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合流。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二部分第五章 胡同之间（4）
戊字胡同里，除了国民党战犯，还有三名日本战犯。一个是名叫上村的原北平宪兵队头目，一个是长期在中国搞经济情报的特务，一个是日本陆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对于日本侵略者，就历史的阶段性而言，应该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敌人。但是，历史上有些事情是难以理喻的。就在共产党三令五申，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条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的时候，国民党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公然宣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无罪，并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往日本。平心而论，国民党此举是极不得人心的。包括国民党战犯邱行湘，在得知此事后立即承认，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严重的卖国行径。对照起他时时引为趣谈的一桩陈诚轶事，邱行湘更认为国民党给中国人丢了脸面。
那是一九三○年十月，陈诚赴日本观操，日本高级将领，对陈诚竞相邀宴。有次，日本将领在席间当众问陈诚：“你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上将？”陈诚正襟危坐，反唇相讥曰：“你们日本的裕仁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天皇？”陈诚一语，四座皆惊。日本将领大为恼怒，认为陈诚有意侮辱天皇。乃至陈诚回国后，留下一场外交风波。事后，邱行湘听国民党外交部长何应钦的随从副官张涛说，这件事最后由何应钦出面与日本打了招呼才算了事。
现在，中日战争八年的最终结果，是日本人走进中国人的监狱。尽管邱行湘以国民党战犯的身份，与日本战犯生活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失败者，就去同情另外的失败者。反之，他暗想若是共产党打算在监狱里“坚持抗战”的话，他是乐意“分进合击”的。
然而他在同一条胡同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国民党战犯除了写材料的、养病的，是必须劳动的，日本战犯却用不着拿中国锄头；国民党战犯除了病号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也许小灶能使人精力过剩，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网球是白的，在邱行湘看来，它与报纸上“惩办日本战犯”的黑字是何等的不协调。日本军人诚惶诚恐地离开了故土，却舒舒适适地生活在异国——这几乎是太阳旗高悬在中国大陆的时代才能享受到的。
不受时代变迁的影响而最完整地保持着生活的全部内容的，要数这位矮胖的上村。他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国政府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邱行湘惑然了，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敌人的赞美，才是难得的荣誉。邱行湘听后不觉颇有感叹。他强烈地感到，中国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惩办战犯”，非绳之以法不可，“宽大俘虏”，果施之以仁不误。前者体现着民族意志，后者体现着国际公法。真正给中国人争脸面的，应该是共产党人呵。
如果说邱行湘对共产党于日本人的优待可以理解，那么他对共产党对国民党人的重用几乎不敢相信。消息是从报纸上得到的。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上，披露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各单，其中包括张治中、傅作义、程潜、张难先、龙云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邱行湘的意识里，成王败寇，亘古常理。共产党现在夺得天下，却不独吞，这决不是“惯于笼络人心”可以解释的。历史往往回过头去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邱行湘想起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只有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和几个社会贤达参加，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众多的民主人士都嗤之以鼻。以致国民党中宣部长陶希圣大骂民主同盟是“国民之叛徒”、“人类之蟊贼”。邱行湘至今才明白，其实时代的不祥之云早就笼罩在国民党头上，南京总统府的上空始终没有晴天，国民党战场永远陷入雨季。而在同一个天底下，共产党发明的 “统一战线”喷薄而出，在中国的夜晚大放光明。