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
我从前以责备贤者之义对于新党朋友颇怪其为统一思想等等运动建筑基
础，至于党同伐异却尚可谅解，这在讲主义与党派时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后
来看下去情形并不是那么简单，在文艺的争论上并不是在讲什么主义与党
派，就只是相骂，而这骂也未必是乱骂，虽然在不知道情形的看去实在是那
么离奇难懂。这个情形不久我也就懂了。事实之奇恒出小说之上，此等奇事
如不是物证俨在正令人不敢轻信也，新党尚如此
〔编者按：上文语气未完，疑有脱文，但《益世报》与《苦茶随笔》原刊均如此，
今亦仍之。〕
总之在现今这个奇妙的时代，特别是在中国，觉得什么话都无可说。老
的小的，村的俏的，新的旧的，肥的瘦的，见过了不少，说好说丑，都表示
过一种敬意，然而归根结蒂全是徒然，都可不必。从前上谕常云，知道了，
钦此。知道了那么这事情就完了，再有话说，即是废话。我很惭愧老是那么
热心，积极，又是在已经略略知道之后，难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迹”么？实
实是大错而特错也。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
木虫鱼，要紧要紧。
二十四年六月一日，知堂于北平。
□1935 年7 月24 日刊《益世报》，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儿童文学小论序
张一渠君是我在本省第五中学教书时候的同学。那时是民国二年至六
年，六年春季我来北京，以后没有回去过，其时张君早已毕业出去了。十九
年冬忽然接到张君来信，说现在上海创办儿童书局，专出儿童一切用书，叫
我给他帮忙。这事是我很愿意做的，因为供给儿童读物是现今很切要的工作，
我也曾想染指过的，但是教书的职业实在是忙似闲，口头答应了好久，手里
老是没有成绩，老实说，实在还未起手。看看二十年便将完了，觉得这样迁
延终不是事，便决心来先编一小册子聊以塞责，待过了年再计划别的工作。
写信告诉张君，他也答应了，结果是这一册《儿童文学小论》。
这里边所收的共计十一篇。前四篇都是民国二三年所作，是用文言写的。
《童话略论》与《研究》写成后没有地方发表，商务印书馆那时出有几册世
界童话，我略加以批评，心想那边是未必要的，于是寄给中华书局的《中华
教育界》，信里说明是奉送的，只希望他送报一年，大约定价是一块半大洋
罢。过了若干天，原稿退回来了，说是不合用。恰巧北京教育部编纂处办一
种月刊，便白送给他刊登了事，也就恕不续做了。
后来县教育会要出刊物，由我编辑，写了两篇讲童话儿歌的论文，预备
补白，不到一年又复改组，我的沉闷的文章不大适合，于是趁此收摊，沉默
了有六七年。
民国九年北京孔德学校找我讲演，才又来饶舌了一番，就是这第五篇《儿
童的文学》。以下六篇都是十一二三年中所写，从这时候起注意儿童文学的
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现，比我这宗“三脚猫”的把戏要强得多，
所以以后就不写去了。
今年《东方杂志》的友人来索稿，我写了几篇《苦茶随笔》，其中第六
则是介绍安特路阑（AndrewLang）的小文，题名《习俗与神话》，预计登在
三月号的《东方》之后再收到这小册里去，不意上海变作，闸北毁于兵火，
好几篇随笔都不存稿，也无从追录，只好就是这样算了。
我所写的这些文章里缺点很多，这理由是很简单明显的，要研究讨论儿
童文学的问题，必须关于人类学民俗学儿童学等有相当的修养，而我于此差
不多是一个白丁，乡土语称作白木的就是，怎么能行呢？两年前我曾介绍自
己说：
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
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
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时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
地砍柴的勾当去了。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那么一回事，本没有什么结集的价值，夫日月出矣而
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这个道理我未尝不知道。然而中国的事情有
许多是出于意外的，这几篇文章虽然浅薄，但是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
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在现今
的儿童文学界还不无用处。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主张不定，反复循环，在
提倡儿童本位的文学之后会有读经——把某派经典装进儿歌童谣里去的运动
发生，这与私塾读《大学》《中庸》有什么区别。所以我相信这册小书即在
现今也还有他的用处，我敢真诚地供献给真实地顾虑儿童的福利之父师们。
这是我汇刊此书的主要目的，至于敝帚自珍，以及应酬张君索稿的雅意，那
实在还是其次了。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于北平。
□1932 年3 月刊“儿童”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引
本年三四月间沈兼士先生来叫我到辅仁大学去讲演。说话本来非我所
长，况且又是学术讲演的性质，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
老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去讲了几次，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
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
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
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
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同时北平有
一家书店愿意印行这本小册，和邓先生接洽，我便赞成他们的意思，心想一
不做二不休，索性印了出来也好，就劝邓先生这样办了。
我想印了出来也好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大约就是这几点：其一，邓先生
既然记录了下来，又记得很好，这个工作埋没了也可惜。其二，恰巧有书店
愿印，也是个机缘。其三，我自己说过就忘了，借此可以留个底稿。其四，
有了印本，我可以分给朋友们看看。这些都有点近于自私自利，如其要说得
冠冕一点，似乎应该再加上一句：公之于世，就正大雅。不过我觉得不敢这
样说，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
不必说了，就是叙述上不完不备草率笼统的地方也到处皆是，当作谈天的资
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
万一有学者看重我，定要那样的鞭策我，我自然也硬着头皮忍受，不敢求饶，
但总之我想印了出来也好的理由是如上述的那么简单，所可说的只有这四点
罢了。
末了，我想顺便声明，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我说杜撰，并
不是说新发明，想注册专利，我只是说无所根据而已。我的意见并非依据西
洋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演绎应用来的。那么是周公孔圣
人梦中传授的吗？也未必然。公安派的文学历史观念确是我所佩服的，不过
我的杜撰意见在未读三袁文集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根本上也不尽同，因为
我所说的是文学上的主义或态度，他们所说的多是文体的问题。这样说来似
