个女子在国外的命运，本来很容易得到改变的。我的美国女朋友常说：如果能嫁总统，为什么要嫁平民？这话乍一听起来刺耳，但仔细想想，这并非没有道理。那么多富人将自己的女儿送进高昂的贵族学校，为什么？很大原因是为嫁一个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从而影响丈夫，从而改变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是男子的世界。
这不是我的世界，也不是我的国家，我有自知之明。何况，我深爱着我的丈夫，他是我的知己，又是我的朋友，更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的中国根太深，当我们在美国公司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时，当外国人看到我们的东方面孔而尊敬我们时，我们就感到提气，就感到自豪，就感到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国故土。
也许因为这太深的中国情结，我在美国的奋斗就这样定位了。 我，再也上不去了。 说真的，我还想到哪里去呢？
这几年拼打，难道我欠丈夫、孩子和自己的还少吗？在情感上，我们三人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 成功，哪里只是一句话！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1
成都机场，2002年元旦。
“妈妈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回家？”十三岁的女儿冰凉的手指拉着我暖暖的手，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已经告诉她许多次，妈咪身肩公司的重任不能和她一块儿回美国。元旦这天，女儿跟她父亲飞回美国，妈妈飞往新加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机场的分别，女儿永远不懂。
“我会尽快回来的。”我抚摸着女儿冰冷的手指。女儿已经比我高了，一米七三，朋友都讲一定是美国的食物把女儿催得牛高马大。这话不无道理，美国的牛啊猪啊鸡啊都吃化学饲料，要想让小牛赎小猪仔小鸡仔在三个月内进入市场，食物一定渗有激素，这些激素通过肉类进入孩子的身体，孩子也会长得很快。女儿学校的中餐每一顿不是烤鸡就是烤猪排，再辅以牛奶冰淇淋巧克力，体重能不超过正常重量？这也是美国的一大现象，一边大吃一边大喊减肥。这段时间女儿抽条了，三个月里丢了二十磅，看起来像一个少女了，我也不用因她欢天喜地地吃东西导致体重增加而大喊大吵了。
“Hurry Home（赶快回家），Mom！”女儿来到海关检票处。我们不得不分手了。我紧握女儿的手指，“妈会尽快赶回家的。” “OK。Keep
your promise（守诺言）！”女儿高兴地扬扬手，与在一旁默默用手势告诉我回家再睡一会儿的丈夫一起消失在海关检票口。
我转过身，眼前的一切忽然变得模糊起来，红红的欢庆元旦的大灯笼也失去了光辉明亮，仿佛替我和女儿、丈夫佳节期的分手黯然神伤。泪水盈满我的眼眶。
我回到家。没有了丈夫和女儿的家哪是家呀！从床上到桌上到地上，从相片到书包到箱子，从老师奶奶亲戚朋友送给女儿的礼物；到扔了一地的日本VCD动画片的空壳子，都仿佛朝我大喊女儿走了这一事实！家仿佛经历了一场七级地震，我无法收拾，我无法把女儿留下的空间，这情感的空间，这实际上的空间，用任何想象、任何记忆来填满。我原来打算休息一天再去新加坡，因为我这张疲惫的脸和这疲惫的身子，难以对付外国洋行的高级职员们，更不要说替他们出谋划策在新的一个世纪，在亚洲地区，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我的心完全因女儿的离去而离开自己的胸腔，随她而去了，担心着她父女俩从中国飞往美国的旅程。这样的担心我知道也许是多余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担心。我习惯担心他们，我不可能一次出差离开他们两周以上，我想他们。有一次，因公事不能按时回家，我坐在五星级的酒店里嚎啕大哭。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在亚洲替公司开一个分公司、将生意做得更大的原因。
尽管现在已不是九年前我刚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的女儿也不再是三岁，我也无需用睡袋将她裹起来，买通门卫，在星期天的晚上将她带进公司，让她看我工作，和我多呆一会儿，但我心底深处比以前还觉得对不起女儿。为了让母亲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我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小小年纪的她也付出了大的代价――那是情感的代价！
女儿和我飞行于中美之间如吃一日三餐，应该是习以为常。从她三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就使我不断地往来于美国香港、美国新加坡、美国东京。记得一次我把女儿带回老家成都过暑假，女儿坚决不让我走，当时我也生病了，我于是答应她妈咪不走了。可是美国老板的两个电话，使发着高烧的我又坚定了走的决心，使刚刚破涕为笑的女儿又大哭起来。我只好硬着心对女儿讲，打一份工尽一份责，如果妈咪不去工作了你能有今天的好时光？你要一个呆在家里生气的妈妈还是一个愉快的工作的妈妈？女儿一边哭一边帮我收拾行装。虽然哭声消失，但那强压哭声的模糊抽噎和红红的双眼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手提包里，她塞进一个自己最心爱的布娃娃。
