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 第1部分

　　　　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日本侵略军在已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又在已被占领的长城线上发起一场亘古罕见的制造“无人区”的战争。从这场战争性质看，既不同于正面战场的运动战，也不同于纯系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因为它发动这场战争的对象是“攻伐民众”，目的是造成“匪民分离”；方法是实施“三光”政策；形式是采取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人圈）。以此来割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确保日本“基本国策”所系“生命线”的“满洲”不被“侵犯”。这样的战争性质，决定了这场战争具有时间长、面积广、情况复杂、斗争惨烈的特点。因此，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敌后战场上出现的特殊的历史现象。　　　　
　　　　由于日本侵略军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集中了优势兵力，手段又极其残忍，“扫荡”、围剿、烧杀抢掠，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无所不用其极。从1939年到1944年6年间，在波及现在5省市（区）所属的25个县中，共烧毁村庄1。7万个、房屋380万间，全冀热辽区被日伪血腥屠杀和虐杀35万人之多，大部死于在坚持“无人区”的斗争中，抓走劳工39万人，建造“人圈”2506座，被驱赶到“人圈”里的群众140余万人。按日方宣布，在长城线上构筑了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至独石口的老丈坝约1000公里，宽约30至250公里的一条“严密”的封锁线，宣告制造“无人区”计划完成。　　　　
　　　　事实上，“无人区”里并不是无人，“人圈”里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在日本侵略军制造“无人区”的时候，冀察热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充分发挥长城的民族脊梁精神，为收复失地，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前仆后继，不怕牲牲，始终进行着英勇斗争，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战斗事迹。这里，党群、干群、军民、军政关系发挥得最好，党的统战政策贯彻得最彻底，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党的生命线体现得最深刻。因此，抗日根据地得以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壮大。从1939年的冀东区逐步发展为冀热边区、冀热辽区。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政组织也随之不断变化。从冀东区党分委、冀东地委到冀热边特委，行政上从冀东专署到行政公署；军事机构从支队到军分区。也就在日本宣布完成制造“无人区”计划时，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了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承担着抗日战争局部和全面反攻的战略任务。特别是1945年8月，遵照中央命令率先挺进东北，解放国土，收复失地，完全控制了热河、辽宁全境和吉林大部、黑龙江局部地区。这时的冀热辽区已辖9个专区、70多个县，1900多万人口，军队也发展到13万多人。解放区的扩大和部队兵员数量的增加，为夺取抗战全面胜利和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赢得了先机之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长城线上坚持“无人区”斗争地伟大战略作用，从而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悲况举世瞩目，而在长城线上残酷地制造千里“无人区”的惨景却知之者甚少。本书稿从各方面广集资料，旨在让世人知晓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罪恶行径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与之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历史为今天留下了这笔宝贵的红色革命遗产，相信以其自身的潜能价值，一定会为伟大祖国的复兴显现出它固有的巨大威力。　　　　
　　　　这部《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书稿，是集中外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编辑而成的拥有五卷本的大型文集。第一卷为综合性的专论和媒体评介；第二卷是中共各级组织在当时形成的历史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第三卷为史学工作者经过调研形成的专题资料；第四卷是日方档案文件和有关活动情况；第五卷是日本学者对“无人区”斗争的看法所撰写的专论文章及拍摄的照片。资料量大翔实，内容丰富鲜活，是一部对不同阶层的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具有典型意义的生动教材，也是广大教育和社科工作者教学、研究我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所需要的参考书籍。这正是编篡这套书稿的初衷。　　　　
　　　　编者　　　　
　　　　2005年5月　　　　
　　　　《长城线上无人区文集》编纂委员会　　　　
　　　　顾问白克明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季允石河北省省长　　　　
　　　　冯文海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　　　　
　　　　张群生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主任张力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　　　　
　　　　副主任陈建辉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中共唐山市委、中共承德市委分管党史负责人　　　　
　　　　常务委员张维民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孟祥林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刘长年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委员有关单位11人　　　　
　　　　《文集》纂修组　　　　
　　　　顾问朱福奎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　　　　
　　　　主编陈平编审　　　　
　　　　副主编邓一民编审　　　　
　　　　李成民副编审　　　　
　　　　编辑刘力勤编辑　　　　
　　　　王晓平编辑


