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用“shoot”代替了“chutar”，“后卫”用“backs”代替了“beques”，粗略的翻译中用“corners”代替了“escanterios”，用“forwards”代替了“atacantes”。一段时间后巴西葡萄牙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丰富、复杂的习惯用语：迪迪的任意球从弧线最高点急速下坠，踢出了一记落叶球（folha seca）。
巴西最早的无线电广播是在1922年百年展览期间播放的，由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工程师搭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在里约和圣保罗搭建的广播台一直用来播放五花八门的歌剧、古典音乐和教育讲座。这项新科技被巴西的足球热潮所占领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31年，圣保罗保利斯塔教育电台的尼古劳·图马首次在佛罗雷斯塔球场通过现场直播解说了足球比赛。图马用高级宴会上司仪般的嗓音向收听这场足球比赛的女士们先生们表示了欢迎，他描述了比赛的一些细节以及足球比赛的现行规则，这对于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头一次。
体育版面的扩张与广播技术的应用本身正是劳动人民对足球的兴趣日益增加的产物，一场比赛到场的观众开始稳定在10000人，在地区德比大战中观众人数将会更多。这样的球迷群体意味着财路，金钱和竞争不可避免地让球队掏钱支付各自球员接受训练和参加比赛的费用。早在1913年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圣保罗在这方面就已十分明智，他们不愿同无产者和科林蒂安、帕莱斯特拉的意大利新移民者混在一起，故而脱离了保利斯塔联赛，成立了自己的赛事。事实上，他们的态度非常强硬，1916年他们将搞分裂的苏格兰流浪者排除在外，当时苏格兰流浪者队公开为球员支付薪水。1917年这座城市恢复到仅有一个联赛。在随后的几年间人们开始对私底下为球员支付薪水的情况视而不见，随后在1924年，上流社会豪门球队保利斯塔人竞技最终决定开始努力创建一个真正的业余联赛。这个联赛持续了5年，但是球迷和球员一直在向前看。1929年联赛土崩瓦解，保利斯塔人竞技连同这座城市的足球创始人一起退出了足球比赛。
职业联赛在当时仍然不合法，并且被里约足坛会议上的人士认定为不道德行为。兼任弗拉门戈俱乐部主席与城市竞技体育协会（AMEA）主席的里瓦达维亚·迈耶代表与其同一阶层人士发表了讲话。巴西以里约业余球员组成的阵容出战1923年美洲杯遭遇了失利，反思该事件时他说道，输球总好过“征召保利斯塔的那些为了金钱而踢球的唯利是图者”。在随后的十年间，随着以踢球为职业的情况如潮水般涌现，他几乎濒临暴怒的边缘。他认为，“职业球员就是与妓女厮混的小白脸。俱乐部给了他们踢足球所需的所有物质条件，让他们享受足球，他们却还想赚钱？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在弗拉门戈发生。足球的职业化有辱球员品格。”
业余联赛仍然保留了一项传统，那就是上流社会的封闭足球圈不会接纳巴西贫民，包括非白种人。这种情况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体育层面来看，都不是乐观的发展前景。里瓦达维亚及其家族都不愿意和平民球队混在一起，而最重要的是不能输球给他们，但数十年时间过去了，这两种情况均变得越来越有可能发生。重要的时刻来临了，1923年瓦斯科达伽马派出了最好的黑人球员，踢出了完美的足球，吸引了大批球迷的关注，一举夺得了里约市联赛的冠军。阵中拥有4位黑人球星：赛西、尼克利诺、博劳和内尔森·达·孔赛萨奥。
瓦斯科达伽马并不是里约唯一的一支乐于派出黑人球员踢球并为他们支付薪水的俱乐部，但他们却一直是最有可能让这种情况变为现实的俱乐部。俱乐部由葡萄牙社区的一小部分商人创建，他们及其子孙们渴望参与运动，但空闲时间又无法与南区海湾的足球俱乐部的贵族和大学生踢球。因此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从社交圈以外去招收球员。葡萄牙社区正好处在城市的新兴工业区中心，而瓦斯科达伽马的主场也在那儿。在路面上、工厂里和大街上，瓦斯科达伽马的球员经常与穷人们接触。鉴于他们的劳动生活中所带有的强烈商业性质，他们认为支付薪水给球员并不是道德败坏。葡萄牙社区也希望能在这座城市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们也乐意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瓦斯科达伽马曾是里约最低级别联赛的球队，此后他们步步升上了顶级联赛，并获得了冠军。
