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政府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了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
印尼是东盟中最大的国家，在东盟中起着领导作用。在柬埔寨问题上，印尼同其他东盟国家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印尼曾于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两次主持召开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非正式会晤——当时称为“鸡尾酒会”。由于各方分歧严重，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突破。作为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两主席之一，印尼感到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同中国保持密切磋商和良好合作。
印尼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作为大国，中国的实力是这个地区重要而又不可改变的现实，印尼不能再拒绝同中国打交道了。
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印尼在对华态度上出现了积极变化。
1988年3月，苏哈托总统在谈及两国复交问题时，放弃了原先提出的要中国就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进行“公开道歉”的要求。1989年初，印尼外长阿拉塔斯通过印尼驻联合国代表苏特雷斯纳大使，面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大使，印尼将全力促进中、印尼复交进程，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已经恢复，并表示想同中国外长尽早会晤。李鹿野大使答复萨特雷斯纳大使，中方赞赏印尼方为推动两国复交进程所做的努力，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尽早恢复中、印尼外交关系。中国外长也希望尽早与阿拉塔斯外长会晤。
正是在这时，出现了“东京葬礼”的时机。但是，我们得知，阿拉塔斯外长不随苏哈托总统赴东京，两国外长会晤难以实现。为了抓住时机，我们仍向印尼方表示，中国外长将会作为特使，前往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这将是双方会晤的好机会，如果方便，中国外长也愿意拜会苏哈托总统。2月13日，印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告知中方，国务部长穆迪奥诺将陪同苏哈托总统参加天皇葬礼。因阿拉塔斯外长不在随行人员之列，穆迪奥诺部长将同中国外长会谈，并说，苏哈托总统愿会见中国外长，具体安排将通过双方驻日本使馆商定。
印尼方还说，穆迪奥诺虽是国务部长，但对中、印尼双边情况相当熟悉。
穆迪奥诺是位少将，自当上尉时开始，就协助苏哈托工作。苏哈托执政后，他在内阁秘书处工作，后任内阁秘书、副部长和国务部长，并兼任印尼对华关系统筹委员会主任，负责处理对华的重要事务。他深受苏哈托的器重，是印尼高层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印尼内阁中的实权人物。他所掌管的国务秘书处与总统府仅一墙之隔，主要职责是负责起草总统演说和颁布政府各项法令与条例，协调总统与政府各部门之间关系，实际上担负着上下沟通的重要角色。每周的内阁会议之后，一般都由他向媒体吹风或发布重大信息，故有“小总统”之称。可以看出，印尼决定由穆迪奥诺出面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
第四章 东京的“葬礼外交” “三点一致意见”
中国、印尼的东京会晤，是双方多年努力的结果。当时我们分析，此次会晤也许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印尼方对两国复交问题会采取较前更为积极的态度；或是由于内部仍未协调好，提出中、印尼关系正常化分步走的方案。
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设想了应对之策。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积极推动两国复交的进程。
2月23日下午，按双方事先商定的时间，我在印尼代表团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先会见了穆迪奥诺部长。这是我同穆迪奥诺的首次见面。他为人随和，谈吐直率，机敏而不失幽默。
会谈中，我先回顾了双方近年来开展直接贸易和在柬埔寨问题等国际事务方面的良好合作，阐明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和亚洲形势的看法。我表示，中、印尼同属亚洲大国，中国有11亿人口，印尼有1。7亿人口。我们两国都面临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两个大国，若能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并一同致力于和平，那将是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还专门向他解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所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说，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我们不仅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是这样，在处理党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始终认为，每个党的事务都属于这个国家的内政，每个国家都有权自己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绝不会利用党的关系来干涉别国的内政。
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我对他说，两国复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中方对此一直持积极态度。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愿听取阁下的看法。
穆迪奥诺赞同我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接着说到印尼国内两次政变（注）给印尼造成的重大影响和严重危害。他说，刚才阁下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尼在处理国内问题方面也有个五项原则，那就是“建国五基”，即：信仰真主、公正与文明的人道、国家统一、民主和社会正义与繁荣。他接着说，印尼的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可能与别国不同，但我们愿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印尼尊重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希望其他国家尊重印尼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尊重上述印尼处理国内问题的原则。他还强调，印尼至今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谈话中，穆迪奥诺未再纠缠过去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等问题。
我强调说，我们尊重印尼在国内所采取的原则，同样我们希望双方都共同信守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充分注意到印尼在处理国家关系中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特别关心，坦率地讲，中国同印尼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联系，就连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党我们也不知道。过去有些印尼人住在中国，如今大部分已离开了，剩下的人很少，最多几十人，其中有的已年老退休，有的就业工作。作为外国在华侨民，我们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关于如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如果阁下认为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建议双方可通过各自驻联合国代表团继续进行讨论，同时，两国外长见面时也可商谈。联合国渠道的讨论可更具体一些，为两国外长会晤做好必要准备。