乎事情非常神秘，仿佛在我的杜园瓜菜内竟出了什么嘉禾瑞草，有了不得的
样子，我想这当然是不会有的。假如要追寻下去，这到底是哪里的来源，那
么我只得实说出来：这是从说书来的。他们说三国什么时候，必定首先喝道：
且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觉得这是一句很精的格言。我从这
上边建设起我的议论来，说没有根基也是没有根基，若说是有，那也就很有
根基的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记于北平西北城。
□1932 年9 月刊“人文”初版本，暑名周作人
□收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知堂文集序
知堂的意义别有说，在集内，兹不赘。我所怕的是能说不能行，究竟我
知道些什么呢，有哪些话我说得对的呢，实在自己也还不大清楚。打开天窗
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
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哪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
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我对于
信仰，无论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羡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觉得十分
的烦难，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没有这种天生的福分罢。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
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
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
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
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老实的朋友读了会误解的地
方难免也有罢？那是因为写文章写得撇扭了的缘故，我相信意思原来是易解
的。或者有人见怪，为什么说这些话，不说那些话？这原因是我只懂得这一
点事，不懂得那些事，不好胡说霸道罢了。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
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
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1933 年3 月刊“天马”初版本，暑名周作人
□收入《知堂文集》
周作人书信集的序信*
小峰兄：承示拟编书信，此亦无不可，只是怕没有多大意思。此集内容
大抵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书，二是信。书即是韩愈以来各文集中所录的那些
东西，我说韩愈为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这种文体原是“古已有之”，不过
汉魏六朝的如司马迁杨恽陶潜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后代的徒有噪音而少
实意也。宋人集外别列尺牍，书之性质乃更明瞭，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
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
理，而尺牍乃非古文，桐城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牍语，可以证矣。尺牍即此所
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
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但此种本领也只有东坡
山谷才能完备，孙内简便已流于修饰，从这里变化下去，到秋水轩是很自然
的了。大约自尺牍刊行以后，作者即未必预定将来石印，或者于无意中难免
作意矜持，这样一来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损伤了尺牍的命根，不大能够生
长得好了。
风凉话讲了不少，自己到底怎么样呢？这集里所收的书共二十一篇，或
者连这篇也可加在里边，那还是普通的书，我相信有些缺点都仍存在，因为
预定要发表的，那便同别的发表的文章一样，写时总要矜持一点，结果是不
必说而照例该说的话自然逐渐出来，于是假话公话多说一分，即是私话真话
少说一分，其名曰书，其实却等于论了。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希望其
中能够有三两篇稍微好一点，比较地少点客气，如《乌篷船》，那就很满足
了。
至于信这一部分，我并不以为比书更有价值，只是比书总更老实点，因
为都是随便写的。集中所收共计七十七篇，篇幅很短，总计起来分量不多，
可是收集很不容易。寄出的信每年不在少数，但是怎么找得回来，有谁保留
这种旧信等人去找呢？幸而友人中有二三好事者还收藏着好些，便去带来先
抄，大抵还不到十分之一，计给平伯的信三十五封，给启无的二十五封，废
名承代选择，交来十八封，我又删去其一，计十七封。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
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
不录。挑选结果仅存此区区，而此区区者又如此无聊，复阅之后不禁叹息，
没有办法。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甚么好看的。这又不是宣言书，别无什么
新鲜话可讲。反正只是几封给朋友的信，现在不过附在这集里再给未知的朋
友们看看罢了。虽说是附，在这里实在这信的一部分要算顶好的了，别无好
处，总写得比较地诚实点，希望少点丑态。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
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
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者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
但是人苦不自知，望兄将稿通读一过，予以棒喝，则幸甚矣。
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作人白。
□1933 年刊“青光”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周作人书信》
苦雨斋序跋文自序
题跋向来算是小品文，而序和跋又收入正集里，显然是大品正宗文字。
这是怎么的呢？文士的事情我不大明白，但是管窥蠡测大约也可以知道一二
分，或者这就是文以载道的问题罢。字数的多寡既然不大足凭，那么所重者
大抵总在意思的圣凡之别，为圣贤立言的一定是上品，其自己乱说的自然也
就不行，有些敝帚自珍的人虽然想要保存，却也只好收到别集里去了。题跋
与序，正如尺牍之于书，盖显有上下床之别矣。是说也，盖古已有之，但如
尼采所说世事转轮，则按时出现既不足奇，而现时当令亦无须怪者也。
我现在编这本小集，单收序跋，而题跋不在内，这却并不是遵守载道主
义，但只以文体区分罢了。我是不喜欢讲载道的，即使努力写大品的序，也
总难入作者之林，其结果是虽非题跋亦仍是小品耳。我写序跋或题跋都是同
样的乱说，不过序跋以一本书为标的，说的较有范围，至于表示个人的私意
我见则原无甚差异也。全稿共有七十五篇，今选取其五十三，分为两部，其
第一分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