那些豪门俱乐部感到震惊、羞辱和威胁，纷纷退出联赛，强烈谴责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暗地里的职业化做法，并于1924年建立了自己的AMEA联赛。然而没有了瓦斯科达伽马，球迷数量和俱乐部收益也有所下降，广大球迷都涌向了瓦斯科达伽马以及他们所在的联赛。美洲队、班古、博塔福戈、弗拉门戈和弗卢米嫩塞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邀请瓦斯科达伽马以及另外两家受欢迎的俱乐部圣克里斯托弗和安达拉伊加入。重新加入的条件就是必须引进AMEA联赛卡片，每位球员在监督下每场比赛前都必须亲手填写档案卡片，内容包括球员全名、地址、出生日期和出生地，以及他们工作和上学的地址。事实上联赛还成立了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确保审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就像操控巴西的选举权一样，信息卡片就是一种粗暴的工具，试图将文盲驱逐出去，这样做的效果等同于将穷人和半职业黑人球员排除在外。瓦斯科达伽马的应对措施是将他们的球员送到夜校培训。
随后联赛开始调查球员的经济和就业状况，但是瓦斯科达伽马的董事们为了掩护他们的球星，在公司中给他们安排了有名无实的工作，而薪水却是真实的。瓦斯科达伽马的支持者们尽一切可能买下每一张彩票，都争着想赢得一辆新车，这一切都是以俱乐部一位球星的名义而做的，这位球星受了重伤只能坐轮椅。1929年瓦斯科达伽马再次夺得冠军，当局做出让步，废除了信息卡片，但仍然将职业化的做法保密。
黑人球员并非在所有的俱乐部都受到欢迎：圣保罗一直暗地里将他们排除在外，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了改善。早在1914年就已有了关于黑人球队和黑人联赛的报道，但直到1927年才举行了首场黑人球队和白人球队之间的比赛，当天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赛，以纪念奴隶制的废除。阿雷格里港的格雷米奥俱乐部依然坚持使用清一色的白人球员；里约的美洲队则就派出俱乐部史上首位黑人球员曼特加参赛而完全分成了两派。弗斯托在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深受爱戴，但是媒体却依然将他形容为饥饿的黑鬼，他在追逐皮球的时候“就像在追着一盘食物一样”。（9）
真正能够衡量瓦斯科达伽马崛起的标志是新体育场的落成。圣热拿利奥体育场由葡萄牙流亡建筑师里卡多·塞维罗设计，短短的10个月就建好了，于1927年4月开放。一时间，这个城市的足球重心从弗卢米嫩塞的拉兰热拉斯球场转移到了北部。圣热拿利奥球场成了巴西最大、最现代的足球竞技场，能够容纳50000名观众。看台呈马蹄形阶梯状，其中一边的专区设有座席，供俱乐部董事和投资合伙人使用。两边看台和顶棚清晰简单的线条与主外墙交相辉映：建筑风格混合了新殖民主义细节、山墙、厅台、顶尖和马耳他十字架、彩色玻璃窗以及装饰性的蓝色瓷砖，将巴西过去欧式殖民风格同都市现代风格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巴西政界、教堂代表以及一些名人出席了瓦斯科达伽马球场的落成仪式，包括总统华盛顿·路易斯和另外五名内阁部长，这突显了瓦斯科达伽马的地位。此前的四年里，里约一直处于戒严状态，直到最近才解除戒严，政治家们因此赢得了观众3分钟的起立鼓掌。球场得到了里约大主教莱米的祝福。葡萄牙飞行员萨尔门托·德·贝莱斯在瓦斯科达伽马和桑托斯比赛开始前为球场象征性地剪彩，贝莱斯近日刚刚横跨南大西洋在里斯本和里约之间进行了首次夜间飞行。桑托斯在这场疯狂的比赛中以5比3的比分获胜，瓦尔德尼尔·卡尔达斯在报道中提到球队中锋时称：“他们建造了一个舞台，而我们则上演了一出好戏！”（10）
Ⅳ
20世纪30年代初，巴西的政治正如巴西足球一样陷入了僵局。上流社会俱乐部仍主宰着足球比赛，并且坚持声称，于共和国时期形成的赛事业余化的意识形态在道德上完好无损，声称商业主义的力量和来自底层阶级的社会挑战是可抵制的。在国家政体中旧秩序似乎一直在运转，1930年3月总统候选人胡里奥·普列斯特斯当选，当时全球咖啡价格下跌，他计划将仅有的一点公共资金用于支撑几家挣扎中的咖啡巨头，而不顾其他地方经济上的困境。自前一年华尔街经济崩盘后，巴西经济下滑了差不多5个百分点，随后的一年相同的情况又发生了。尽管动员了南部和东北部结成广泛联盟，共同对抗圣保罗，但南大河州州长赫图里奥·瓦加斯发现，咖啡大亨对总统位置的控制力不可动摇。
选举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1930年7月由政府出资赞助的巴西国家队前往蒙得维的亚参加了首届世界杯。巴西代表队又一次以清一色的白人球员出战，首场比赛中他们就爆冷输给了南斯拉夫队。虽以3比0的比分完胜玻利维亚队，但巴西还是从本届大赛上空手而归。
瓦加斯及其同盟已意料到选举会失败，并不认同选举中臭名昭著的腐败行为具有任何的合法性。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瓦加斯一个。巴西的法学家、律师、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大都已放弃捍卫国家政体，越来越多地抵制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民族身份，并已开始致力于揭露暴政体的多处局限。军事叛变和暴乱的接踵而至表明，现如今应募入伍的士兵已不再为当初作为共和国建国之本的体制而战，军官们也不再相信其价值。旧共和国的根基越来越不稳固。
