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定决心，他一从广州回来，我就和他离婚，说什么我都要离婚，这日子没法过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发疯了。
这时，“吱”的一声，手机里又传来了一条短信：
亲爱的，我想你了……你要保重啊！
“保重”个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骂这样的粗话，狠狠地把手机摔到了墙上。
走下婚姻列车
我茫然地，才猛然发现，原来和我同行的人竟是那么多。阳光依然普照着大地，可是人们的脸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沮丧？为什么我们被婚姻弄得如此狼狈？是我们毁了婚姻，还是婚姻毁了我们？
我和吴远光离婚后，许多朋友都不明白，这么好的老公，我为什么要和他离婚？每次有人问起，我都会笑笑，告诉他们，很简单，我们性格合不来！别人不好再追问下去，我也永远不会把真相告诉他们。这是我的私事，不希望别人知道。
是的，我老公他是个好人，但他的悲剧就是太偏执、太固执，总喜欢往死胡同里钻。他的婚姻悲剧都源于他的旧观念，难道他不知道他的坚持在现代社会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么？没有人让他背负如此沉重的十字架，是他自己扛了起来。
贞操，对女人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尤其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伦理里，它更是滴满了女人的血和泪。“忠臣不事二君，好女不嫁二夫”，明摆着没有道理的事，却这么一代代真理似的被后人继承下来了。哪怕老公是性无能或早年去世，或者是恶人、流氓、精神病等，作为妻子都必须守节，不能改嫁，否则就是坏女人或不贞洁的女人。
毫无疑问，贞操是一种陈旧的、封建的观念，持有这样的观念在当今社会很容易伤害自己和他人。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的文章中曾说，男人可以纳妾，却要求女人从一而终，这种社会的不公是对女性的歧视。
我们的社会应该对女性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从社会层面上讲，女性是不是处女，那是她个人的隐私，别人无权干涉，隐私权在我国是受法律保护的。当然，对女性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并不是纵容“性开放”，而是要求人们要理性地看待这种事情。
贞操，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它是女人的“专利”，是套在女人身上的枷锁。这副沉重的、沾满了“女人的血和泪”的枷锁，以其蛮横霸道的无赖嘴脸，不知迷住了多少蒙昧男人的心窍，亦不知埋葬了多少女人的幸福。
我们在感叹梅梅的不幸遭遇时，也为现代社会竟然还有吴远光这样冥顽不化的男人而感到震惊。他可真是封建思想的孝子贤孙啊，竟然把这么“明摆着没有道理的事”，也“真理似的继承下来了”。
——我茫然地走下婚姻列车……阳光依然普照着大地，可是人们的脸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沮丧？为什么我们被婚姻弄得如此狼狈？是我们毁了婚姻，还是婚姻毁了我们？
作者借梅梅之口，在这里发出了天问般的感慨，读来让人感到了锥心的疼痛。它似乎在警示我们：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被那些卫道士们奉若珍宝的所谓贞操，此刻该是它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结局从婚姻之初就已注定
到北京做打工妹
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贫困山区，19岁念高二那年，父亲得了一场病。虽然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总算治好了父亲的病，但成绩一向很好的我却不得不选择了辍学，否则一贫如洗的家庭是供养不起我和弟弟两个人同时念书的费用的。为了不让正在读初中的弟弟失去读书的机会，已经懂得人世艰难的我，便主动放弃了高考——虽然凭我的成绩考上大学并非难事！
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独自一人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北京。由于我没有学历，又没有任何特长，到北京求职时我四处碰壁。折腾了一个月，就在我快把从家里带来的那点儿钱花光时，我终于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北京通州的一家商场里做化妆品推销员。
我必须完成规定的销售业绩，才能拿到每个月500元的保底工资。工资虽然有点儿低，但超额完成任务后，我还可以按比例拿提成。平均下来，我的月收入在七八百元左右。比起那些在饭店里当服务员的姐妹，我的工资应该算不低了。但若比起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我的这点儿收入恐怕只够她们每个月买化妆品的钱。
