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为什么不能说，我们要有自己的汉族主义，我们要为我们汉族感到骄傲，我们有我们汉族的利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仅仅是为了迎合中华民族这个虚假的概念吗？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说到：〃我们必须遵循的第一条原则是民族特性。一切民族都有，或者应该有民族特性，如果他们缺少民族特性，就必须着手赋给他们以民族特性。〃
而今天，为了迁就所谓中华民族的共性，我们的汉族特性还剩下来什么呢？一个没有民族特性的民族，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而且，中国现在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吗？
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都失去了自己的特性，还奢谈什么中华民族的特性。
难道我们的民族政策不应该反思，究竟是不是得不偿失呢？
6。3。纵论文化
历史本来就是后人修的，因为其工作量的巨大，所以这个工作一般是国家来主修，这样的历史自然会受到执政者的影响，要求史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现实服务，所以大家看到的二十四史一样是含有功利色彩，并且有偏见的。
其实我的历史评论中，涉及到对大量历史片断的主观判断，对于资料的引用也一样是有选择性的，但是比起现在中国历史课本里的从阶级感情判断历史的爱憎分明和无辜的掩盖事实，比起小说和电视剧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自称是正史却又肆无忌惮篡改历史的手法来，自觉我的历史评论还是要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一些。
我们说，民族的优劣并体现在智力上，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一个躺在过去所谓辉煌的荣光上睡大觉而不思进取的民族，他的文化是有问题的。当今世界不同民族生活水平和制度特点差别很大，不能不说和民族本身的文化有关系。
换而言之，虽然我们强调民族、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因为不思进取，因为妄自尊大，因为不能面对现实，很多的民族和文化就这样消亡，这一点在历史上是存在的。
我们的历史书讲述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史学家对历史的篡改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当然这得力于统治者的授意，怎样破除长久以来我们自以为文化天下第一的偏见是很重要的。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
而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此当头一棒，可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汉文化优越性源于强大实力的自信已经渐渐变成自大成狂的劣根性了。那么，狂妄自大的汉文化怎样解释自己诸多亡国的历史呢？
看看我们今天说历史，很自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问题的关键就是，史书一直将东晋作为正统。
那个时候的东晋甚至连三国时期东吴那么大都没有，只是上游以长江为界，中下游过江北不远为界的南中国。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在东晋时代，整个版图变得只有偏隅江南的一小块土地了。而纵横北方的五胡十六国，竟然完全不被史家列入中国历代纪元表，而只以东晋为正统。
为什么不承认承认五胡十六国的中国正统地位呢？
因为后世不承认非汉文化的五胡代表中国。
而西晋被认为受禅于正统的魏，统一了秦汉形成的传统疆域，又以汉人为主体民族，所以才是正统。西晋亡，晋室子弟在江东称帝，建立东晋，约百分之八十的北方中国人跟随逃到南方，史称〃衣冠南渡〃。所以说，西晋王朝是这时期〃中国〃的代表。
这样牵强附会的解释并不是开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
于是在东晋时期的北方十六国，就不算是〃中国〃的了。五胡十六国的少数民族的君主没有被写进〃本纪〃里去。
虽然我们今天承认五胡最终都融入了汉族，都变成了中国人，可是历史还是不承认这些〃中国人〃曾经的合法地位。
可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们可不管这一套，五胡中的刘渊是匈奴人，原为晋朝大都督，封汉光侯，后被匈奴部众推为大单于，从此独立，称帝时竟毫不客气以汉高祖刘邦的传人自居。在他的心目中，他才是中国的代表。
而史学家对南北朝的判断更加可笑。
我们看史家们是什么时候才承认中国有南北两个合法政府的。
那时候的北方继续被少数民族占据，而南方的统治地位被刘宋代替。可是史学家就开始承认北朝代表北中国了。
这根本上就是莫名其妙，为什么西晋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被承认是〃中国〃，而一旦西晋灭亡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可以被承认是〃中国〃了呢？
历史最微妙的学问就是在这里了。
因为南北朝的结果，是北朝消灭南朝而统一中国。如果北朝不是合法的中国王朝，那么最后岂不是中国灭亡了？
于是我们就能明白了史学家的深意，首先赋予北朝正统中国的地位，好像北朝统一南朝，就是理所当然是合法的中国统一。
在这样的掩饰下，中国汉人的正统地位终于保留下来。
果然是好苦心。
对五胡史来说，史学家还算是遮遮掩掩，对民族之分看得比较重，对亡国之痛也还颇以为惨痛。可是对汉人中国以后被灭亡的历史，史学家就更进一步，完全抛弃了民族之间的偏见，坚决承认少数民族的统治地位，而醉心于汉人先进文化同化少数民族的丰功伟绩了。
如果说五胡史是被史学家们强奸，至少还保留一些痕迹的话，那么只要你少数民族认同了汉人的文化，你的统治地位我就承认这类学问，根本就是一场你情我愿的通奸了。
这个时候，先秦〃夷夏之辨〃早已不记得了。
我们的学者们发扬光大了新的天下观，明末大儒顾炎武提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提出的保天下，也就是保住汉人先进的文化，保国家，也就是保住汉人正统地位的国家。他认为两者相比，还是保天下为第一。于是只要少数民族认同我们文化，我们就可以承认他的统治地位。
而后面一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更是大家耳熟能详，后人读来热血沸腾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型，不过谁也没有料想到，这句话竟然是曲解原意了。
这样一来我们从心理上很快认同满清的统治地位，我们还以〃征服者被征服〃而欢欣鼓舞。
难道不是吗？
为什么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么多清朝大戏，这么多清朝圣君，这么多清朝清官？
今天甚至连完全与朝代无关的电影、电视都尽量往清朝靠，好像那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盛世，沾上一点边愣是就能火起来一样。
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一部部电视剧好像真成了我们的历史。
可笑的是，今天我们热情歌颂的康乾盛世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说道。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其时1748年，乾隆十三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到。