穆迪奥诺感谢我所做的说明，表示同意中方所提出的建议，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一步磋商，必要时，两国外长可以直接会晤。
说到这儿，他看了一下手表，主动提议休会片刻，并没说什么理由。实际上，他是到隔壁房间，去向苏哈托总统汇报我们两人的会谈情况。大约5分钟后，他回来了，笑着对我说：“总统阁下要单独会见外长阁下。”
苏哈托总统给人的印象，很像一位满头银发的老教授，说话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实际上，苏哈托是一名军人，行伍出身。他少年时代曾在清真寺附设的学堂读过书，19岁时就去当兵，从一名士兵一步步晋升到将军。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接管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任陆军临时负责人、主管恢复治安和秩序的司令、内阁部长和陆军司令等职。从1968年至1998年，七次蝉联总统，成为印尼的政治强人。
有舆论分析说，在苏哈托统治下，印尼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印尼共已经成为历史，当时，他已决意要与中国恢复关系。但在苏哈托当政的年代，对华侨华人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歧视政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下台以后。印尼华人所处的环境，直到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接任总统，才有较大的改善。
不过，在那次单独会晤中，苏哈托态度友善，情绪很好。我先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介绍了我同穆迪奥诺会谈的情况，赞扬印尼在他领导下为发展民族经济所取得的成就。
苏哈托对此表示感谢，请我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问候。他表示，印尼一直遵守万隆会议达成的十项原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发展平等的关系。他说， “9·30”事件后，印尼在国内取缔了共产党，但这不意味着印尼对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采取敌对政策或有什么敌意。如果两国政府、两国人民、两个国家的党都奉行和平共处、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两国发展实质关系与合作的道路，就可以说是畅通的。苏哈托还表示，印尼一直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后在政治领域磋商时，应在我们两国之间进行，不需要通过第三国。现在要做的是一件小事，即消除两国间的相互怀疑。他赞同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可继续进行接触，必要时两国外长还可直接会晤。
我对他说，中、印尼两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并将为本地区的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同苏哈托单独会晤后，穆迪奥诺郑重其事地说，现在要解决一下最为迫切的问题了。大家听后，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接着又都笑了起来。他的意思是，让大家先“方便一下”，再继续工作。也许是双方的会谈和与总统的会晤十分顺利，他有心情开开玩笑了。
随后，双方商谈的主题是如何向新闻界发布双方会晤的消息。印尼方建议双方共同会见记者，向新闻界发表一个共同商定的新闻稿。于是，我们拟定了一个关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点一致意见”：（一）双方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关系正常化；（二）两国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三）双方决定，通过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商谈，必要时，两国外长举行会晤。
穆迪奥诺问，如记者问及此次东京会晤是如何实现的，该怎样回答？我表示，可以说是通过联合国渠道商定的。他又问，如果记者追问是谁采取主动的呢？我表示，可以说双方都有这一愿望。我还建议，这次会见记者，主要是宣布我们共同的意见，时间不宜过长，以尽量避免外界对我们复交谈判的干扰。
经商定，我们共同会见记者，由他做开场白，宣布上述“三点一致意见”，然后，由我做补充说明，对此次会晤表示满意，强调两国关系正常化已经开始。
由于事先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会谈后，要举行新闻发布会，无法及时通知所有记者了。一些日本主要媒体记者纷纷赶到现场，而中国记者却没来得及参加。
这次联合新闻发布会所发布的消息，成了次日日本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电视台也迅速反复播映有关镜头，舆论界一致认为，中国同处于东盟领导地位的印尼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的又一胜利”，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印尼之间的东京会晤，也引起了日本官方的强烈关注。竹下首相在同我会见时，对此表示欢迎。这位特别喜欢用数字说明问题的日本首相说，世界上一亿人口以上的国家，有六个在亚洲，除中国之外，有印度、印尼、日本、孟加拉、巴基斯坦。现在，所有一亿人口以上的亚洲大国，都和中国建交了，这是一件大事，值得庆贺。中、印尼两国领导人的东京会晤，是中国的一次成功的“葬礼外交”。
第四章 东京的“葬礼外交”复交谈判
东京会晤后，为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我们通过联合国渠道，重点就以什么方式解决复交问题，同印尼方面进行商谈。我们建议，双方先以适当方式发表一个复交公报，关于公报内容、何人签署、何时发表等问题，愿意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有关两国关系中需要讨论解决的具体问题，可在复交后，进一步磋商。
但是，1989年6月，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上掀起了反华浪潮。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和国会先后四次发表声明或通过决议，攻击中国，并宣布中止中美间高级官员互访、阻止国际机构向中国贷款等一系列制裁措施。国际上的两个“富国俱乐部”——欧洲共同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先后发表声明抨击中国，并宣布暂停同中国的高级接触、冻结正在谈判的合作项目等。
在此形势下，印尼对两国复交事项表现出了观望的态度。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坚持原则，务实灵活，在国际间，折冲樽俎，沉着应对，迅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并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理解，使不少国家改变了立场，恢复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这时，印尼对两国复交的态度又积极了起来。双方除通过联合国联系渠道继续保持接触外，还利用一些国际场合，就如何尽早完成复交手续等问题交换意见。
1989年8月，我在出席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期间，会晤了阿拉塔斯外长。这是自2月东京会晤后，两国外长的首次见面。
阿拉塔斯对我说，东京会晤已在最高层做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策，剩下的只是就必要的技术性问题达成协议。从印尼方面来说，复交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可在本届联大前继续进行磋商，联大期间，两国外长再进行会晤。
我表示，只要时机成熟，我们应该抓紧完成这件工作。我还提出，由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对技术性问题不太熟悉，可以考虑在联合国代表保持接触的同时，开辟另一个渠道，由双方派小组直接商谈，到北京或去雅加达都可以，这样解决问题更容易一些。
10月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