不过，我已经相当满足，毕竟我的收入除了每个月的房租和生活费外，还能存下200元寄回老家供弟弟读书及补贴家用。一想到弟弟能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读书、身体虚弱的父亲不用再为弟弟的学费及日常开销发愁，我无论多苦多累，都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自豪！
刚到北京时，我因为对什么事都不太懂，最初几天住在一家便宜的旅馆，幸好后来遇到了一个比我早来北京打工的老乡，暂时就挤到了她的出租屋里。找到工作后，这位老乡告诉我，靠近通州繁华地段的房子比较贵，像我这点儿工资，最好到郊区农村租房子，那儿的房子要便宜得多。
我在她的建议下到附近的村子里看了一下，发现这儿的房租果然比我上班附近的便宜了许多，但也要200多块钱一个月。这儿原先是农村，随着北京的高速发展，慢慢的，周边的农村也变得像城市一样住上了商品楼，有多余房子的，就用来出租。
这儿农民的土地都已被征用，因此已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人了。虽然这儿的农民“化蛹为蝶”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的变化却非常快，早已没有了真正农民的淳朴与憨厚。
租给我房子的那个女房东，我和她第一次打交道时，对她的印象就不太好。她的一居室开价月租270元，并且要先交一个月房租作为押金。
这种价格和规则，虽然并不是她自己私自定的，但在囊中羞涩的我看来，却有点儿霸王条款的味道，于是我便硬着头皮问她能不能便宜一点儿，或是取消押金。没想到女房东根本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她狠狠地白了我一眼，冷冷地说：“你们外地人，就是事多。真是，没钱还租什么楼房，住小平房倒是便宜，你干吗还到我这儿租楼房？哪里便宜你到哪里去好了，我可没工夫跟你们这种人在这里磨嘴皮子——嘁，真是！”
她那鄙夷、不屑的语气，深深地刺伤了一向自尊的我，让我觉得非常难堪。我想扭头就走，但当时天已经快黑了，而我实在不愿意再挤在老乡的出租屋里，因为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在那儿住久了，我无疑会成为让人生厌的“电灯泡”。
我只好忍着气，租下了这个小单间。不过这样一来，准备寄给家里的那200块钱算是泡了汤。
这儿的村民，一方面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房子租给我们，靠收租金过着很滋润的日子，就像奴隶主的吃喝拉撒睡都靠奴隶伺候着，却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一样。
那个女房东就常向我炫耀说，她家有十多套房子用于出租，一个月光收房租就有近万元钱的收入。此外，她家里每年在村里分红也可以分得几万元钱。因此，她的生活悠闲得很，除了收房租就是看电视、打麻将和做美容。
女房东的话，让我羡慕得真想躲到一个没人看见的角落里大哭一场。
这个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我每天得在商场里站8个小时，摆着笑脸向顾客推销化妆品，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口干舌燥。即使这样，我每个月也只能挣几百块钱，还要拿出将近一半来给那个吃喝不愁、游手好闲的女房东！
在商场里做推销化妆品的工作也并非旱涝保收，几乎干不了多久，我就会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被炒一次鱿鱼。
在北京的第一年，我就换了三次工作。每次换工作，我都要重新租房，这是令我相当头疼的事。我讨厌费尽心思地和房东讨价还价，而每次搬走时，房东都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扣我的押金。这让经济窘迫的我既心疼，又无可奈何。
一个女孩独自在外漂泊，很不容易，我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孤苦无助的日子，好想有一个依靠。
到北京的第二年春天，通过一位老乡介绍，我认识了在某文化公司做编辑的老乡杨明。杨明戴着一副眼镜，文文弱弱的像一个书生，正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在遥远的异乡，能听到久违的乡音，我们都感到很亲切。很快，我们就相恋了。
我成了“北京人”（1）
杨明虽然是个“文化人”，但在文化公司打工，收入也不是很高。虽然工作比我体面一些，但和我一样，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他同样是个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我们在一起，共同语言较多，很能谈得来，我从他那儿，慢慢地找到了一些温暖的感觉。可就在我们相恋时，一个本来与我毫不相干的男人闯入了我的生活，打破了我那还算宁静的生活。
来北京的第二年夏天，我因为换了一份工作，又不得不跟着换了一处出租屋。租房给我的，是一个名叫王宁的男人。王宁30来岁的样子，长得不错，人也和善，我租下他的房子后，他就常来我这儿串门，没话找话地和我聊天。
我那时有了一点恋爱经历，所以很快就看出他很喜欢我，想让我做他的女朋友。怕“耽误”人家，于是我就找了个机会告诉他，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想以此婉转地拒绝他的追求。但王宁却对我的“拒绝”置之不理，还像以前那样来看我，对我更加关心、体贴。后来，他竟然每天都开着车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我，中午上班时甚至还帮我买来盒饭，陪我一起吃。