〃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自己。〃
其时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然而那时候的中国人哪里能听得进去这些。
纵然是今天的中国人不也是还在做康乾盛世的美梦吗？中国人现在不是最爱听〃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类话吗？
十九世纪后期，明明是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写着：〃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
真是好厚的脸皮。
〃大清国〃，〃大皇帝〃，〃恩准〃，〃夷〃。
那可真是，〃中国人，就是这样自信〃啊。
可惜中国没有对日本也演一出〃征服者被征服〃的好戏！
中国人不是从来最听不得〃东亚病夫〃的评价吗？
是的，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也不承认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但是，我们是不是〃东亚病夫〃，难道取决于外国的评价吗？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难道我们就是，外国人说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就不是？
一个人有没有得病，难道是是医生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难道清朝末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病吗？
难道那些为吸一口鸦片卖儿卖女的人没有得病？
难道那些用秋瑾的血沾着馒头以为能治病的人没有得病？
难道那些扬起脖子大声说〃吓，杀头，好看〃的阿Q们没有得病？
中国的病根，是在愚昧，是在麻木，是在自以为是。
我们说，我们不是〃东亚病夫〃，那我们就站起来。然而我们好不容易站起来后，却不肯承认曾经得过病。
却嚷嚷着，〃其实我一直就没病〃。
我想，不敢正视自己的过去，不敢面对曾经的错误，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病的开始。
过去的伤疤都没有勇气揭的人，怎么敢于直视自己的今天的伤疤，更不要说还能做出壮士断腕的豪举。
国家进步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人若是不能奋进，必然将被淘汰，那些不思进取的人最好的选择就是做阿Q。
也许，一个国家是否病了，看看这个国家里的阿Q数量的多少，就可以了然于心了。
又听说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想必中国又是表示强烈抗议罢。
靖国神社内供奉着大约明治维新以来246万个亡灵，其中1000多个灵位是二战中的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其中包括战后被处以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
我们需要注意，被认定了战犯的是1000多名，而靖国神社供奉的是246万。我们指责〃靖国神社已逐渐变成军国主义〃，也就是说把那246万都当成支持军国主义的人，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呢？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246万个都是有名有姓的，每年日本历届政府的许多官员都以不同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他们认为〃战犯被处死以后，就已经成为佛〃，参拜靖国神社，是〃代表国民的感情〃，〃是天经地义的事〃。真诚地追悼〃所有为国捐躯者〃。
相比之下，我们记得几个那些为中国捐躯烈士们的姓名？我们是否想过需要一一考证他们的姓名？
我们的〃靖国神社〃在哪里？
我们的政府官员为谁祈祷过？
我们的国民感情到哪里去了？
我们又什么时候看得起过中国历史的〃失败者〃？
我们又什么时候还记得〃真诚地追悼我们的为国捐躯者〃？
中国的不被侵略、不受欺凌，只能是取决于中国的自强，而不是别国的善意。希望中国强大、为中国强大而努力的，只有中国人，不会有日本人、美国人。
这一点日本人就认识得很清楚。
而中国，敢说我们比日本强吗？
6。4。纵论社会
五胡时期西晋的基本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其时最突出的社会风气是〃清谈〃。后者的产生与前者是有密切联系的。
在我们现在看来，九品中正制的社会制度和清谈的社会风气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当时，还是相对进步的制度和风气，只是在后来不可避免的变态了。
在曹魏时候，总结分析东汉帝国崩溃的原因，认为主要问题是在于〃兼并〃。土地集中，地方官就无法统辖境内的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这样之事能够发生，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
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正是对东汉人才任用现实的真实写照。
曹魏想改革这种毛病，就实行〃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说，直接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上去品评人物，以此作为吏部任命人才的任命机制。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
但是结果我们很清楚，这种制度导致的结果最后又像《晋书》刘毅传里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完全有悖了创立的本意。
曹丕为代汉作准备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
为了取得世家官僚的支持，司马氏对他们采取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司马炎建国后，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因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这就是典型的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
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无特权的庶族（又称寒门）联婚和同乘共坐。
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他们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庶族即使做官以后，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视。他们几乎完全操纵〃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
为什么曹魏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晋朝，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主要是由于中正官职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这一制度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
《晋书．段灼传》中，段灼曾对晋武帝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