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领域进行改革。但即使是如此细微的改革项目也引起了巴西足协的强烈的关注，足协重新修改了规定，迫使整个法案被废止。这种局面在媒体界引起骚动，足球权力机构已沦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笑料，尽管如此，这已是改革能走得最远的一步了。然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在巴西后独裁时代的民主制度下，人民群众的意见即使能够成形与公开地表达出来，也显得无足轻重。里约足协那个时期的主席爱德华多·维亚纳代表了巴西足球组织的普遍观点，他说道：“我痛恨群众的观点。人民群众被机枪扫射都与我无关。我是来自工厂厂长和上流社会的子弟，我是右翼分子。”（10）而在当时，他们均在社会中各行其职。
Ⅲ
在独裁制度下，足球发展成为了上流社会与大众阶层的组成部分，而在民主时代，足球却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对于一些艺术家而言，被军方接管的足球以及与他们勾结所建立起的机构玷污了足球运动。更重要的是，足球摒弃了华丽与表演成分，转而追求胜利，这让巴西人在世界杯上赢球次数变多，但构建神话和英雄的素材却变少了。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一位诗人或作家拥有与安德拉德或林斯·多·里果比肩的才华，可肩负记录足球史的任务，而足球运动也没有再出现在新一代作家的诗作与故事情节中。那个时期的杰出的足球记者胡卡·卡夫里之所以出名，是由于他对足球权力机关诚信度与能力的无情抨击，而非凭空想象出的足球带来的胜利。在视觉艺术领域，20世纪60年代足球与流行艺术的偶然结合是不可复制的，而且足球也没能成为一个有用的载体，来构建他们的装置，进行他们的表演。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巨幅街头艺术场景中包含了来自足球的奇特内容和图像，但这些也仅仅只是巴西地下通道、桥梁与墙壁上成千上万个符号、标志和影像中的一小部分。现如今，足球被巴西艺术圈赋予了更多认同感，留给了天真或外行的艺术家的想象空间，这些艺术家仍在将足球比赛描画成梦境般的色彩炫丽的卡通形象。
经济也从中起到了影响。当时严峻的经济条件挤压了图书、电影和音乐的市场。而巴西电影产业或许是受这些经济状况影响最严重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政府津贴的回撤和来自好莱坞的竞争减少了它的产量，仅剩下一小部分的当地喜剧和国内色情作品。当然，在当时并没有一部值得关注的足球电影。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也没有制作出足球电影。仅仅到了90年代的最后几年，足球电影产业才开始繁荣起来。两部在其他成功的电影中脱颖而出的足球电影，均是在1990年上映。它们作为流行和成功的影视作品脱颖而出，成了巴西对足球态度转变的风向标。
由乌果·吉奥盖蒂执导的《足球，从前有一天》（Boleiros–Era Uma Vez o Futebol）故事发生在圣保罗的一个酒吧。一群从前曾是球员、教练和球迷的朋友聚在一起追忆往昔的足球生涯，故事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一位因受贿而操控了比赛的裁判让球员罚了三遍点球，从而达到想要的结果；过去有一位近视的球员被迫卖掉了自己的眼镜来偿还债务；一位受伤的球员被粉丝穷追不舍，希望他早日康复；一名司职前锋的球星从球队训练营中逃出来，去参加一个浪漫的约会。整部电影语调轻柔、幽默且人性化。毫无疑问，电影具有怀旧和伤感的气质，它不是在描述现实中不存在的“黄金时代”，或是只是通过神话故事而被人们知道的时代。这些都不是足球世界里发生的独特故事情节和背景，而是日常生活中足球运动的一部分；故事的主角既非恶魔，也非天使，而是复杂而有缺点的人。他们的故事并非围绕一个民族形成的伟大瞬间，而是每一天的劳动生活中的琐事，在这个产业中的人们生活得并不会太丰富多彩。
日常琐事就是阿图尔·方特和若奥·莫雷拉·塞勒斯的电影《足球》所关心的中心问题。这部电影由三部分组成。影片以一名职业球员的视角仔细审视了现实生活，并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新电影运动的影片，比如《地下足球》和《人民英雄加林查》。然而，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巴西的足球产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球探、经纪人和中介形成了一张全国性的网络，这种大范围出现的现象需要一些比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立意更高远、范围更广的电影。20世纪60年代，《足球》接受了挑战，从头到尾讲述了球员的整个职业生涯：从勇闯足球圈、通过新职业找到自己人生路的希望之星，到早早退役、挣扎着生存的一代人。第一部分刚开始时，1500个男孩来到了弗拉门戈的年度试训会上，其中有许多人长途跋涉横跨大半个国家前来参加试训，还有一些孩子的家庭借钱来缴纳教练费。