瓦加斯原本计划在选举结束后立即发动一场政变，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等待时机成熟。他的竞选伙伴佩索阿因为卷入一起桃色事件而遭暗杀，瓦加斯抓住了时机，和一群志趣相投的州长们一起动员武装力量，并说服一些联邦部队加入他们的行列。1930年10月他们在里约举行了游行。时任总统的华盛顿·路易斯被里约军事部队的最高长官说服了，辞去了总统一职。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占领了里约，其中的一两个人还幻想过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当瓦加斯抵达后，他们便将总统之位移交给了他。接下来的两年，瓦加斯开始建立中央集权的巴西联邦政府，这也成了他未来15年中的统治特征。他解散了国会，遣散了军队高层中冷淡的支持者和地方主义者，在他统治的大多数时间内他都启用了紧急状态法，仅保留了一个州长，其余的全都被解雇了，取而代之的是起初忠心于他的行政官员。
旧共和国的灭亡有三大重要原因：首先是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施加的外部经济压力；其次是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和合法性统统遭到了破坏；最后是新兴的上流社会群体坚定不移的改革行动。足球业余化与巴西上流社会对足球垄断的终结也可以归结为与上述类似条件的综合作用。来自日益富有和开放的外国商业足球文化背景下的俱乐部争相签约球员，这种竞争是全球性压力的表现形式。这个过程开始于1925年，当时意大利实业家、扎诺饮品公司和都灵足球俱乐部的老板恩里科·马罗诺·扎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差，途中他看到了前锋胡里奥·利博纳蒂为纽维尔斯老男孩踢比赛，当场签下了他。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足球比赛的决赛在两支南美球队之间进行，这使欧洲各国对南美洲人的足球天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们提供的汽车、公寓和惊人的薪水具有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具有意大利血统的球员尤其受到俱乐部以及意大利法西斯当局的青睐，意大利法西斯预谋让运动员化身为祖国的代表。1930年曾效力于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的伟大前锋阿米尔卡和梵尼兄弟离开了圣保罗，加盟罗马城的拉齐奥队。1931年意大利经纪人再次来到巴西寻找运动员，尤其是圣保罗，那儿聚集了大量的意大利移民。有一次他们从科林蒂安和帕莱斯特拉意大利总共挖走了9位顶级球员。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也不完全是为了钱，还关乎骄傲与尊重。其中一名叫里泽蒂的球员说：“难道剧院里的艺术家们不该受到尊重，享受掌声吗？嗯，我也会成为一名用双脚来创作的艺术家。”阿米尔卡对于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以及原因丝毫没有怀疑：
“我即将前往意大利。我已经厌倦当一名业余球员，非职业化的情况很早以前就不复存在了，在虚假体制的遮掩下，俱乐部只是支付小费给球员，而他们自己则留下了大部分的收益。20年来我为巴西足球已经倾尽全力。但是发生了什么呢？俱乐部越来越富有，而我则一无所有。我即将去一个知道如何按球员技术水平来支付薪酬的国家。”（11）
圣保罗新闻界普遍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一位作家声称，公众无须去关心那些足球巨头的想法，“半打足球巨头是完全依靠这些卖力的球员才能存活下去”。（12）
虽然并没有一家意大利俱乐部愿为新一代巴西黑人球星抛出橄榄枝，但他们还是找到了赚钱的方式。1930年瓦斯科达伽马在伊比利亚巡游时，福斯托和加瓜雷在巴塞罗那下了车，在那儿受到雇佣并拿到工资。来自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的威胁迫使乌拉圭和阿根廷加快了商业化的步伐。随着终将到来的合法职业化足球的日益迫近，顶级球员的工资标准也不断攀升。1932年当时巴西的两位一流黑人球员里奥尼达斯·达·席尔瓦和多明戈斯·达·吉亚前往乌拉圭，分别加盟了两支死敌球队佩纳罗尔和乌拉圭民族队。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诉求并没有起到作用，不仅上流社会业余化的足球模式无法继续维持，而且众所周知所有旧的上流社会俱乐部现如今也都开始采取措施。1932年里约市美洲俱乐部的主席安东尼奥·戈麦斯·德·阿弗拉打破了沉默，他主动承认为球员支付薪水。他号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