第一章　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的由来第1节　两条“屈辱线”

　　　　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攀上燕山的崇山峻岭，逶迤向西，经由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口、黄崖关、将军关、古北口、白马关、靖安堡，抵独石口一段，长约一千公里，雄关要塞，虎踞龙盘，是连结华北与东北的枢纽，沟通关内关外的咽喉，向东向北锁住了热河、辽西两大战略走廊，向南则虎视华北，直下平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这段长约一千公里的长城线上，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无人区”。同时，共产党领导着抗日军民，也顽强地坚持在长城线上的抗日根据地里，并持续突破“无人区”封锁线，向东北推进，展开了举世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被史家称作抗日战争史中最悲壮的一个“特写镜头”。　　　　
　　　　1933年元旦之夜，山海关车站附近一声爆炸，几记枪鸣。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军队，又使出发动侵略战争的惯用伎俩，自制事端，自我报警，自动出击，一举攻陷了要塞山海关，扼住了辽西走廊的咽喉。紧接着就发起了热河事变。从2月21日开始，日军纠集一部分伪军，共10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省进攻。当时驻守热河的汤玉麟、孙殿英等军阀，拥兵20多万，但是，他们都是旧中国腐败的政治土壤里生出的烂果子，吞噬自己同胞如狼似虎，在异族入侵者面前却怯懦如兔，望风而逃。三路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于3月5日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热河10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入敌手。　　　　
　　　　全国舆论大哗。文学家林语堂在《吊热河失陷》的一副对联中讽刺说：“旬日失六十万方里，热汤滚得快，打破古今记录；三天分个半斤饼干，冷口齿已寒，滑天下之大稽。”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顾维钧等人，因受不了外国人的嘲弄辱谩，愤而集体辞职。　　　　
　　　　一心打内战的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舆论和顾全“面子”，让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何应钦指挥长城抗战，并以亲日派分子黄郛以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主持华北政务。何、黄二人达成默契，一个作招架抵抗，一个斡旋求和。长城抗战打响后，30万大军在长城线上一字排开，前方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领土不被日军侵占，不顾个人安危，浴血奋战，曾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全国人民深受鼓舞，潮水般地予以支援。然而何、黄亲日派不仅不准主动向日本侵略者出击，却向侵略者暗送秋波，频频接触，乞求停火。　　　　
　　　　其实，当时日军也看到自己“军事行动已到达极限”，“较中国军队远为劣势的关东军，战斗力殆已用尽，因此，必须乘胜于最短时间内导致停战。惟恐中国军队以反击的余裕。”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室：《大本营陆军部》第337页。而要求停战就意味着战败，日本当然要硬撑着；而根本无心恋战的蒋、何之流，更急切停战。不过，蒋介石碍于“面子”，谈判前再三指示说：“至于协定一节，总须避免文字方式，……绝不能涉及伪国（满洲国）事实之承认以及东四省之割让及相关问题。”②日方也给了点“面子”，答应只是签订一份军事性质的协定。　　　　
　　　　在谈判时，日本绝不示弱，海军两艘驱逐舰朝颜号、夕颜号停泊在塘沽港，将炮口对准会场，以示威胁。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拿出一份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铁板着脸说：“这是关东军最后方案，一字不能变更，中国代表团应在一小时半以内（上午十一时以前）作允诺或不同意的答复。”中方代表熊斌（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总参议）也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意见书。不料，冈村宁次大怒，叫喊起来：“对于停战协定案，只能有‘诺’和'否’的回答，不能有其他的表示！”　　　　
　　　　熊斌一下子透不过气来，没法吭声了。他拿起笔来，缓慢地划上耻辱的一笔。　　　　
　　　　日军在长城沿线划定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标志之一。　　　　
　　　　《塘沽协定》终于在1933年5月31日上午10时签订。长城抗战彻底失败。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签定，在祖国大地上划出了两条“屈辱线”。　　　　
　　　　一条是尽人皆知的《塘沽协定》中明文规定的所谓“军事分界线”，西起延庆，经由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至芦台。从“军事分界线”至长城线内的冀东地区，成为所谓的“军事缓冲区”，中国、日本军队都撤出“军事缓冲区”。这条“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的占领。所谓的“军事缓冲地带”的冀东，实际上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道屏障，又是日本扩大对华北侵略的“滩头阵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对华北以至全中国侵略战争的扩大，这条“军事分界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在万里长城这历史长卷上留下了一笔屈辱债。　　　　
　　　　再一条“屈辱线”是鲜为人知的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线”。这条线的划定，没有经过中日协商谈判，也没有写进任何协定条款，而是由日本单方面划定的。　　　　
　　　　《塘沽协定》中含糊其词地规定日军“回到大致长城一线”，日本侵略者却毫不含糊地沿着长城，从山海关到独石口一线，划定为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把新占领的热河省正式划入伪满洲国版图，而且“顺手牵羊”，将长城外侧原来归属华北的兴隆、青龙两县及密云、怀柔、延庆、赤城各县的部分地区，一古脑地划入伪满洲国。行省已任人宰割，又何惜这县、区之地，国民党政府对入侵者抢占领土的强盗行径未置一词。这条“国境线”也就成为后来制造“无人区”的中心轴线。