我和住在海淀区的男朋友杨明由于互相离得较远，加之两人每天都要忙于工作，几乎每个礼拜才能见上一面，这就给王宁提供了不少接近我的机会。我对王宁的第一印象就不坏，现在他对我又这样殷勤，时间一长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但毕竟我已经有了男朋友，所以就刻意和王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王宁追我的那段时间，我在工作上很不顺，单位的经济效益出现了滑坡，连工资也不能按时发放了。我虽然想跳槽，但一想到现在工作难找，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的手头越来越窘迫，有时连房租也付不起。
我想向杨明求助，但想到他的收入也不高，生活得也很艰难，便放弃了向他开口借钱的念头。王宁了解到我的情况后，不但没有向我催房租，反而主动要借钱给我。虽然我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但无疑对他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
不过，促使我和王宁走到一起的，还是下面发生的一件事。
凡是在北京工作、生活过的外地人都知道，北京查暂住证查得很厉害。来北京两年了，我都没有去办暂住证。因为几个老乡、同事都对我说，根本没必要去办，检查时躲一躲就过去了，何必每个月多浪费那几十块钱呢？因此，我始终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一直没去办暂住证。
几十块钱对城里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我这个农村出身的人来说却很重要，如果把它寄回老家，够家里一个月的零用钱了。就在我为自己每月都能省下这笔钱而感到庆幸时，谁知这年春节前夕的一个晚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不幸被查暂住证的人抓住了。
如果我身上有钱，就可以交了罚款后马上脱身了。可那时我身上就连50块钱也没有，于是我被查暂住证的连夜送到了收容所。
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我和几十个男男女女被关在一间四处漏风的大屋子里，我冻得瑟瑟发抖。关了一夜，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收容所的负责人对我们说，必须在两天内找人带钱来保我们出去，否则就要被遣送回原籍。
收容所给我们提供了电话，让我们和家人或朋友联系，让他们带着钱来赎人。我迫不及待地拨了单位的电话，但因为临近春节，单位的管理部门放假了，电话没人接。
于是，我又打了男朋友杨明的文化公司电话，可电话也没人接，我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收容所的负责人不耐烦地对我说，哭什么哭，找不到人就换下一个打电话，别浪费时间！
我犹豫再三，最后拨通了王宁的手机。
当时，王宁正在大连游玩。接到我的电话后，他立即中断了余下的游程，用最快的速度返回了北京。在收容所，我一见到王宁，竟然像见到亲人似的，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王宁用手绢帮我擦泪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
王宁帮我交了几百块钱的赎金后，我便重新获得了自由。
回来的路上，看着身边开车的王宁，我甚至想，如果能嫁给这样一个北京人，我还怕没有暂住证、还怕被查暂住证的人遣送回老家？不过，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只是闪了一下，随即便被“不可能”这三个字代替了。至于为什么“不可能”，我倒没去细想。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嘛，瞎想什么？
这次劫难后，我和王宁相处得更近了。
每天上班，他开着车把我送到单位，下班后又准时到单位接我回“家”。一天晚上，他开车到单位接我下班，在一处没人的地方，他假装车子坏了，停下来要吻我，被我拒绝了。虽然我拒绝了他，但他并不气恼，第二天早上仍然开着车到楼下等我上班。
我们的亲密关系，不知怎么传到了男友杨明那儿，他立即从海淀赶来，刚见到我的面，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个脚踏两只船的坏女人，见到了有钱的北京人就和人家勾搭上了，真是不要脸、无耻、贱！
像你这样的烂货，老子在北京见得多了，老子不稀罕！等老子将来混出名堂了，你就是哭着喊着来找老子，老子都不会理你！他不容我分辩，满口“老子老子”地将我臭骂一通，然后扬长而去，气得我浑身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从此，杨明再没来找过我，我也没有主动和他联系过。我们这段脆弱的恋爱，就这样夭折了。
和杨明分手后不久，王宁就开始向我求爱了。或许是因为厌倦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或许是因为对前男友杨明感到极度的失望，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总之，我考虑了几天后，就答应了他的求爱。
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