电影清楚地呈现了在那样一个生活条件愈发落后的年代，从事足球运动对于个人及他们的家庭而言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逃离贫困之路。在足坛取得成功的几率虽然微乎其微，但看起来仍然要比在底层阶级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成功以及中彩票的几率大一些。一群少年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从内陆的戈亚斯州来到里约。在那里，他们最终与一位经纪人住在了一起，那位经纪人时常拿着望远镜从科帕卡巴纳海滩拥挤公寓的窗户向海滩四处张望。他打电话给格雷米奥，企图将他们出售给俱乐部。等他们长途跋涉来到南部时，发现这桩交易最终化为了幻影。第二部分重点讲述两位球员——卢西奥和埃拉尔多，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成功进入了弗拉门戈队。两人都因生活中巨大的感情与心理压力而饱受折磨，这些压力让他们猝不及防。第三部分介绍了保罗·塞萨尔·卡居的辉煌事迹，他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位球星，以精湛的球技、华丽的气质和这个国家最疯狂的穿着打扮而为世人铭记。在20世纪90年代末时他的头发已经秃了，但是行为依然放荡不羁，他通过高端的私人足球比赛和社会党派的交际网络中谋生。这就是丧失了乐趣和珍贵魔力的巴西足球。人们有很多梦想，但都是关于生存的梦想，而不是对爱好的遐想。
《博雷罗斯》宣告了从魔力和神话向更清醒看待巴西足球美妙过去的这一转变。《足球》则好好地审视了那些梦想，并发现其梦想越来越多地取决于金钱规则。目前为止你看到了怀旧情结与金钱关系，但对于一些人而言，这是情感和精神层面的食粮，帮助他们诠释了人们与足球的关系。
宗教这个巴西足球一直以来的组成部分，是这种长期空虚状态下对文化方面最重要的响应。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天主教在巴西足球中是主要的大众宗教信仰：球员上场前会画一个十字，门将在触碰到横梁时会念祈祷词，前锋进球后会双膝跪地或双手指天。许多俱乐部在自己的基地都会有小教堂。瓦斯科达伽马的小教堂离球场不到30米，存放着来自葡萄牙三大足球豪门波尔图、里斯本竞技和本菲卡的圣土。国家圣母庙中设有偏房，用以存放他们收到的大量球衣以及其他纪念品。非洲的宗教信仰系统，不论是融入了乡村特色的坎东布雷教，还是来自马库姆巴教的城市化神奇力量，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都在巴西足球中得到了展现，当时有报道称球迷将神符带入了球场。
20世纪40年代，瓦斯科达伽马一直无法获得锦标赛冠军，里约人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一位名叫阿鲁比尼亚（Arubinha）的球员给俱乐部下了诅咒，阿鲁比尼亚来自一家叫安德拉里的小球队，他的球队在1937年被瓦斯科达伽马以12比0的比分羞辱过。
天主教和非洲传统一直存在于巴西足球中，正如巴西社会的其他方面，足球的精神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前巴西社会是完全由天主教徒组成，而现如今巴西的福音派新教徒占据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西仅有一小部分福音派新教徒，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人数开始增多，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音派新教徒人数开始呈爆炸性增长。传统的福音派新教徒对生活作风的要求非常严格：不喝酒、不听与宗教无关的音乐、不看电视、无婚前性生活。尽管是这样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但还是对巴西各个城市周边的迷途和饥饿的灵魂具有吸引力，这些人饱受犯罪和毒品的痛苦折磨。这也为球员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他们能够克服职业生涯中苛刻的条件和各种诱惑。正是这种动力促使福音派新教牧师成立了“耶稣的运动员（Atletas de Cristo）”组织，也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米内罗竞技的“上帝守门员”若奥·雷特诞生了。传教士的头目雇用了一小群人，以一种蜂窝状的结构模式，通过祈祷人群及圣经读书会的途径传播教义。他们宣扬新教教义的行为模范，鼓励球员与上帝建立关系，控制自己的生活，监督自己的行为，与心魔做斗争。这种教义与职业球员的情感需求尤为契合，他们的职业生涯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以及竞争对手和竞技状态的波动。在前F1车手阿莱士·迪亚斯·里贝罗的率领下，该组织从各种体育项目中吸收新成员，尤其是在足球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该组织已拥有了7000名成员。