第一章　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的由来第2节　日本国策所系的“生命线”

　　　　万里长城，华夏古老文化的象征，却被隔海而来的侵略者当作什么“国境线”，是有深刻历史渊源的。　　　　
　　　　这要从日本所谓的既定“国策”即“大陆政策”说起。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其“大陆政策”的基调。而首先征服满蒙，是其“大陆政策”的先决条件。据《日本近代史资料》记载，日本军本部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从战略上来观察，它（指满洲）本身就形成一个战略关键据点，在这里形成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战略枢纽之地”。所以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中国东北四省，就形同吞到肚里的一块肥肉，是至死也不肯吐出来的。在其侵占了东北的14年过程中，始终将满洲与日本本土视为“一个整体”，完全置于其绝对控制之下。　　　　
　　　　按着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满洲既是日本的“国防第一线”“生命线”，那么，在长城线上划定的“满洲国西南国境线”，也就是日本的“国防第一线”“生命线”的最前沿防线了。　　　　
　　　　日本这种“确立满洲”的“国策”，从其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1937年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通过德国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谈判”条件，在其拟定的《日华媾和谈判细目》的九项条款中第一条就是“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50页。嗣后的一系列斡旋“和平”的国际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有许多变化，但是始终坚持“承认满洲国”。直到其覆亡前夕，1945年5月11日，日本祈求苏联出面斡旋，“体面地结束战争”，提出了诸多对苏联的“让步”条件，甚至依然按其强盗的逻辑，提出将中国的内蒙也“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然而仍然坚持“维持满洲帝国的独立”《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37页。　　　　
　　　　在日本的整体军事力量配备上，将其最精锐的战略总预备队70万关东军，不是驻在日本本土，而是盘踞在中国东北。直到战败前夕，日本军界甚至叫嚣宁可放弃本土，也不放弃满洲。足见满洲在日本侵略者心目中的地位。　　　　
　　　　基于上述种种因素，日本侵占热河之后，就把热河纳入伪满洲国体制，加强统治。特别是在其所谓的“西南国境线”上，更采取了一系列“固边措施”，重兵防守，加强控制，在长城沿线各大小关口都设置了边防警察署（所）及边境海关等机构，严密封锁，俨然成了不可侵犯的“国界”。所以到后来，当其“国界”受到“侵犯”时，就采取了制造千里“无人区”的残酷措施，构造成庞大的战略封锁线。可以说，“满洲问题”就是“无人区”的宏观背景，而“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