这个与共产党自身、共产党军队相提并论的“法宝”，正像一块巨型磁铁，在民主党派各以铁屑为幸之余，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失去自控力。在这个被邱行湘称为“奇迹”的历史现象中，他依稀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以及解放全人类的钢铁的信念。当然他发现的状态是朦胧的、甚至是经过日本战犯提示的，但是他是充满敬意的。譬如说上村拿着书告诉他中国领袖说的：“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很有气势时，邱行湘嗯嗯两声， 补出一句：“毛泽东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说话的。”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六章 高墙内外（1）
一九五○年六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朝鲜南北线视察归去不几日，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联邦、新西兰、南非联邦、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希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泰国、菲律宾、哥伦比亚共计十七个国家和南朝鲜伪军所组成的联合国军，悍然发动了侵略北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开始了殊死的反侵略战争。
这是一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世注目的、关系到世界局势的重大战争。关于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人们如何从人力、物力支援抗美援朝的场面，早有过许多感人的报道，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功德林的高墙内，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吧。
正在伏案交代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内幕材料的文强，接过了每日按时送进胡同里的《人民日报》。他摊开报纸，像往日那样漫不经心地在标题之间浏览。现在，他的目光与“美军仁川登陆”的粗体字刚刚相触，便立即迸出五彩的火花。他揉了揉眼睛，认定粗体字还在，激动得双手发颤，鼻尖发酸。他把刚刚汲满墨水的钢笔重重地拧紧，把尚未打上句号的交代材料轻轻地推开，然后站起身，迈着方步，踱到窗前。
文强究竟着了什么迷？为了不使我们的揣测产生错误，还是请文强转过身来，自己告诉读者吧。
“我在想，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变相的美、苏战争的爆发。换言之，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身在监内，心在监外，幸灾乐祸地唯恐天下不乱。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前，中央宣传部长任卓宣曾经大声疾呼过，世界必因美、苏争夺而大打起来。我想这一天我们等到了。”
“我在想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元气大伤，没有十年八年恢复不了。美国得天独厚，在本国土地上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已成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胜利的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不打，一打准定是美国必胜。苏联一败，中共的江山就坐不稳。历史的命运将决定于自由世界盟首美国。”
“我认为，共产党统治、苏联称雄于世界的寿命不长了，中国共产党又岂有幸存之理。朝鲜半岛打不了游击，也打不了阵地战。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作战是行的，小米加步枪打美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文强正在这样想，以致兴奋得夜不能寐的时候，当天晚上，管理处的一位李科长走进胡同，要文强写一篇“美朝战争的预测”，文强对此早已深思熟虑，所以一挥而就，大放厥词，写了一篇洋洋五千余字的得意文章。文章的结束语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现在功德林里已经公开露面的两个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将领，也几乎全部是战场上俘虏来的。纵然他们的思想状况不完全一样，但是思想基础基本是相同的。如果文强的内心世界仅仅具有典型性而不具有权威性，那么我们不妨去倾听一位功德林的未来的客人的高论。