他们中拥有的前巴西国脚都能组成一支足球队来出战。单是1994年这一届世界杯就有6位成员，分别是尤尔金霍、塔法雷尔、保罗·塞尔吉奥、穆勒、津霍和马津霍。里贝罗充当了那届以及之后两届世界杯的传教士。一些传统的福音派新教徒仍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足球，看待所有的运动项目，他们将皮球视为“恶魔所下的蛋”。但是这种新教的影响被20世纪70年代神学的繁荣而一扫而空。这个时期建起的新五旬节派教堂所宣传的教条语句上借鉴了自我奋斗和积极向上的心态，鼓励教徒将宗教能量转化为钱财和奖金。这一大转变让教堂得以向一批全新的信徒开放，为他们提供了巨大利润的收入来源，让他们能赚取钱财、获得资产。朴素与贫困的生活过时了，支付、消费与花钱成了当下的潮流。事实上，在加尔文主义的一种离奇扭曲的教义中，消费成了虔诚的外在标志。
球员也是福音派信徒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十年中，上百位巴西球员成了福音派基督徒，尤其是海外大量的散居球员，对于身处异域的他们而言，教堂就是与家人联系的强大纽带。巴西国脚中出了名的福音派信徒包括卢西奥、埃杜、埃德米尔森和卡卡。尤尔金霍在为勒沃库森踢球时曾担任过牧师，并开设了一间教堂。慈善捐款源源不断地流入。基督教堂重生教会的创始人埃斯特万和索尼亚·埃尔南德斯据说拥有5000万美元的身家，卡卡就是他们教会中的信徒。这位巴西中场在效力AC米兰时很显然为他们捐助了200万雷亚尔，只是在发生了领导层财务处理不当的指控事件后，卡卡于2010年离开了该教会。
在1994年世界杯上，巴西国脚站成一圈一齐祷告；2002年他们双膝跪下，尽管巴西队长卡福将胜利献给了他的家人和贫苦人民，而不是耶稣。在夺得了2009年南非联合会杯冠军后，队长卢西奥和其他5名球员穿上了印有“我属于耶稣基督”字样的纪念衫。
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主流足球圈中的故事——关于这些球员社会地位发生改变的不可思议、充满冒险的故事，以及关于个人虔诚的精神信仰发生改变的故事，其实仅仅只是陪衬情节。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或许放弃了足球，但电视和大众媒体仍然不离不弃。球员和球队高层日益增涨的薪水以及他们不稳定的表现，再加上巴西媒体集团的审美观，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将许多球员的私生活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电视剧”——丑闻、竞争、亲子鉴定、摆阔性消费成了足球媒体报道的中心内容。伴随着那侵犯隐私的摄影、无情的炒作以及愤世嫉俗的杜撰报道的出现，现代名流文化孕育而生。
在足球为巴西所提供的人物角色中，没有谁能比埃德蒙多更特别。他出生于1971年，并于1992年首次代表瓦斯科达伽马亮相，同年晚些时候他完成了国家队首秀。虽然他也曾经历低谷，尤其是在意大利的那段时间，但他还是源源不断地取得了许多进球。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人们的谅解——需要原谅的事情多着呢。在18余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共有17次转会，曾5度与瓦斯科达伽马分分合合。他时常与队友、对手、官员、教练、记者、球迷和管理人员发生激烈的冲突。不久后他便得到了“野兽”的绰号，在首个完整的职业生涯赛季里，他共得到5张红牌，并曾因嘲笑3位科林蒂安球员而遭到了对方的攻击，由此还引发了群殴，引起一时轰动。在南美解放者杯比赛中怒摔摄像机后，他在厄瓜多尔遭到了软禁。1997年是他个人进球最多的一个赛季，瓦斯科达伽马最终问鼎了那个赛季的巴甲冠军，在那个赛季中他共被出示了7张红牌。1995年，他因在里约酒后驾车引起车祸而遭到指控，这起事件导致三人死亡。在接下来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德蒙多都在躲避庭审和判决、上诉决议，在真正被监禁了几个夜晚之后，他将法律制度内的罪行都犯了一遍。伴随着许多精彩的进球，他的职业生涯充斥着过激的愤怒、不守纪律的情绪，以及不成熟与暴力行为，所有这些事件的微小细节都被媒体曝光，比如在他儿子的生日派对上，他本打算将一只猿猴灌醉。
在足球王国自述的故事中，我们看不到穷苦人民和虔诚职业球员的挣扎，看到的是坐拥财富、免受制裁的有钱人和社会名流的故事。
Ⅳ
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球迷组织首次出现在里约和圣保罗，当时一群年轻人从20世纪50年代保守的“恰朗加斯”中挣脱出来，并在80年代站住了脚。1997年全国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南大河州的尤文图德对阵圣保罗葡萄牙人队——有55名观众买了门票，像这样少得可笑的观众数在巴西并不常见。在主流足球日报《兰斯》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四分之三的读者认为，是球场