我和女儿在新加坡、香港、台北都留下了足迹，一大一小。记得我第一次带她出差时，她六岁，我把她交给我住的五星级香港文华大酒店托小孩中心，那里的阿姨给她一大堆纸，她在上面画满了女儿和妈妈。还有一次，我在酒店餐厅和一顾客讨论该银行在香港地区试销以亚洲货币为底的美国长债券时，眼睛却不断地瞄着坐在餐厅一个安静角落的女儿。我告诉她一定不能来影响妈咪。她真乖，一声不吭面对一壶茶和一盘小点心整整等了我两个半小时！
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2 四个月前的8月份，我替巴林欧洲洋行（ING
Baring）做一项私人银行部门人才管理人力资源的项目。因为项目十分紧急，洋行要在一个星期以内决定是否在新加坡开办私人理财业务，我必须立刻飞往新加坡，原定好和女儿去中国长城的计划必须放弃。女儿在美国读七年级，中国的初二，他们刚学完中国的古文明。尽管是小美国人，但黄皮肤黑眼睛应该知道中国更是自己的国土。没有去过长城的女儿兴致勃勃地要去长城，要写一个长城的故事，把中国的长城告诉美国的同学。现在去不了了，和女儿的小计划相比，ING
Baring的计划更重要，而且那是我的老客户给我的，我必须完成。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亚洲市场刚刚反弹，全世界各大银行正开始向亚太地区投资，急需那些生于当地、受教于英美、有良好个人素质和银行投资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我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是发现和推荐这些人才的主要人物，这些年，由我引荐的上千名人才均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大中国区银行系统成为佼佼者、决策者、主管，有的还高升为投资银行董事局董事。决策银行的全球投资行为，我当然必须去新加坡。最终，女儿和我一块去了。那一次，我没有把她托给酒店的服务人员，她已长大，成了我的“助手”。当我穿梭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各大银行的办公室时，女儿在酒店用流利的英文替我接电话。
上帝，我这一次可真的不愿去新加坡，去面对那开满热带艳丽花朵的城市，因为那座城市使我有着关于她的太多记忆，将使我看不见花的美，天的蓝，海的平静。触景生情！
终于三天下来，1月5日这天，我在新加坡的事情做完了。人经常分离也就学会了对付分离的办法，那就是工作。一刻不停地工作，使自己闲不下来，既不能回忆往事，也不能展演明天，只有今天。忙碌的今天终于过完了，我可以回家了。
但是，没有飞回美国的飞机！
我原本计划在新加坡只呆两天，由于工作之故多呆了一天，机票不得不改，于是我现在困在新加坡五星级文华大酒店的客房。我已经和四家航空公司联系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往美国各大城市的飞机爆满，要在1月13日才有座位；西北航空公司情况也一样；新加坡航空公司要15日以后才有座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周飞一次，从现在到中国春节的票全都售完。我也给香港的航空代理Westminster的大卫去电话。大卫以前总是有办法找到机票的。他告我过两小时回话。两小时过去了，大卫准时打来电话：香港飞往北美和欧洲的所有航班，全都没有座位。
“怎么回事？”
“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富有，又加上今年的圣诞新年与中国春节连在一块，往来的旅客突然增加，有结婚的，有度蜜月的，有谈商事的，有探亲访友的，没办法。到海边去散散心吧！别人求之不得，你干吗要急着回家？”
“大卫，你替我看看有没有从北京或上海飞往北美或欧洲的航班？我可以转道。”以前我也这样做过，花钱多，但没办法。 “没有。看过了。”
我放下电话，望着窗外夕阳西下的新加坡海湾和沿海岸的高楼大厦以及过周末的车海人流，心上酸酸的。女儿这个周末没有妈妈。赶快回家。可我回不了家啊！这是大都市新经济新生活的代价，这是情感的代价！这是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
我给美国的丈夫和女儿去电话，丈夫立即告诉我借这机会好好休息，“家永远在这儿等你。”丈夫的声音总是这样使我安心。以前，我回家晚时，丈夫总是替我将家里走廊的灯留着，彻夜通明。一年前买了目前这个带花园的别墅大屋后，我出差的那些日子，他又总是将大门的两盏灯亮着。
我立即搬出位于金融中心的文华大酒店，搬到新建的海滨浴场圣淘沙的香格里拉饭店，在美丽的南海，休假两天。
第二天一早，我便坐在窗前，望着那无边无际的南海，那散布在海中的诸岛和远洋轮，那初生的红日给碧蓝的大海涂上一片金光。这个季节最多的是婚宴；而新加坡人又喜欢在高档的五星级饭店里举行大型结婚仪式，白色的纱裙总是那样的激动人心，我眼前就有一对美艳的新娘和英俊的新郎，新娘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