关押在天津公安局的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是美国军事学院留学生，曾在美国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派他效法美国的办法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筹办“国防研究院”，蒋介石自兼院长，实际工作由杜建时负责。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由中、英、美发起成立联合国，划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和越南、泰国、缅甸），以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从此，不断有美、英高级将领来到中国。蒋介石派杜建时兼任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及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担任蒋介石与美国高级将领的联络人。所有这些，决定了杜建时对美国的了解，比起其他国民党将领要深刻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杜建时在国民党军政界，享有“美国通”的声望。但是作为杜建时本人，他还要通过对人民解放军的研究，来下朝鲜战争前景的断言。
杜建时曾在解放军总攻天津开始时，率亲随数人到中原公司（今天津百货大楼）楼顶，用望远镜观察全盘情况。通过他对环城碉堡主阵地地带，特别是对东北和西门监狱南运河地区的实战观察，尽管他料到天津失守已成定局，但是他认为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仍相当有限，如果不是特别有限的话。因此，他在天津公安局的高墙内，对朝鲜战争的估计，是带有赌博性的：若是美国战败，那么我全都错了！
国民党战犯的内心世界是如此相同，可是外露形式却大不一样。有的成天高喊“共产党万岁！”“美国必败！”有的夜不能寐眼角眉梢都是笑，梦里也在打哈哈；有的慷慨陈词，将心肺肝胆和盘托出；有的一言不发，却总是最先抢看报纸……
总而言之，他们一两年来为真理所感召而得来的一星半点，又由于本质的弱点而相继散失。——但是，他们随之而产生的思想飞跃，也恰恰从这里开始。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六章 高墙内外（2）
上文提到的一言不发，却最先抢着报纸的人，就是邱行湘。
邱行湘的思维完全混乱了。他曾经相信国民党垮台是势所必然的事。可是，这几天他越来越觉得共产党的胜利来得太偶然了，太侥幸了。就拿他主战的洛阳战役来说吧。倘若蒋介石能派遣空军助战，或空运他的第五师来洛阳；倘若十八军能多卖点力气，抢在洪水之前渡过洛阳；倘若裴昌会兵团能多在新安驻上十天半月；倘若邱清泉兵团能在陇海东段徐州东北地区脱身；倘若孙元良兵团能不慑于整三师的被歼，从而不必龟缩郑州……邱行湘的脑海里，翻滚着“倘若”的浪花，回荡着“那么”的春水。他对过去的，试图给予否定，对未来的，却试图给予肯定。——能够统一他的混乱的思维的，是他这么一句心底话：国民党是因为无能才被共产党打败的。
在邱行湘心目中，美国人皮肤最白，美国人个头最高，美国人的能耐是无以伦比的。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人点头的事谁也阻挡不了，美国人摇头的事谁也做不成。他牢牢记得，一九四三年一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会谈于摩洛哥之卡萨布兰卡，商谈对德、日作战问题，讨论反攻缅甸。邱吉尔谈到一九四三年内盟军从地中海西西里岛进攻巴尔干半岛可望成功，南太平洋战争也有进展，美、英可调动一部分海空军（包括登陆艇到孟加拉湾，从仰光登陆）收复缅甸，打通滇缅路。于是，美、英通知蒋介石二月在加尔各答召开中、美、英三国会议（中国方面何应钦出席），商讨反攻缅甸的具体计划。会议决定南北两面同时反攻缅甸。中国方面需要美、英海空军支援，准备用十个师自滇西反攻密芝那，用两个师由印度向雷多前进，以期会师于曼特勒。蒋介石以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指挥反攻缅甸。陈诚命邱行湘为远征军长官部副官处长，随副长官黄琪翔先到昆明。后来，邱吉尔把英军主力用于意大利、希腊，继续对德作战．登陆艇无法用于孟加拉湾，但郑洞国已率中国两师军队入印，邱行湘曾专程到机场送行。蒋介石为此对邱吉尔极为不满，并坚决请罗斯福执行加尔各答会议决定，由于罗斯福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意见，以致反攻缅甸暂时搁置一旁。
邱行湘对发生在历史的阶段性上的现象记忆犹新．可是他对历史的一个段落的总结缺乏记忆。本来在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赴美“吁请加强援助，俾迅速完成戡乱任务”、孙科对美联社记者“欢迎麦克阿瑟和魏德迈来华指挥国民党军作战”的哀求声中，蒋介石落得个海外飘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落得个行色仓皇的历史事实，应该使邱行湘的神经受到一次刺激，可是他把那次刺激推迟到现在。其实是两碗汤药一起喝，所以他感到特别苦。
报上每天发布的捷闻，是用同平日一般大小的铅字印出的。然而邱行湘为之惊愕到瞳孔扩大的地步。与那个小小的“胜”字刚刚相反，邱行湘在神魂颠倒之中，发现自己的身躯已变作一个大大的“败”字。
这正是他开始清醒的时候。他完全明白，他落在一个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政权手中。在这巨掌里，任何一个怠慢都可以使自己在顷刻之间化为齑粉。他意识到了生活的严峻。
这时候，他出了一身冷汗。
说来奇怪，朝鲜战场的战况，改变着功德林战场的局面：慷慨陈词者，变作一言不发；一言不发者，变作慷慨陈词。邱行湘话多起来，他评价朝鲜战事，没有从军事理论着眼，因为他想了许久，认定由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